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殷材周用”与周原凤雏甲骨性质初识

考古发现:“殷材周用”与周原凤雏甲骨性质初识

《左传・襄公二六年》记“虽楚有材，晋实用之。”“楚材晋用”成为一个广为流传的成语，显示人才流动、广纳人才对一个社会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其实，这种政策早在周初即被实施，并促使周文化走向中原，成长为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段历史文化。
《尚书・多方》记载成王对殷遗多士的训诫道：“我有周惟其大介赉尔，迪简在王庭，尚尔事，有服在大僚。”即只要商贵族遗民服从周人的统治，就不仅可以得到赏赐，而且还可被入选王庭担任要职。考古发现同样也证明了这点。1976年，扶风庄白西周青铜器窖藏出土的微史家族青铜器中墙盘铭文明确记述了商微家族在商末投降周人后，一直受到周王重用，被任命为史官的重要史实。同类例证尚有多例（1）。
1991年11月，在周公庙遗址范围内的北郭乡樊村村北发现铜小⒏旮1件，其中铜械匿下腹壁有铭文，为“亚其”，时代属商末周初（2）。“其”一名见于三件著名的青铜器上，即故宫博物院藏二祀、四祀其卣和六祀作册（佳又）卣上。这三件青铜器传出土于安阳，是少数有长铭的商末青铜器，经过专家论证和X射线检测，被认为是真器（见《故宫博物院院刊》1998年第4期发表的一组文章）。在二祀、四祀其卣上，除了“其”人名外，族徽为“亚貘”。六祀作册（佳又）卣铭文记载了其赐给作册（佳又）物品之事，族徽也是“亚貘”，说明所有作器者属于同一家族。同样的“貘”字也见于凤雏甲组基址出土的H11：19甲骨上。另外，四祀其卣铭文中有“文武帝乙”的称谓也与凤雏出土甲骨H11：1一致。作册是官名，商周之际铜器上常见作册一官，职位很高。铭文显示其家族有任作册官职的。岐山樊村出土的“亚其”猩先嗣与故宫藏其卣一致，但族徽中的“貘”换成了“其”，李学勤先生认为“此兄魅艘匝沁其为族氏，当为其的子辈。”（3）此说有理。由此可见，其在商末官职地位很高，有人依据其卣铭文，认为其在商王朝内担任的官职相当于《周礼》中的“大宗伯”或《礼记・内礼》中的“大祝”，是商王朝宗教活动方面的高级官吏（4）。有学者根据其卣铭文中以周祭祀典时日记时，推测其应为王之亲宠，或亦是王室宗亲（5）。而这些铜器的时代及其主人的活动正在商末周初。
“亚其”家族青铜器为什么出现于大周原范围内的岐山周公庙一带呢？一种可能是周人灭亡殷商王朝时劫掠而来。但我们认为其情况可能与“史微”家族相似，是殷商贵族人才被周人笼络，服务于新统治者的又一例证。
经考古发掘，在周原遗址凤雏甲组建筑基址内的H11、H31内出土甲骨文一批，是迄今发现的最大一批周甲骨文，意义重大。这批甲骨一出土，其性质和来源就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
首先，从埋藏环境看，这批甲骨文的埋藏环境与殷墟不同，前者与陶片、红烧土、兽骨、骨器等废弃物同出，后者往往整坑出土。如果后者能被称为商王的王室祭祀占卜档案记录，前者的出土埋藏环境则让我们很难与这种结论相联系。
在凤雏出土的甲骨文中，也提及商王的名字多次，另外还有周方伯、毕公、大保的名字。因此，明显地，我们对凤雏甲组基址性质的认定，绝不能简单地由这些人名而定。
在此，我们有必要专门讨论凤雏甲组基址出土甲骨卜辞的性质和归属。凤雏甲组建筑基址H11和H31出土的甲骨文，其形制即有商甲骨占卜的特点，又有明显不同于商人甲骨占卜的特点，其内容及记载有“周方伯”、“毕公”、“大保”等名字，更记载有对商王，如成汤、文武丁等的祭祀。正是因为这种商周人名、甲骨特征共存现象，使学术界对这批甲骨的性质、归属产生了极大的分歧（6）：有主张周原出土甲骨出自商人之手者（7）；有主张周原出土甲骨出自周人之手者（8）。但这两种观点都有各自不能令人信服的解释盲点。第三类观点考虑到以上两种观点的问题，将周原甲骨卜辞分为庙祭甲骨卜辞和记事刻辞两种（9），或认为庙祭甲骨卜辞出于商人之手，记事刻辞出自周人之手，或认为庙祭甲骨卜辞为殷人所为，但出自周族入朝商王室的卜官之手，因此占卜时仍须遵用殷制，又不可避免地保留着周族占卜的某些作风，族属上仍为周人甲骨。将凤雏甲骨分为庙祭和记事两部分无疑对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基础，但将庙祭卜辞解释为出自入朝商王室的周族卜官之手，后又携回周原颇为牵强，因为，周人祭祀商王总是不易理解的，庙祭商王卜辞与周人记事刻辞出于同一废弃灰坑中，更不易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既然现有几种解释均有可商榷之处，那么，我们可否换个思路来考虑凤雏甲骨性质及归属问题呢？
