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潜文献，恒毅拓新

  作者: 邓　建

　　在当今的词学研究队伍中，王兆鹏先生是一位特色鲜明、卓有建树、广受尊重的学者，近年来他接连推出一系列扎实厚重、新见迭出的研究成果，在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两度荣获夏承焘词学奖一等奖，为此奖设立二十多年来唯一蝉联一等奖的得主。2006年，在南昌举行的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他被推举为中国词学研究会会长，是词学研究“新一代领军人物”（邓乔彬先生语）。余虽驽钝，有幸从先生游，受先生谆谆教诲、耳提面命，对先生之笃学多思、谦逊和雅、恒毅进取深有体悟，兹略述先生之治学特点与学术风范，奉飨同好。
　　
　　一
　　
　　王兆鹏先生师从一代词学宗师唐圭璋先生，在唐先生门下三载，勤于问学，刻苦上进，恭敬有礼，深受唐先生赏爱，彼此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成为学坛佳话。王兆鹏先生每念及师恩，无不唏嘘感慨，曾多次撰文抒发对先师的怀念与追思。一方面出于对先师道德学问的无限景仰，另一方面出于传承学脉、弘扬学术的自觉意识，王兆鹏先生始终视目录版本、辑佚校勘、辨伪考据等实证研究为自己治学的立身之本。他常常对门下弟子讲，文献考据是唐门硬功，唐门学风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将词学批评与理论建立在文献学的扎实基础之上。治学二十余年，他在文献考据方面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除了《张元干〈芦川归来集〉版本源流考》、《两宋所传词集版本考》等多篇论文外，《张元干年谱》、《两宋词人年谱》、《词学史料学》、《全唐五代词》（合著）、《唐宋词汇评•唐五代卷》（主编）等著作皆以文献丰赡、考订详明、厚重沉实见长。他精于考据且乐此不疲，在近期刚刚完成了一部39万字的《两宋词人丛考》后，他还意犹未尽，因为宋代有1490多位词作者，绝大多数的生平事迹都不清楚，很多连最基本的生卒年、籍贯等都不知道，如果一个个地考下去，还需要几十年的努力，所以他还要继续做下去――不但自己做，还要培养一批有兴趣做、有能力做的考据新人，和他一起做。
　　王兆鹏先生恪守师承，注重考据，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排斥理论阐释与宏观研究。他对于理论阐释与宏观研究不但不排斥，而且还十分钟爱、擅长，可谓笃信师说而善发其蕴者。他认为，唐先生不但在词学文献学方面贡献最为突出，在诠释批评和理论建构方面也多有贡献，除了《历代词学研究述略》、《论词之作法》等专论文章外，唐先生的很多文献学著述实际上也都包含了不少精辟的理论见解。而且，当年他自认为思辨能力和理论分析较为薄弱，打算今后就只从事文献资料的考据与整理，唐先生得知后，反复教诲他不可“扬长避短”，而要“扬长补短”。此后，他谨遵唐先生教诲，有意识地在理论阐释与宏观研究方面进行尝试。经过多年的辛勤探索与不懈努力，他不但补足了自己当年的“短”，而且让当年的“短”也变成了“长”。他的《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唐宋词史论》、《唐宋词史的还原与建构》等著作都体现出旧学与新知兼融、考据与阐释并重的治学特点，另有大量的学术论文更纯粹是阐释性的。他在范式批评、群体研究、词史研究、定量分析、文学传播、学术史研究等方面皆有重要成果问世，而且不断抛出新理论、新见解，横空出世，倍受瞩目。他运用范式批评的方法，从唐宋词的抒情方式和发展过程中提炼抽绎出“花间范式”、“东坡范式”、“清真范式”三大抒情范式，揭示和描述出三种范式的更迭演进历程，建构出词史研究的新框架，为古典文学研究开辟了一条可资借鉴的新途径。