秦晖:汉代儒家的崛起及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影响

主讲人：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秦晖:汉代儒家的崛起及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影响

道法互补：庄子思想流行

案：汉代儒家的崛起，那么秦朝时儒家思想影响如何？秦晖此讲，揭露犬儒主义或与儒家关系不大！

我们讨论道家也好，讨论什么思想家也好，其实关键还是要看一种思想流行的背后原因到底是什么。庄周，他没有生活在秦始皇时代，你也不能就说他就是有意识地要为秦始皇服务，或者要为谁服务。但是庄子的思想在秦朝很流行，这是很自然的，因为秦制造成了一种很严酷的环境。那大家就不能太较真了（犬儒主义有一定时势需求）。最典型的例子“指鹿为马”。赵高牵来一匹鹿，说这就是马，你们说是不是？法家指鹿为马，儒家说这个不是马，那就要被坑；如果说这不是马，好像就不是儒家的立场了。可是庄子说，马也就是鹿，鹿也就是马，其实是差不多的。这么一来，大家就想通了，指鹿为鹿的是儒家，那指鹿为马的就更是儒家了，而且还是大儒家（犬儒主义），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超越了是非之俗见，他已经成了“真人”“至人”了。

案：庄子思想亦有无为等积极意义，秦晖此例孤立，不宜总括庄子思想。

可以说《庄子》这本书充满了智慧，他是一个辩证法的大师，他可以把悲哀的事变成快乐的事，把好事变成坏事。庄子有些故事，他的老婆死了，很多人去追悼，然后就发现他“鼓盆而歌”。庄子是不是已经有了小三，巴不得黄脸婆早点死呢？好像也不是，为什么呢？因为据说是庄子把这些看透了，生和死在他看来是差不多的。你要是钻牛角尖，你就傻了，你最好的办法就是超脱。他讲超脱也不见得就是为了讨好谁，但后世的人懂得这一套东西以后，当然就增加了适应能力。所以，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说法是“在上者指鹿为马，在下者难得糊涂”。这就是法家和道家在当时的一种互补，那时也没有“儒道互补”了，但是的确有“法道互补”，就是专制主义和犬儒主义的互补。

先秦儒家思想尊王攘夷，轻君贵民

案：要了解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影响，首先需要了解先秦儒家思想主流。

道家和儒家对秦制的关系，在“辕黄之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汉景帝时代有一个儒生叫辕固生，他是专门研究《诗经》的，是当时一个很有名的儒家。还有一个人是信黄老之学的，叫黄生。这两个人有一天在汉景帝面前就讨论开了。黄生说，“汤武非受命，乃弑也”。就是说伐夏桀的成汤，伐纣王的武王都是反贼，是弑君的犯上作乱者。辕固生是一个儒家，他就很不高兴，他说怎么能这样说呢，说当时桀纣是暴君，天下都已经非常讨厌他们，然后天下人心归汤武，要求汤武来领导他们推翻暴君，汤武顺应人心，这个是非常伟大的事儿，怎么能说是犯上作乱呢？

然后黄生就说，不对，不能这样说。他说我们要讲顺其自然，顺其自然那就是所有的事儿都有它的自然规律。他说，比如帽子，新的帽子你要戴在头上，这个帽子破了，你还得戴在头上，你不能因为帽子破了，你就把它当鞋来穿在脚下。他说，鞋也一样，鞋就是再新你也不能戴在头上，只能踩在脚下。他说这就像君臣一样，皇上即使是暴君，他也是皇上，你是不能反的。臣子即使再高尚，你也是臣子，就像鞋子再新也要踩在脚下一样，你也是不能倦厌的。汤武他们不懂得这个道理，自诩有什么道德，就想讨伐暴君，这不是胡作非为吗？这不是反动吗？这不是犯上作乱吗？

案：汉代儒家的崛起，尊王道，立大公是其原因之一。

这个时候辕固生讲了一句话，就让汉景帝感到非常之尴尬。辕固生说，假如按照你这个说法，那我们刘邦同志干的算啥事？我们刘邦当年不就是搞反秦革命的吗？如果按照你这个说法，他也是反贼？这下汉景帝有点坐不住了，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讲是也不行，讲不是也不行。他如果说反对暴君是对的，那人家来反他怎么办呢？他已经执政了，那意味着别人也可以反他了。但他如果说反暴君是不对的，那首先汉代的建立就没有合法性，你本来就是革命打下来的天下，只准你革命不准别人革命，这是什么道理呀？那怎么办呢？后来他跑出来说，这个问题太敏感，我们就别谈了。他说天底下好吃的东西很多，你不一定非要去吃马肝，你不吃马肝，人家也不会说你不是美食家；天底下可以做的学问也很多，你不做那么敏感的学问，人家也不会说你就不应该评教授。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于是，大家就再也不争论了。

