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钧》第一批美国留学生在北京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方汉学研究的中心无疑是巴黎。这只要看一件事就全明白了：哈佛燕京学社1928年创立后，曾计划不远万里请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来担任社长，后来伯希和推荐了自己的学生、俄裔法籍汉学家叶理绥（Serge Elisseeff）。后来，随着伯希和、葛兰言（Marcel Granet）、马伯乐（Henri Maspero）等大师的先后谢世，西方汉学研究的中心开始从法国向美国转移，这当然大大得益于战后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地位的迅速提升，而同时也和以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为代表的第一代美国专业汉学家的闪亮登场密切相关。
考察第一代美国汉学家的学术背景就会发现，他们虽然有着不同的师承和不同的研究领域，但却拥有一段共同的经历——1930年代都曾留学北京，短则1～2年，长则4～5年。这批人除了费正清之外，主要还有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宾板桥（Woodbridge Bingham）、卜德(Derk Bodde)、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毕格（Cyrus Henderson Peake）、西克曼（Laurence Sickman）、戴德华（George E. Taylor）、韦慕庭（Clarence Martin Wilbur）。
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是凭借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来北京进修的。除了学术上的进修外，语言上的进修自然也必不可少；为这批年轻学者提供语言训练的是华北协和语言学校（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该机构1910年由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瑞思义（W. H. Rees）建立，本来主要是为来华的英美传教士提供语言培训，后来招生范围扩大至外交和商业人员。据美国学者甘博（Sidney D. Gamble）1921年发表的调查报告称，其时该校“学生人数达到226人，来自26个传教团体，12个商户，5家公使馆”。（《北京社会调查》英文版383页）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作为美国驻华使馆的武官曾于1920～1923年在该校学习过。到1930年代，这所学校由于优良的教学方法和生活条件早已名声在外，成为年轻学者们的不二选择。
关于这所学校的教学方法，曾在这所学校里半工半读过两年的韦慕庭是最有发言权的，他回忆道：“我们用直接法学习汉语。在开始的几个星期，我们听不到一句英语，所有的人坐在一个教室里听老师慢慢地说汉语，他一边说，一边会指着脸上和身体上的器官——鼻子、眼睛、嘴巴、胳膊，或者会介绍人称代词——我、他、他们的用法，或者用动作来演示动词的意思。课后我们有个别的辅导，在一个小房间里，一个老师对一个学生，帮助我们复习已经学过的东西。这些辅导老师一般年纪较大，而且不会说一句英语。对于我这样此前没有学过口语和汉字的人来说，我从这一说话练习中获益良多。说话对我们来说最难的是记住——不，是内化——每一个多音节字和词组的发音的声调。”（《回忆录》英文版27～28页）至于这所学校的生活条件，只要提两点就足以说明，一是该校位于东四的校舍是一幢三层的楼房，它在周围平房的包围中显得鹤立鸡群；二是该校有个网球场，这在当时的北京颇不可多得。韦慕庭与费正清正是在网球场上开始了他们的友谊。
韦慕庭于1932年秋天从哥伦比亚大学来到北京，由于奖学金数量不足，他在语言学校学习时兼做该校图书馆的管理员。与他相比，费正清还要更辛苦些。费正清1932年初作为牛津大学的研究生来到北京，一开始他因为有罗德斯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生活得很舒适，1933年该奖学金到期后他两次申请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都失败了，于是只好到清华大学去兼课，为了在9点钟之前赶到学校，他不得不黎明即起，坐上一个小时的公共汽车赶往远在郊外的上课地点。好在1934年他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不必再为生计奔波了。
当然，即使是在奖学金不足或不到位的情况下，美国留学生们的生活也不会困难到无米下锅的程度。当时美元与银元的兑换率是1：5，留学生们在大部分情况下可以住宽敞的房子，并至少有一名仆人。他们苦读的夜晚也不缺少红袖添香，而在白天，太太们则或者料理家务，或者干点零活（如教授英语）以补贴家用。来北京前还没有女朋友的卜德在北京找到了自己的幸福，新娘来自俄国，结婚后一直支持丈夫的学术事业，后来还帮助丈夫撰写了《托尔斯泰与中国》一书（1950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费正清也是在北京完婚的，新娘是他早在哈佛读本科时就已经认识了；新娘的父亲是哈佛大学鼎鼎大名的生理学教授，1935年曾应协和医学院的邀请来华讲学，同时当然也公私兼顾地看望自己的女儿与女婿。