他受文学社会学有关理论的启发，依据宋代词人代群更迭嬗替的过程，对宋词进行了全新的分期，其论说之创新、见解之独到令人叹服。他尝试将计量文献学、计量历史学和定量社会学的计量分析方法移植于词学研究，对唐宋词进行定量分析，方法新奇，论证严密，结论科学，众人响应，声势壮观。他将传统的文献学研究与文学传播研究相结合，让文献学的版本目录研究为文学传播研究服务，在传播主体、传播方式、传播内容、传播观念与效果等方面都有全新的发现。
　　对于文献考据和理论阐释二者之间的关系，王兆鹏先生有生动而精辟的见解。他认为，如果说文献考据是扎扎实实的“立地”的学问，理论阐释就是宏观把握的“顶天”的学问。做学问光“立地”不行，光“顶天”也不行，既不“立地”也不“顶天”、“悬浮”于半空更不行，做学问，就要立志做“顶天立地”的一等学问。做学问应该是两条腿走路，既能做实证性的文献考据，也能做阐释性的理论研究。文献考据的目的在于求真和证伪，理论阐释则是价值判断和审美判断。不重视文献考据，文学史的基本事实不弄清楚，就无从进行理论阐释；不重视理论阐释，文学史的价值和意义就无从谈起。只有将文献考据与理论阐释结合起来，学术视野才能更加宏通，才能走出一条广阔的学术之路。如果换一个角度，文献考据与理论阐释的结合，实际上就是还原与建构并举。所谓“还原”，主要是指还原史实，也就是运用传统的考据方法，将词学研究中一些关涉“史”的问题真正弄清楚，还原其本来面目。所谓“建构”，主要是指理论建构，也就是对词史中的一些现象做出新的诠释，提出和发现词史中的一些新问题并做出合理的描述和有效的阐释，建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或研究框架，开拓词学研究的新领域。还原与建构应该是相互结合、相得益彰的。
　　
　　二
　　
　　大凡有所成就的学者，一般都有其独特的治学理念与路数。王兆鹏先生治学，除上面谈及的考据与阐释兼顾、还原与建构并举外，还有一个明显特点是治学思路非常清晰、学术架构层次井然，一招一式，皆有法度。具体而言，就是重点突破、深度掘进，横向延伸、立体拓展。
　　王兆鹏先生治学自张元干始。当年他还是一个有志于学问却不得其门而入的在校大学生，由于平日注意用比较的方法读书，遂无意中发现诸文学史著作对张元干的生卒年说法不一、互相抵牾，惊讶之余，决心弄个究竟，于是找来张元干的《芦川归来集》细读一过，结果发现张元干对自己的生年已经说得很清楚，《芦川归来集》卷十《庚申自赞》说自己“行年五十”，庚申是绍兴十年，也就是1140年，上推五十年即为元v六年，也就是1091年；同卷《甲戌自赞》又说：“芦川老居士，今春六十四。”甲戌就是绍兴二十四年，逆推64年也是元六年。张元干的生年问题虽然已经解决，但王兆鹏先生并未就此罢休，继续深挖细究，写出了他第一篇正式的学术论文《张元干生平事迹考辨》。小试牛刀，颇有收获，他信心大增，倍受鼓舞，于是进一步搜集材料，广收博取，详征细考，反复打磨，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张元干年谱》，树立起其学术生涯中的第一个路标。他慧眼识珠，找准了张元干，就像是发现了一处蕴藏丰富、深不可测的金矿，不将其中的矿石采尽淘空，决不轻易罢手。在写作《张元干年谱》的过程中，他广泛阅读了张元干同时代及前、后时代作家的作品集以及大量相关的史部、子部书，积累了丰厚材料，制作了海量卡片，对于几部大部头的重要著作，如编年史书《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金石著作《金石萃编》、《八琼室金石补正》等，他更是自己动手为之编制索引。有了如此扎实的前期准备工作，他仅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40万字的《两宋词人年谱》，对葛胜仲、葛立方、叶梦得、吕本中、向子等五位南渡词人的生平行事、著述、交游等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和编年，从中可以全面了解宋南渡之际的文坛活动和文坛风尚。杨海明先生发表书评，认为该书是继夏承焘先生《唐宋词人年谱》之后“词人年谱的又一部力作”。
