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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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十五] 古文

　　& 古文，即壁中书及张苍所献《春秋左氏传》。

　　《说文‧叙》云：

　　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

　　又云：

　　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

　　&

　　据《说文解字‧叙》的说法，有两个重点：

　　1.以时间来说，从黄帝史官仓颉造字起，一直到西周宣王时太史籀著十五篇《大篆》之前，这段时间通行的文字，叫做古文。案段玉裁注《说文》，即据此说。因此有说：‘凡言古文者，谓仓颉所作古文也。’

　　2.出处来说，是指孔子写的六经跟左丘明述的《春秋传》。因这些典籍都是用古文写的。案孔子写的六经，指的是孔壁中的经书；左丘明述的《春秋传》，指的是西汉初年张苍献的《左传》。（参见前引蔡著）

　　& 以下再从三方面来看看；

　　（一）古文渊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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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文》所谓古文，许君明谓出于孔壁诸经及张苍所献春秋左氏传。然其产生之时代地区，则颇有商讨余地。

　　（甲）许慎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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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文》所收古文，许君以为乃殷周以来之古体文字。《说文》叙云：

　　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

　　&

　　依许慎之意，自苍颉初造书契，下至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以前，全国通行之文字，皆为古文。

　　（乙）王国维考定

　　& 《说文》所收古文实际乃春秋战国之世流行于东方六国文字。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用当时通行书体。王氏有《说文所谓古文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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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慎《说文解字‧叙》，言古文者凡十。皆指汉时所存先秦文字言之。其一曰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此古文似指苍颉以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之文字，即余前所谓殷周古文，以别于战国古文者。实则不然。叔重但见战国古文，未常多见殷周古文。叙云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潘文勤公攀古楼彝器款识序遂谓《说文》中古文，本于经文者必言其所出。其不引经者皆凭古器铭识地。吴清卿中丞则谓《说文》中古文皆不似今之古钟鼎，亦不言某为某钟某为某鼎字，必响拓以前，古器无毡墨传布，许君未能足征。余案吴说是也。拓墨之法始于南北朝之拓石经，浸假而用以拓秦刻石。至拓彝器文字，赵宋以前未之前闻。则郡国所出鼎彝许君固不能一一目验，又无拓本可致，自难声以入书。全书中而有重文古文五百许字，皆出壁中书及张苍所献春秋左氏传。其在正字中者亦然。故其所谓籀文与古文或异者，非谓史籀大篆与史籀以前之古文或异，而实谓许君所见史籀九篇与其所见壁中书时或不同。以其所见史籀篇为周宣王时书，所见壁中古文为殷周古文，乃许君一时之疏失也。其二曰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此亦似谓殷周古文，然无论壁中所出与张苍所献，未必为孔子及丘明手书，即其文字亦当为战国文字而非孔子及丘明时之文字，何则？许君此语实根据所见壁中诸经及春秋左氏传言之，彼见其与史籀篇文字不类，遂以为即殷周古文。不知壁中书与史籀篇文字之殊，乃战国时东西二土文字之殊。许君既以壁中书为孔子所书，又以为即用殷周古文，盖两失之。故此二条所云古文虽似谓殷周古文，实皆据壁中古文以为说。其余所云古文者六，皆指先秦古文。其尤显明者，曰古文者孔子壁中书也，曰皆不合孔氏古文。又申之曰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其示《说文》中所收古文之渊源最为明白矣。至其述山川鼎彝又分别言之曰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云前代古文者，以别于孔壁之古文。云皆自相似者，以明与孔壁古文不甚相似也。汉代鼎彝所出无多，《说文》古文又自成一系，与殷周古文截然有别。其全书中正字及重文中之古文，当无出壁中书及春秋左氏传以外者。即有数字不见于今经文，亦当在逸经中，或因古今经字有异同之故。

