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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国人所知所行的多数决原则(MajorityPrinciple)，也就是少数服从多数的观念，当然是西方的舶来品。但神州万里，往史千年，中国人的头脑中就从未萌生过类似的思想吗？
前些时候，读到美国政治学家海因伯格(J.G.Heinberg)《多数决原则的历史》(1926)的译文(张卓明译，载《法史学刊》第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触发了我的联想和探索，遂对中国古史中的多数决问题作了初步的文献搜寻。因为研治之日未久，积累之功未深，而且此课题又少所依榜，自不可能周到；但考虑到问题的重大，研究的缺乏，姑先草成此篇，以作投石问路。
研究史的回顾
对于中国古典民主问题的追溯，学界并非一无所论，但大都着重于思想层面，仅作思想史的梳理，而忽略了制度和规则方面――多数决问题，似乎就可算古代史研究的一个盲点。以我个人的涉猎，则仅知有以下数人而已。
严复1903年所译英人甄克思(E.Jenks)《社会通诠》(1900)一书，有“国家之议制权分”一章，对多数决有专门讨论，称之为“从众之制”：
用代表之治制，而操国家议制之权，则必先有一法焉，而后有以行其制也，则从众是已。夫从众，今日有议院之国所同用也。虽然今同，而云古即如是，则不可。古之民不识从众之义也……议院之从众，仅始于近古，前夫此者，未尝以众同为决议之物也。
可知甄克思认为，即使在西方，多数决也是近代才形成的制度。故严复亦承其义，在按语中表示：
宜乎，古之无从众也！盖从众之制作，必社会之平等，各守其轸畔，一民各具一民之资格价值而后可。……即今中国，亦无用从众之法以决事者。
但甄克思又自相矛盾地指出，古代社会有一种“哗噪之选举”：
其始之出占，非若今之书名投匦也，众各呼其所举者之名，为哗噪，所众举者，其声洪以闻，所寡举者，其声微以弱，此其以众蚀寡之道也，其法之粗如此。……效战陈之行列，而料简其人数，此亦古法也。
通过双方呼声的大小以分胜负，是为呐喊(shout)法；通过分行计算人数的多少定胜负，是为分列(divide)法；两者都是多数决的原始形式。这就意味着，多数决原则虽在近代西方始大行其道，但却不能说仅仅是近代西方的产物。
以西方民主观念和制度为参照，发掘本土相应的史迹，是近世以来中国思想家一种自然而然的思路――梁启超作于1896年的《古议院考》是如此，作于1922年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仍是如此，他在书中引用了《左传》所记栾书(武子)的对话，并说：
……读此一段，可以知吾先民对于“多数取决之制度”，作何等观念。多数取决，为现代议会政治一铁则，良无他道足以易之。……栾书之言谓两善相均则从众，果能如此，真可以现出理想的好政治，独惜言之易而行之难耳。(《先秦政治思想史》“前论”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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