　　在纵向的深度开掘之外，王兆鹏先生还有意识地对其研究范围进行横向延伸和立体拓展。为了写作《张元干年谱》，他问途于目录版本之学，对张元干《芦川归来集》的版本源流递变进行了详尽的考查，写出了第一篇版本考辨文章《张元干〈芦川归来集〉版本源流考》，然后乘流而上，相继写出了《吕本中著述考》、《宋濂文集版本源流考》、《词学秘籍〈天机余锦〉考述》、《两宋所传词集版本考》等大量学术论文，又撰写了《宋词大辞典》中所有唐宋词籍的版本辞条。在将张元干、葛胜仲、葛立方、叶梦得、吕本中、向子等人的生平行迹考查清楚后，他又一鼓作气、前后踵继，撰写了《王以宁生平事迹考辨》、《宋代十三家词人生卒年考辨》、《北宋词人王行年考》、《何大圭行年考》、《北宋隐士词人潘阆的生平考索》、《邓肃年谱》、《家谱所见李光墓志及李光世系考述》、《江西派诗人谢逸谢韩驹生卒年考实》、《宋南渡六诗人生卒年考辨》、《宋代诗人丛考》等系列论文，近期更推出了39万字的《两宋词人丛考》，大有一发不可收之势。有了版本考订与作家生平考证的扎实基础与文献功底，王兆鹏先生做起辑佚、辨伪、校勘等工作来就水到渠成、得心应手、挥洒自如，他和同门师友合作编纂《全唐五代词》，将迄今学界已知的唐五代词人词作悉数网罗录入，并对唐宋以来历代载籍中所载唐五代作品进行了全面辨析与清理，为读者提供了一部作品可信、资料可据、完善实用的唐五代词的总集定本，代表了唐五代词文献整理研究的最新水平。而且，围绕《全唐五代词》的编纂，他广泛搜讨海内外各种收有唐五代词的刻本、钞本，对有关作品集的版本源流与作者真伪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详明的考辨，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如《〈花草粹编〉误收误题唐五代词考辨》、《〈古今词统〉误收误题唐五代词考辨》、《〈兵要望江南〉版本及作者考辨》等等，这些可算是《全唐五代词》的“副产品”。在《全唐五代词》之后，他又先后点校了《明词综》、《兰皋明词汇选》、《天机余锦》等多部词籍，皆点校精审。然后，作为多年文献研究的点睛之作、倾心之作，王兆鹏先生推出了他的《词学史料学》。此书全面系统地介绍词学研究资料，分词体、词人、词集、词论、词学工具书五大门类进行了详尽介绍，资料宏富，蔚为壮观，给人以竭泽而渔之感，而且注重方法引导，介绍每种资料的具体内容、功用价值、检索途径，并举例详解，示学者以门径。自从中华书局出版此书以来，好评如潮，评论者认为此书是词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可以和前人《词林正韵》、《词综》、《词律》等并入“词家必备之书”。
　　

　　还是从张元干出发，王兆鹏先生一方面由点到点、连篇类及，撰写了一系列关于苏轼、辛弃疾、柳永、李清照等人的专论之作，另一方面进一步将研究范围由个体词人研究延展至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对南渡词人的群体关系、群体活动、群体特征、群体意识、群体心态等进行了全方位考察。为了对南渡词人在宋代词史中的地位进行合理观照与科学定位，他创立了代群分期法，将宋代词史划分为台阁、元v、南渡、中兴、江湖、遗民六大群体，通过对其更迭代兴的描述，清晰展现出宋词发展演进的轨迹。他不满足于仅仅在文学史参照系中对词人及群体进行定位，又引入定量分析的方法，力求更加精确地量化衡定词人及群体的历史地位与影响。他先后对宋代词人的历史地位、宋词作品数量、宋词作者队伍进行统计分析，列出了“两宋十大词人”等一系列榜单，揭示出了大量带有规律性的文学现象并对之进行了合理的阐释。他还由此受到启发，对当代的宋代文学研究论著及作者队伍、对《文学遗产》复刊以来的论文和作者队伍进行了统计分析，对当代宋代文学及古代文学研究的格局分布、发展趋势等进行了生动详明、令人信服的展示，受到学界的极大关注。