　　&

　　又《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云：

　　余前作《史籀篇疏证序》，疑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并以秦时古器遗文证之，后反复汉人书，益知此说之不可易也。班孟坚言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文字多取诸史籀篇，而字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许叔重言秦姑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秦之小篆本出大篆。而仓颉三篇末出大篆末省改以前，所谓秦文即籀文也。司马子长曰秦拨去古文，扬子云曰秦铲灭古文。许叔重曰古文由秦绝，案秦灭古文史无明文。有之惟一文字与焚诗书二事。六艺之书行于齐鲁爰及赵魏，而罕流布于秦，其书皆以东方文字书之。汉人以其用以书六艺，谓之古文。而秦所罢之文与所焚之书，皆此种文字，是六国文字即古文也。观秦书八体中有大篆无古文，而孔子壁中书与春秋左氏传，凡东土之书，用古文不用大篆，是可识矣。故古文籀文者，乃战国时东西二土文字之异名，其原皆出于殷周古文。而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犹有丰镐之遗，故籀文与自籀文出之篆文，其去殷周古文反较东方文字为近。自秦灭六国，席百战之威，行严峻之法以同一文字，凡六国文字之存于古籍者，已焚烧铲灭，而民间日用文字，又非秦文不得行用，观传世秦权量等，始皇廿六年诏后，多刻二世元年诏，虽亡国一二年中，而秦法之行如此，则当日同文字之效可知矣。故自秦灭六国以至秦汉之际，十余年间，六国文字遂遏而不行。汉人以六艺之书皆用此种文字。又其文字为当日所已废，故谓之古文。此语承用既久，遂若六国之古文即殷周古文，而籀篆皆在其后，如许叔重《说文‧叙》所言者，盖循名而失其实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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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氏别有桐乡徐氏印谱序，更征以传世六国兵器、陶器、玺印、货币之文字，大都与《说文》古文合。而《说文》所谓古文实为春秋战国东土文字之说，遂大信于世。

　　（丙）舒连景之补充

　　& 《说文》叙云：‘及亡新居摄，使大同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舒连景作《说文古文疏证》，取古器载籍文字逐一疏校，证知许书古文不尽与六国合，断有为氏改定，颇发前人所末发，虽字数然多，论及渊源，足资补充。

　　& 古文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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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文》中古文字数，无法作精密统计。除重文逐一标明为古文为籀文为篆文，为或体外，正文中字多无标示，而《说文》正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杨雄训纂篇五千三百四十外，溢出之四千零十三字必有不少古文掺其中，然已无能一一识别。一般言，可从三方面以窥其大略：

　　（甲）许君明言为古文者

　　例如：

　　毒

　　悉

　　旬

　　比

　　困

　　上

　　　

　　（乙）据《说文》叙可推断为古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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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文》叙云：‘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此古文盖指壁中经传，则《说文》中凡称引以上经传者，亦即古文构形如此也。此又可分两类：

　　ㄅ、说解称引壁中经传从而推断该字为古文者

　　　

　　　

　　　

　　　

　　　

　　　

　　　

　　　

　　　

　　　

　　　

　　　

　　　

　　　

　　　

　　　

　　　

　　　

　　　

　　　

　　　

　　　

　　ㄆ、依《说文》归字例可推断为古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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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文》归字凡篆古籀文同者，则该文以小篆身份出。间有异者，除正文外，重文皆分别说明。故从重文可推所正文之所属也。例如：

　　　

　　　

　　　

　　　

　　& 此外如‘　’

　　‘隶’等字之重文虽仅出小篆，仍可证其为古文也。

　　（三）古文在文字学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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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王国维论断，《说文》中古文并非殷周以来古体文字，实际乃春秋战国时流行东土书体。然以其流行亦基于‘约定俗成’。故在文字发展演变上颇多启发价值。举其大者如：

　　（甲）原始形构之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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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文字由殷周古文而大篆而小篆，本是一脉相承，只因大篆出于西周文胜之后，规旋矩折，踵事增华。小篆取之。或颇省改。故于原始形构不免隔膜，今取契金文证之，古文中构形较近原始者，所在多有。即契金未见，依其体式亦可想见由来之有自矣。例如：