除了家人的陪伴，留学生们还有定期和不定期的朋友聚会。1934年毕安祺（Carl Whiting Bishop）任美国史密斯苏尼博物馆（即美国国家博物馆）驻北京代表时，曾组织每月一次的聚会，大家在轻松的气氛中讨论一些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美国驻华公使詹森（Nelson Johnson, 1929-1935在任）也时不时地请年轻学者们打打牙祭，以示作为在华最高官员的关心。而让留学生们更为兴奋的是，他们可以在汉语还不熟练地情况下和中国学者用英语进行交流，并向他们请教。民国建立前后留学英美的一批中国学人在1930年代已经成为学界的领袖，占据着北京各大高校的要津。1933年费正清之所以能得到清华的教职，完全得益于蒋廷黻的关照。蒋廷黻于1912至1923年在美国留学，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1929-1934年任清华历史系主任。蒋廷黻是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开创者，曾就如何使用《筹办夷务始末》等中文文献给予费正清很大的提示。除了蒋廷黻之外，费正清还和胡适、丁文江、陶孟和、金岳霖等有过交往，并和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结下终身的友谊。费正清夫人费慰梅（Wilma Fairbank）为这对探索中国建筑的伴侣所写的传记于1994年面世。费慰梅从小就对绘画很感兴趣，到北京后开始研究中国的美术和建筑，梁林夫妇在这方面无疑是她最好的老师。如果说故宫、天坛、长城代表了中国的古老文明，那么这批从欧美留学回国的年轻教授则给北京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生气和活力。这种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交织让北京充满了魅力，美国学生们不约而同地用“黄金时代”来称呼他们留学的那段时光。
1932年刚到北京的费正清在家书中这样描写他和中国学者的第一次接触：“我感到惊讶的是一位现代的伏尔泰——胡适坐在我身旁，敬我笋片和鸭肫肝，别的人也对我异常亲密。我全然不明白之所以如此的道理，但是我一点也没有不快之感，并且借助于通常的中国酒，我感到胸怀开朗，什么事都对他们说了……这要花多大的功夫才能当之无愧地享有这份荣耀呢？”（《回忆录》英文版46页）这种受宠若惊的感觉除了学识的差距之外，也有地位的差距，当时的费正清还处于前途未卜的状况，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日后会成为美国乃至世界的中国学“教父”。实际上，当时他和他的同学们最担心的是毕业后是否能找到一份工作，能否把他们在北京学到的东西派上用场。有一次在和詹森公使吃饭时，卜德情不自禁问了这一方面问题，公使半开玩笑地回答道：“完全没有可能，孩子们，你们只能去揩富人的油，而且最好是去洛杉矶。”时隔三十多年，这句话仍然让卜德记忆犹新，1967年4月24日在费正清60大寿那天，他在贺信中旧事重提，不胜感慨。确实，1930年代无论是汉语教学还是中国研究，在美国大学中都处于极其边缘的地位。眼前北京的留学生活虽然美好，但日后的工作前景却很黯淡。
好在历史的发展出现了重大的转机。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国在华的利益越来越受到关注，在美国政府、学术团体和基金会的支持下，中国研究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得到迅速的发展。在这样的有利形势下，最早的这批留学生很快找到了用武之地，他们在回国后分别执教于哈佛大学（费正清）、康奈尔大学（毕乃德）、宾夕法尼亚大学（卜德）、芝加哥大学（顾立雅）、华盛顿州立大学（戴德华）、哥伦比亚大学（韦慕庭）、加州大学（宾板桥）等著名学府，成为美国战后中国研究的中流砥柱。
在北京留学时，这些日后的大牌教授已经显露出他们的研究兴趣各不相同，如顾立雅主要从事中国上古史和哲学史的研究，希克曼专攻中国艺术史，韦慕庭的研究课题是中国的乡村管理，卜德则潜心研究中国思想史。1930年代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出版后，卜德决定将这部大书翻译成英文，其上册的译稿于1935年完成，1937年在北京由一位法国书商出版；下册的翻译工作颇费周折，直到1952年才和已经出版的上册一起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推出，此后该译本一直是西方各大学中国哲学史课程的标准教材，卜德一生的学术声誉也大大得益于这项开始于留学时期的翻译工作。
总体来说，由哈佛燕京学社派来的学生基本以古代中国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的依然还是传统汉学亦即文献考证的方法。他们对于近现代中国的事情只是一般的关心，并不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他们的老师叶理绥甚至非常极端地认为，1793年以后的中国不能构成真正的学术研究的对象，顶多只能属于新闻学的范围。
与这种“厚古薄今”的倾向不同，费正清将自己的课题锁定在近代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其研究方法在历史学之外又特别注重使用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方法。所有这些使费正清显得与众不同。他两次申请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都被拒绝是不奇怪的，这一经历对他日后决心另起炉灶——建立东亚研究中心来与哈佛燕京学社分庭抗礼——一定产生了某种心理影响。一个人早年的经验往往会影响他后来的发展。
这批最早的留学生后来的发展都很好，真所谓“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由于回国后大家都很忙碌，又分散在美国各地，见面特别是所有人一起见面的机会并不多。费正清在回复卜德祝贺自己60岁生日的回信中，曾希望组织一次老朋友聚会，回顾北京的留学岁月，并把大家的集体回忆结集成册，以志纪念。可惜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今天我们只能从他们零散的个人回忆中拼凑那个时代的学术和生活图景；当然，这要比直截了当地转述往事更有兴味。
《读书》2010年4期，96-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