近来，杜金鹏先生研究三代大型建筑基址，通过比较凤雏基址群与云塘基址群的异同，并联系商代现已发现的大型建筑的特征，指出：凤雏基址属于甲类建筑，为前后两进的四合院，主体殿堂居中，前有门塾，后有寝室，左右连以廊庑。这种“密联式”组合的最大特点是主体建筑与附属建筑紧密联结为一体，构成一个封闭的建筑组群，外围不需要另设专门围墙。乙类建筑以云塘建筑群为典型代表。云塘建筑是一个完整的建筑院落，主殿居中，东西配殿居左右前方，门庑在正前方。这种“散点式”组合的最大特点是主体建筑与附属建筑呈品字型布列，且各自独立、互不联属，用专设围墙构筑建筑组群的外围轮廓。
此外，两类建筑还有其他的差别：第一是建筑朝向。甲类建筑为南偏东，而乙类建筑为南偏西。第二是屋顶用瓦量。甲类建筑用瓦很少，而乙类建筑遗址出土大量瓦。第三是散水与路面处理，乙类建筑常见用鹅卵石铺设的散水和庭院中路径现象，而甲类建筑不见此现象。
据此，杜金鹏先生认为：凤雏建筑制度多承袭了河南、湖北等地商代宫殿建筑特质，而与周原云塘、齐镇、召陈等西周建筑不相一致，从而显现出凤雏建筑在周原众建筑中间的特殊性。周原甲类宫殿建筑与河南等地商代宫殿建筑在建筑布局和建筑结构诸方面颇多共性，其间存有源流关系殆无疑问，即周原甲类宫殿建筑应是秉承了商代宫殿建筑的主要制度与要素。就现有资料而言，周原乙类宫殿建筑应是“西土”文化的代表（10）。
我们认为杜金鹏先生的观察和结论非常有道理。孙华先生也曾提出凤雏建筑是商制，有商代建筑特点。
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凤雏建筑群的主人与商文化关系密切，可能就来自于商，是生活在周原的商贵族后裔。他们在周王庭服务，正如史微家族一样，由商人转而降周，甚至可能担任王室史官这样的要职。
如果这种假说成立的话，那么，凤雏甲骨的性质就可以这么理解：即记事刻辞内容属周人，正是王室史官的职责所在，要记录周王及高级官员的各种活动；而庙祭卜辞属商人系统，是史官祭祀、追述自己祖先活动的反映或是部分商系祭祀卜辞的存留。正是因为甲骨所有者是商人，从商周时期祖先崇拜信仰和宗法制祭祀对象来说，庙祭时要祭祀自己的祖先DD商王先祖及自己的直系祖先，并在祭祀活动中，颂扬祖先的丰功伟绩。这类例证在古史中是有例证的，如《诗经・商颂》。我们知道，《诗经》中的“颂”是宗庙祭祀祖先，祈祷神明的乐歌，虽然《商颂》各篇的制作年代有很大争议，但其为周代宋国的宗庙祭祀乐歌是没有问题的（11）。同样，据文献记载，武王灭商后封纣王之子武庚，“俾守商祀”《史记・宋世家》记载，周人封殷贵族微子启于宋，也是要“代殷后，奉其先祀。”从《诗经・商颂》中的“那”、“烈祖”、“玄鸟”、“长发”诸篇中可看出，作为商王室微子启之后的宋国，在重大祭祀活动时，祭祀成汤、武丁等先祖的情况，其中尤以成汤为重，反复申述。1978年，在河南固始侯古堆1号墓发现一对宋景公为其幼妹陪嫁所作的青铜，铭文中，景公自称为“有殷天乙唐（汤）孙”，也显示其尊崇祖先成汤，以其后裔自视的态度（12）。从这一角度，我们就可以理解凤雏甲骨（H11：1）上所记载对成汤的隆重祭祀活动。另外，“文武帝乙宗”，多数学者认为是商王朝倒数第二个王DD帝辛之父帝乙的宗庙。H11：1所记载在帝乙宗庙内的贞卜祭祀成汤的活动可能显示卜辞主人是商王帝乙的后人，在家中立有伟大祖先及其直系父亲的宗庙，他在家庙内举行过祭祀祖先DD成汤的活动。