叔孙通贯通儒法，助汉代儒家的崛起

案：汉代儒家的崛起，汉代儒家思想的流行，背後原因就是时代所需。

汉儒里最早得势的是刘邦时代的叔孙通，司马迁说这个人是“汉之儒宗”，是他为儒家在汉代争得了地位。

叔孙通本来是一个秦代的儒生。秦后来焚书坑儒，很多儒生就被镇压了。但是叔孙通在坑儒的镇压之下还能够幸存下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特别会来事，特别会顺着杆子往上爬。有一次陈胜吴广造反的消息传到咸阳，秦二世就很担心，然后召集大家商量这到底出了啥事。然后有一些人就说，哎呀，皇上，现在情况真的是很严峻，我们很多政策老百姓都非常反感，现在天下都很讨厌我们，搞不好就成蔓延之势了，皇上你真的是得认真对待。还有一些人就说，哪有这回事，我们这个政策老百姓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大家都很热爱我们秦，造反的不过就是些鼠窃狗盗之辈而已。陈胜吴广什么人？那就是些小偷嘛，不足为虑，派几个城管就把他们收拾住了，皇上你放心吧，大家都拥护你。

然后叔孙通就说，哎呀现在啊，我们大秦是非常之伟大的，你们讲的天下都对我们不满，那都是反动言论，对这些人要镇压。他说，“夫天下合为一家，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人人奉之，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说现在天下形势一片大好，大家都很拥护我们，哪有什么造反的？他说这些都是“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捕诛，何足忧”，皇上你就放心好了，没什么大不了的。秦二世一听，很高兴说，哎呀，你真是政治正确。

但是后来秦就乱了，乱了以后，叔孙通就逃走了，逃走以后他在秦汉之际的大乱中，辗转投奔了很多人。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叫“所事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他投奔了差不多十个主人，每一次都是靠吹牛拍马得到地位的。最后他投到了刘邦的门下。刘邦本来是不喜欢儒家的，他手下的像樊哙是一个杀狗的，当然除了张良好像是一个红二代以外，其他的都是些不怎么样的人。陈平、曹参是县政府里头的抄写员，也不是什么官，基本上都是这些人，当时的说法叫“群盗壮士”，好勇斗狠，但是没有什么水平的人。刘邦就喜欢这些人，于是叔孙通投奔刘邦的时候，老是对刘邦说还是壮士管用，还是群盗管用，这些人是英雄，是豪杰，这些人打仗，书生根本就是没用的。

案：法家，君之所需，儒家，君何需之？

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叔孙通就发现刘邦闷闷不乐，为什么呢？因为刘邦当了皇帝，但是他下面的人还是把他当大哥，不懂得尊重他，经常跟他一起喝酒，喝醉了就拍他的肩膀说，哎呀，大哥，我们再喝一杯呀，什么的，搞得他很难受。然后叔孙通就说，陛下，我有一个办法能够让他们服服贴贴的。刘邦一听，说你还有这个能耐，那你试一下，我给你配一个班子，你去琢磨一个治理这些大臣的办法。然后叔孙通就跑去组班子了，找了一些人，把秦代那些吓人的那些东西找来，依样画葫芦，按照司马迁的说法是“大抵皆袭秦故”，就是基本上抄的是秦的那一套东西，但是用儒家的话语做了包装。那么为了包装它，就要找一些专家，于是他就跑到鲁地——儒家的大本营，找了几个儒生加入他的写作班子。鲁地有两个儒生对此就非常反感，说：“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说我见不得你这种样子，你这种做法根本就不是我们儒家做法，我不能跟你去，你赶快走，你不要侮辱我。叔孙通就笑说，哎呀，你们这些人真是书呆子，不通时变。“若真鄙儒也，不通时变”。然后他就跟他的一帮人制定了这么一番东西，然后就在朝廷周围布置了什么金瓜立侍，就是杀气重重的、五大三粗的拿着什么东西，然后就训练大家要三跪九叩，每一步都要按照秦代的要求，如果你不符合这个标准，那就要受到惩罚。

