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西藏”一词的来历简说(2)

  来源: 中国汉字网

不过至少到《清实录》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正月己亥条，就多次出现“西藏”一词，其中说：“先是，拉臧立波克塔胡必尔汗为DaLai喇嘛，青海众台吉等未辨虚实，彼此争论讦奏，上命内阁学士拉都浑率青海众台吉之使入赴西藏看验。至是，拉都浑回奏：‘臣遵旨会同青海众台吉之使前往西藏，至噶木（达木）地方见拉臧，……’寻议：‘……青海众台吉等与拉臧不睦，西藏事务不便令拉臧独理，应遣官一员前往西藏协同拉臧办理事务。’得旨：‘依议。其管理西藏事务著侍郎赫寿去。’”1710年（康熙四十九年）三月戊寅条则说：“议政大臣等议：‘拉藏及班禅胡土克图、西藏诸寺喇嘛等，会同管理西藏事务侍郎赫寿，疏请颁赐波克塔胡必尔汗以DaLai喇嘛之封号。查波克塔胡必尔汗因年幼，奉旨俟数年后授封，今既熟谙经典，为青海诸众所重，应如所请，给以印册，封为六世DaLai喇嘛。’从之。”（8）这是在清朝君臣议事时反复使用“西藏”一词的事例。１７２１年清军驱逐侵扰西藏的准噶尔军后，康熙帝撰《御制平定西藏碑文》，其中有“爰记斯文，立石西藏”一语，这就正式把以拉萨为主的卫藏地区命名为“西藏”（9）。
  
　　清朝为什么在沿用“图白忒”、“土伯特”、“乌思藏”、“卫藏”等词之后，又造“西藏”一词来指“卫藏”地区，迄今还未见深入探讨。“图白忒”用作地名时泛指青藏高原，不适合用来　专指卫藏地区，而“卫藏”中的“卫”字，与明清时代军政机构中“卫、所”的“卫”字相同，也不宜用作某个地区的专名。康熙皇帝还曾经把“卫藏”中的“卫”误会为《禹贡》中所说的“三危山”的“危”，他曾说：“禹贡‘导黑水，至于三危’，旧注以三危为山名，而不能知其所在。朕今始考其实。三危者，犹中国之三省也。打箭炉西南，DaLai喇嘛所属为危地，拉里城东南为喀木地，班禅额尔德尼所属为藏地。合三地，为三危耳。”（10）大概后来康熙皇帝也发现此说有误，故不再坚持。康熙皇帝还曾经把西藏地区直接称为“西地”，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收到清军从噶尔丹的使者那里截获的噶尔丹写给西藏DaLai喇嘛、第巴桑结嘉措、拉穆护法、乃穷护法等人的信件后，康熙皇帝在信件开首处朱批“噶尔丹致西地书稿十四件”存档（11）。《清实录》记载，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十月丁未康熙皇帝在和大学士等人谈话时又说：“国家承平日久，武备不可一日少弛。・・・・西地健壮者咸欲投军，南方则不然，本身衰老，子弟代充，所以懦弱者众。”可见康熙皇帝把西藏、四川藏族地区都称作“西地”。而藏文“卫藏”中的“卫”字恰与满文中的“西方、西方的”（wargi）一词的读音相近，且卫藏地区又处在中国的西南部分，因此可能是“卫藏”一词先在满文中译为“wargi Dzang”，即“西方的藏”，再从满文译成汉文，即是现今常用的“西藏”一词。今查《满汉大辞典》中，“西藏”一词的满文是wargi　ts’ang，而“西城”一词的满文是wargi　hecen，意为“西边的城”；“西域”一词的满文是wargi　ba，意为“西面的地方”（12）。承蒙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王钟翰教授帮助将《清实录》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三月戊寅条中的“得旨：‘依议：拉藏及班禅胡土克图、西藏诸寺喇嘛等，合同管理西藏事务侍郎赫寿・・・・’”一段的满文查出，此处的满文为：
  
　　suwayan tasha inenggi hebai gisurehengge ladzang jai bancan hutuktu　wargi dzang ni geren miyao　lamasa wargi dzang ni baita be kadalame icihiyara ashan　amban heseo　emgi acafi wesimbuhe bade……seme wesimbuhede yabubuha：
　　这里两次提到西藏时所用的满文词组都是wargi　dzang，也即是“西面的藏”。由此推测，是清朝的满族君臣把“乌思藏”理解为“西面的藏”，称之为“wargi　dzang”，翻译成汉文时译作“西藏”，这样才出现了汉文的“西藏”这个地理名词，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到雍正初年，随着平定青海蒙古罗卜藏丹津之乱，清朝直接统治了整个青藏高原。1726-1728年，清朝派四川提　督周瑛、宗室鄂齐、学士班第等察勘划定西藏和青海、四川、云南的地界。当时确定玉树四十族归青海，藏北三十九族归西藏，青海和西藏以唐古拉山为界；四川和西藏以宁静山为界，宁静山以西属西藏，宁静山以东属四川，迪庆中甸属云南。后来“西藏”的范围还有过一些小的变动，但是大体上以雍正年间的划分为基础。
  