有学者可能会提出，在周原凤雏甲骨文字中有“王”的记载，如“癸巳，彝文武帝乙宗，王其昭……”，“贞，王其佑大甲……”等。这些“王”是指周王呢，还是商王？或有其他什么意思？从文辞上下文看，指商王的可能性更大。如果是指商王，与我们推测凤雏建筑基址的主人是来自商王朝的贵族及其后裔是不矛盾的。另外，至周初时，受封“俾守商祀”的武庚可能仍然称王。梁山七器之一的太保簋铭文有“王伐录子……”，此录子被认为是商纣之子武庚禄子。而录子在另一器上作“天子”，说明殷商H遗王子禄父犹能居天子之号（13）。实际上，西周时期，尤其是初年，称王的情况比较复杂，不仅仅只有周王可以称王。王国维在《古诸侯称王说》一文中指出，商周之际，并未形成后世那种一统的局面，异姓诸侯归附商周王室，在其方国以内又自称王号是一种正常的情况（《观堂别集》卷一）。见于铭文的有丰王（丰王斧）、吕王（吕王作鬲壶）等，见于文献的有徐偃王，楚国在夷、厉之际也开始称王。居于周原附近的宝鸡、陇县、千阳一带的姬姓饕部梢猿仆酰传世或出土的有铭青铜器有魍醴蕉Α魍踟铡魍躞等（14）。
如果我们上面的推论成立的话，那么，从这个角度去判研凤雏甲骨卜辞的归属和性质，可以推断：其主人是归降周人的商朝高级贵族家族，他们在周王室任高级史官类职务，负责为周王占卜、记事等职责。同时，这一家族又保持着对自己祖先的祭祀，并保存了部分商系祭祀卜辞。这种祖先祭祀活动是符合周代的祖先崇拜信仰和宗法制度原则的。因为这类记录多属贵族家事性质，所以时间一长，就被废弃于灰坑之中，而未象皇家档案一样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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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杜正胜：《略论殷遗民的遭遇与地位》，《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3本第4分册，1982年。
（2）庞文龙、刘少敏：《岐山县北郭乡樊村新出土青铜器等文物》，《文物》1992年第6期。
（3）李学勤：《帝辛元至十一祀祀谱的补充与检验》，《夏商周年代学札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
（4）连劭名：《其三卣铭文新证》，《故宫博物院院刊》1998年第4期。
（5）朱凤翰：《有关其卣的几个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1998年第4期。
（6）曹玮：《周原甲骨文》，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
（7）王玉哲：《陕西周原所出甲骨文来源的试探》，《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2期。
（8）高明：《略记周原甲骨文的族属》，《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5期。
（9）李学勤：《周文王时期卜甲与商周文化关系》，《人文杂志》1988年第2期；王宇信：《甲骨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周原出土商人庙祭甲骨来源刍议》，《史学月刊》1988年第1期。
（10）杜金鹏：《周原宫殿建筑类型及相关问题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十四期。
（11)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台北，1994年11月；陈子展：《诗经直解》（下册），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
（12）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组：《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
（13）白川静：《金文通释》第2辑，《白鹤美术馆志》第2辑，1962年。
（14）卢连成：《西周鞴史迹考略及相关问题》，人文杂志丛刊第二辑《西周史研究》，1984年8月。

本文曾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7期，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