经过再三训练，到了高帝七年，长乐宫修成，大家去祝贺，叔孙通就按照他的那个方式进行了布置。到了那一天大家都循规蹈矩，一个个按照官阶的大小依次走上来，三跪九叩，山呼万岁，然后大家都坐下来吃饭喝酒，一直到喝醉，没有一个人敢吭一声，整整齐齐，鸦雀无声，有一些人跪拜的方式不太符合标准，马上旁边的警卫人员就把他们像捉小鸡一样拎到外面去乱棍打一顿，把大家吓得都浑身发抖。按照史书上的说法“竟朝置酒，无敢欢哗失礼者”，然后汉高帝一看，真是龙心大悦，我这才知道当皇帝的高贵了，就说看样子儒家还是真有点本事啊。

案：通法为礼，合乎儒学，尊君抑臣，大抵政立之必须。

那么这么个人，后来司马迁说，“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他为什么能够成为汉家儒宗呢？就是因为他善变。司马迁说，“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就是秦搞的那一套，在司马迁看来是不合圣制的，也就是说和儒家那一套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但是他可以做到“尊君抑臣”，就是凸显皇上的高贵，凸显臣民的渺小。叔孙通“有所增益减损”，但是“大抵皆袭秦故”，就是他搞的那一套基本上就是秦的那一套，只不过涂了一点儒家的油彩。这就是典型的“儒表法里”，但是叔孙通就是靠这个成了汉家的儒宗。但是话又说回来了，那个时候最时兴的还是黄老，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影响极其有限。

汉代儒家的崛起独尊儒术：董仲舒的新儒学

到汉武帝时，他想有为，就不愿再讲“清静无为”了，但是法家的那一套又很难听，怎么办呢？他就觉得儒家是不是可以呢，于是董仲舒就出现了。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从董仲舒开始的，可是董仲舒在思想史上被称为新儒家。什么叫新儒家呢？因为董仲舒跟孔孟时代的儒家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这个区别主要就是要和秦制兼容，不能反对秦制，不能像原来的儒家一样。原始儒家的特点是崇周仇秦，崇拜周制，仇恨秦制。而董仲舒要与秦制兼容，但是我们也不能说，董仲舒就完全放弃了儒家的东西，他还是想保留一些的。

所以在我看来，董仲舒这个新儒家最大的特征就是在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董仲舒树立了所谓的“三纲五常”。“五常”是孔孟时代就有的，“三纲”可是从董仲舒开始才进入儒学的，而且“三纲”本不是儒家的东西，是法家的东西。最早讲这一套的是韩非，就是“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故君虽不肖，臣不敢悖也”，即便对暴君你也不能反，臣就是要听君的，这一套叫“三纲”。这一套东西本来是韩非的，但是到了董仲舒就纳入进儒学了。

案：尊王本非尊君抑臣，而是尊王道，王道者，则人道也，人文也，五常也，仁政也，爱民也。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影响，莫大乎此。

但是董仲舒作为儒家，他实际上也还想对皇权有所制约的，可革命不能讲了，那怎么办呢？董仲舒就想起一招，这是董仲舒学问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他大量引进了所谓的“谶纬之学”，就是图谶纬书。这个东西老实说也不是儒家的东西，孔孟是从来没讲过这个东西的，而且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什么叫“图谶”呢？“图谶”是从战国时期的阴阳家那里兴起的一种学问，阴阳家特别强调所谓的天人感应，但是董仲舒讲的天人感应是人间的善恶治乱，上天是会有感觉的。上天的感觉会通过一些象征符号来体现出来，比如天上掉下来一块石头了，地下河里头浮上来一块什么东西了，某一家的马生了一匹五条腿的马了。总而言之，上天如果有高兴的或者不高兴的，都会有一些象征，而这些象征有的是图形，就是图谶，有的是一些让人不知所以然的文字，就是纬书。这些东西里面有很深的学问，一般人是看不懂的，谁能看得懂？儒生可以看得懂，那么这个东西就可以用来解释种种事情，比如说有一些事情儒生觉得是坏事，就告诉皇帝说，不得了了，上天不高兴了，某个地方掉下来一块石头，讲一些啥啥，皇上你要注意了，你不注意，上天就要发怒了。如果你做得好的也是一样，那么上天会有某种征兆，比如某个地方出现一只灵芝之类的。所以董仲舒就用这一套神秘主义的东西，试图对君主能够有所制约。（本集完）

注：董仲舒以天人感应，凌于帝皇之上，实属无奈之举。而要维护社会公义，治患于未发，则必需以道统驾乎治统之上，否则，君王之视民如草芥，虽天之体罚，不过革其政而已，何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