　　不过，尽管在康熙皇帝的后期清朝的汉文文书中广泛使用“西藏”一词，但是似乎并没有正式确定划一过。雍正九年（1731年）雍正皇帝加封颇罗鼐时，仍封他为“办理卫藏噶隆事务多罗贝勒”，所颁银印的印文即为“办理卫藏噶隆事务多罗贝勒之印”。而乾隆皇帝在1757年七世DaLai喇嘛圆寂后任命第穆呼图克图为摄政，在新DaLai喇嘛成年以前代理DaLai喇嘛职权时，赐给第穆呼图克图“管理西藏事务掌黄帽教法班丹诺门汗之印”时，印文上的满文将“西藏”一词仅用“dzang”一字对应，可见到乾隆时期满文对于“西藏”已经可以用“dzang”一个字来简称。至于私家著述，仍有记述西藏的书冠以“卫藏”名称者，如著名的乾隆后期的驻藏大臣和琳所编的《卫藏通志》。但是乾隆以后的汉文史籍中“西藏”已成为通用的固定名词，而“乌思藏”、“卫藏”的名称不再有人使用。
  
　　由于清朝将“卫藏”地区定名为“西藏”，“藏”成为“乌思藏”、“卫藏”、“西藏”称谓中的主体字，“藏”从本来是指年楚河流域和雅鲁藏布江上游两岸的专用地名变成对整个“卫藏”的简称，以后遂有以拉萨、山南地区为“前藏”，以日喀则、江孜地区为“后藏”的习称。而且这一名词的制定，还对中国其他各民族对青藏高原和它的居民的称呼造成了更大的影响，因为在民国时期又以“藏族”代替“吐蕃”、“西番”、“番族”等称谓，成为汉语对青藏高原世居民族的族称。因此，他们的语言被称为“藏语”，文字被称为“藏文”，他们信仰的佛教也被称为“藏传佛教”。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清朝没有以“西藏”代替“乌思藏”、“卫藏”的称呼，对藏族就应当沿用“吐蕃”、“西番”、“图白忒”、“土伯特”的称呼，在民国时期就可能被称为“蕃族”、“土伯特族”，那么，今天的西藏自治区按照一般的命名原则，就有可能是被称为“乌思藏蕃族自治区”或“卫藏蕃族自治区”、“乌思藏土伯特族自治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１９６５年西藏自治区正式建立，西藏一词即成为西藏自治区的简称，在与其他省市并列时，有时又简称为“藏”。
  
ァ∮⑽Tibet一词，可能源于突厥人和蒙古人称藏族为“土伯特”，在元代经阿拉伯人介绍到西方，也即是源于藏族的自称　bod。在民族称谓上，Tibet　对应于“藏族”；但是在地域称谓上，Tibet　有时对应于“西藏”，有时又泛指整个藏族地区，与“西藏”的含义有重大差异。在法、德、俄、日等文中也是如此，这是翻译外文资料和将有关西藏的资料译成外文时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办理卫藏噶隆事务多罗贝勒之印管理西藏事务掌黄帽教法班丹诺门汗之印（13）  


    作者：陈庆英


    注释:


　　（1）多杰才旦、江村罗布主编《西藏经济简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版，5 8页。
　　（2）安才旦《“吐蕃”一称语源及含义述评兼论“吐蕃”源于古突厥语说》，《中国藏学》汉文版，1988年第4期。
　　（3）第吴贤者著《第吴宗教源流》，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223 224页；巴俄・祖拉陈瓦著《贤者喜宴》，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上册，151 152页。这段记载说：“・・・・第七由玛桑九部（九姓）统治，故此地之名为蕃康六福之地，此时出现了箭袋、刀剑、盾牌等武器；第八由龙族统治，故此地之名为蕃康岭古（九洲）。”
　　（4）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所收录的《唐蕃会盟碑》，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13、20页。
　　（5）（6）顾祖成等编《明实录藏族史料》，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二册，1086 1087页；1098 1099页。柳升祺、常凤玄教授最早注意到这一记载并进行了分析，见《中国藏学》汉文版1988年第2期发表的他们的论文《西藏名义辨析》。
　　（7）（8）顾祖成等编《清实录藏族史料》，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一册，34页、186 187页。
　　（9）此碑至今仍立于拉萨布达拉宫山下，《清实录》康熙六十年九月丁巳条录有碑文全文。  
　　（10）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辛巳上谕，《清实录藏族史料》，第一册，259页。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131页。
　　（12）安双成主编《满汉大辞典》，辽宁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1082 1083页。
　　（13）欧朝贵、其美编《西藏历代藏印》，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79页、89页、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