　　除了从个体作家到作家群体、从代群分期到定量分析之外，王兆鹏先生还将其研究范围从文学创作延展至文学传播与文学接受，对唐宋词的生产与消费进行全程考察。他首先通过对唐宋词文本的透视，从抒情范式的角度，对唐宋词在人物层、情感层、场景层三个层面的发展流变进行了全新的探讨，然后从传播主体、传播环境、传播方式、传播内容、传播对象、传播效果等各个层面对唐宋词的传播与接受进行了深入考察。他思维活跃、视野宏通，善于整合研究资源、转换研究视角以寻求新的突破点。在进行文学传播研究的过程中，他将定量分析与传播研究相结合，研究唐宋词的名篇与经典；将文献学研究与传播研究相结合，将词籍版本目录学的资料盘活为词学传播研究的资源，既使传统的文献学发挥出新的功能，又使传播研究找到了新的学术增长点。他著书作文，都有一个明确的学术理念：除了解决一个问题、提出一种观点，还要探索一种方法、开辟一个领域。
　　除了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王兆鹏先生对普及性的学术工作也颇有兴趣，用力殷勤，先后出版过好几本唐宋词评注、赏析之类的书，2006年又出了一本《唐宋词名篇讲演录》。这本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甚至不是写出来的，而是讲出来的――根据讲课的录音整理而成，他希望此书能保留讲课的原汁原味，更希望通过他的讲课，调动学生的想象，将语言符号还原成词人着力描写的场景、画面，从而引领学生进入到词人建构的艺术世界和情感世界中去；希望通过他的讲课，把他自己的阅读感受和人生体验传达给学生，让学生从作品中领悟人生、感受人生。
　　经过二十多年的辛勤耕耘，王兆鹏先生逐渐构建起一个自具特色、规模庞大、结构合理、可持续发展的学术梯队，不断为学界奉献新成果。
　　
　　三
　　
　　王兆鹏先生治学极严谨，为人极谦和，他二十余年如一日，手不释卷，笔耕不辍，著述丰富，创获之多，人所共睹，但绝不自以为是。他常对弟子们讲，当年唐先生强调做学问要有“三心”――虚心、信心、恒心，《全宋词》、《词话丛编》、《全金元词》、《词学论丛》等一千余万字的传世力作，就是唐先生治学的信心与恒心的最好见证，唐先生著作等身，誉满学林，却经常发自内心地说自己读书不多、学问不博，我们作为唐门弟子、唐门后学，当谨遵此训，尊师重道，敬业乐群。有一次，《古典文学知识》在刊发王兆鹏先生《唐宋词名篇讲演录》之第一讲《约会词》时，在编者按中称他为“词学大师”，他知悉后，甚为不安，马上给编辑部去信请求更正，信中说：“编者按中称仆为‘词学大师’，渺予小子，何敢当之！20世纪‘词学大师’，唯龙榆生、夏承焘和先师唐圭璋三先生足以当之。不才学养资历，离大师相距十万八千里，怎敢担当如此称号，实折杀我也！谨此申明，庶免讥议！”其谦逊严谨，于此可见一斑。他当年曾发表一篇短文《据〈金石录〉考证杨炯的卒年》，依据宋赵明诚《金石录》中的一则史料对初唐杨炯的卒年作出了新的推论，但属于孤证。不久陶敏教授发文指出该孤证不能成立，而且据新的史料对他文章的结论进行了修正。他当即致函陶敏教授，表示真诚的感谢，同时自我反思，吸取教训，举一反三，以后又经常以此事告诫自己治学不可浮躁，当笃行慎言，谨于立说。有时为了核查一条材料的真伪，他不惜花上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的时间，四处搜讨、询求，不彻底查清坐实，绝不轻易落笔。他的《词学史料学》一书中所涉书籍版本资料逾千种，许多资料分藏于全国各地及海外的图书馆，他广泛动员友人、学生等帮忙查阅、搜集材料，又向诸多前辈、同仁诚恳咨询，确保所述材料皆来源可靠、可征可信。