　　　

　　　

　　　

　　　

　　　

　　　

　　　

　　　

　　　

　　　

　　　

　　　

　　　

　　（乙）古代谐声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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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声字谐声偏旁为研究古代音韵之重要材料。《说文》古文既证知为春秋战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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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行东土之文字，则利用其偏旁之谐声以比较东西语音之异同，将是直接而可靠之材料。例如：

　　　

　　　

　　　

　　　

　　　

　　　

　　　

　　　

　　　

　　　

　　　

　　　

　　　

　　（丙）义类偏旁之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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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声字义符取其大类，故异时异地每可更易。‘佳’‘鸟’本同，从佳从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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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别固无论矣。从木从艸，从厂从厂，契金文多随意。古文之于篆籀亦得寻绎其义类以沟通其异同。会意字亦然。如：

　　钮

　　播

　　粒

　　崩

　　企

　　槃

　　阱

　　髀

　　睹

　　仆

　　　

　　（丁）简体化之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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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文字源于图绘，其发展演变之趋向简化，为事势所必然。古文异构，此例尤为明显。例如：

　　礼

　　五

　　协

　　堂

　　恐

　　懽

　　恕

　　望

　　宝

　　弃

　　　

　　（戊）增益偏旁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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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化之反面为增繁，就汉文字言乃别有作用。或意义欠明以申之，或易滋饰伪以限之，《说文》古文不乏其例。如：

　　一

　　二

　　三

　　社

　　ㄇ

　　丘

　　　

　　（己）一字别制之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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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文字之渊源同出于殷周古文，然历经演变，遂多歧分，或原始形构保留成分之差异，或方音变迁谐声偏旁之改换，或异时异地义类偏旁之更易，或人事日繁趋向简化，或防闲饰伪增显其义，如前述种种，并一字而别制之所由生也。此外则形意递变，形声并易，位置更换等皆其所由。此不独古文之于篆籀可得而察，即古文本身亦多见此一事实也。如：

　　簠

　　期

　　津

　　游

　　梁

　　御

　　李

　　信

　　簋

　　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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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而言之，《说文》中古文字数虽仅数百，然以其渊源亦基于约定俗成，在发展途径上颇多启示。后世文字之演变，皆可据此以寻绎其条例也。（参见前引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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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文》中的古文有很多是不可信的。要辨认它可信还是不可信，可拿它跟后出的重文（即一字的异体）相此，而由以下三点去考虑：

　　1.是否先简后繁，符合文字演进的法则？

　　2.是否不重形俗体，符合文字构造的原则？

　　3.是否先象形、指事而后会意、形声，符合六书先后的次第？

　　是，即古文；否，即不是古文。有关《说文》中古文的考订，可参阅近人商承祚的《说文中之古文考》。该著共十四篇，依《说文》次第，逐一考订其载录的古文。行文简明，不枝不蔓，颇能就‘字’申论，提出自己的看法。书后附有‘引得’，检阅很方便。民国六十八年五月，由台北市学海出版社影印出版。（参见前引蔡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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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文解字‧叙》说，秦朝隶书兴起后，古文从此绝迹，并不可信。理由很简单，因文字的演进跟改易，不可能全面而彻底根除已有的基础与成绩，而它必须在现有的基础与成绩上努力去做。这样说来，周宣王时，太史籀改古文为大篆《籀文》，实应保存一部分先前的古文；进而秦朝李斯、赵高、胡母敬改大篆为小篆，也应保存一部分先前的大篆；最后程邈改小篆为隶书，当然也会保存一部分先前的小篆，这是很自然而合理的现象。反过来推论，隶书中保存部分小篆，小篆中保存部分大篆，大篆中保存部分古文，也应是极自然而合理的事。至于隶书中到底保存多少古文？那就不得而知了。总之，《说文解字‧叙》的说法不正确，则无可疑。（参见前引蔡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