他的《唐宋词史论》一书曾获第三届夏承焘词学奖一等奖，此书原名《唐宋金元词史研究》，他曾撰写了数万字的金元词史初稿，而且颇有心得。但等到读了刘锋焘博士的《金代前期词研究》、赵维江博士的《金元词论稿》、陶然博士的《元词研究》之后，就自愧弗如，而将原先所论金元词的章节全部删除，将书名也改为《唐宋词史论》。他在写作《词学史料学》的时候，曾经费时数月普查现存清词别集的版本目录，编写出一份二十余万字的《清词别集简目》，并打印出来向有关专家征求意见，但反馈的意见是收录不全、且有错漏，因此决定将此部分删去不录。此书出版后，学界评价极高，王兆鹏先生却在一片赞誉声中真切诚恳地向诸方家广泛征询意见，又将征询所得及最新发现细心整理，准备修订再版。
　　王兆鹏先生不仅自己躬行谦逊严谨的治学之道，对其门下诸生亦从严要求，以培养纯良淳正的学风。但他从不对学生疾言厉色，而是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身教之外，辅以苦口婆心、循循善诱之言教。他指导学生做考证练习，虽然从不呵责训斥，但学生们都能感受到一种善意的压力，因为从方法演示、题目选择、搜集材料、排比论证、形成初稿、修订完成，每一步都有明确的时间要求和质量要求，谁也不敢马虎，谁也不想掉队。学生们将写好的习作用电子邮件发给他审阅，他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修改意见发回，或提示发现问题的线索，或要求补充新的材料，或者干脆直接动手砍削增补，学生们按要求改好后发回给他，他又再次增删修改，如此反复，常常要电邮往复多次才能定稿，有时多达六、七个回合。他平时工作繁忙，上课之外，难以另外抽出整块的时间对学生进行指导，他一方面鼓励学生主动与他联系，积极求教，一方面抓紧一切机会对学生面授机宜。逢年过节，学生们去拜访他，三言两语寒暄过后，他就会转入对学生们学业情况的询问和指导。甚至当他因病住院，学生们去探视他，他也要在病房里为学生们讲上一课；他因病到市郊疗养，学生们去看望他，他带学生们登山游览，在山顶凉亭休息时，他也不忘让学生们席地而坐，就地开讲。为了让学生们更方便、更快捷地获得一些基本的治学知识，他将自己多年的治学心得写成《读书“五法”》等文章，将古籍文献、电子文献的检索途径与方法等也写成文章，全部放在自己的博客上，让学生们随时可以查阅。
　　除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指导外，王兆鹏先生对学生道德人品的养成更为重视，他常常对学生们讲，治学、做人，其理同一，欲治学，先修身；古人讲道德文章，“道德”、“文章”是不可分的，而且“道德”还在“文章”的前面。道德高尚、人品端庄者，方能真正对学问心存虔诚、敬畏之心，方能真正在学问中实现自我价值；而虚心向学、诚心治学，亦能培养高尚的道德人品，祛除浮躁，陶冶情操，让人养成严谨务实、开拓创新的处世风范。
　　约略言之，王兆鹏先生的治学特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考据与阐释兼顾，还原与建构并举；二是重点突破、深度掘进，横向延伸、立体拓展。其学术风范主要表现为谦逊严谨、厚德笃学，爱生严教、勖勉备至。虽然他已经在学术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他丝毫没有骄矜之态与懈怠之心，他经常说，与一大批终生笃于学问的前辈学者比起来，他治学的道路并不算长，取得的成果更是微不足道，绝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马虎；非常之观，常在险远，唯有不畏艰险，不避辛劳，不断开拓和进取，才能最终得窥学问之堂奥。
　　（作者单位：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