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型文人与文化型商人

  作者: 傅承洲

　　李渔（1611―1680），字笠鸿，号笠翁、笠道人、觉道人、觉世稗官。原籍浙江兰溪，出生在江苏如皋，他的父亲李如松和伯父李如椿都是经营中草药的商人，少年李渔受到家庭环境的熏染，养成了良好的商业意识与经营能力。虽然李家祖上无人做官，由于李渔从小聪明好学，“襁褓识字，总角成篇”（《闲情偶寄•曲词部》），父辈还是将读书做官、改换门庭的希望寄托在李渔身上，为他创造良好的条件，让他潜心儒家经书，准备科举考试。崇祯八年，李渔二十五岁，到金华参加童子试，得到主考官、浙江提学副使许豸的赏识，以五经见拔，成为秀才。许豸还将李渔的试卷印成专帙，送人炫耀。崇祯十二年，李渔赴省城杭州参加乡试，结果名落孙山。三年后，再次赴杭州应乡试，此时已是兵荒马乱，明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李渔中途闻警折回，未能参加明朝的最后一次乡试。两年后，李自成攻陷北京，明朝灭亡。随着清兵的南下，战火也烧到了李渔的家乡，李渔不得不避兵山中，房屋则在战乱中烧毁。等到战乱结束，金华已被清兵占领，李渔下山回家，被迫剃发，曾作《剃发二首》，其二云：“晓起初闻茉莉香，指拈几朵缀芬芳。遍寻无复簪花处，一笑揉残委道旁。”此诗成为乾隆年间禁毁《笠翁一家言》的主要原因。顺治四年除夕，李渔作《丁亥守岁》：“著述年来少，应惭没世称。岂无身后句，南向目前誊。骨立先成鹤，头髡已类僧。每逢除夕酒，感慨易为增。”从他这一时期所作的诗歌来看，李渔还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文人，他在明朝只中过秀才，并没有做官，但在明清易代之后，对清朝统治者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他“绝意浮名，不干寸禄，山居避乱，反以无事为荣”（《闲情偶寄•颐养部》）。他在兰溪构筑伊山别业，栽树种花，过着“识字农”的生活。清朝因袭明制，以八股取士，李渔没有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
　　李渔绝意功名，不愿意通过科举考试到清朝做官；隐居山中，又不可能真的种地为生。此时李渔已经年近四十，娶妻纳妾，还有孩子，长期隐居只能是坐吃山空，李渔不能不慎重考虑养家糊口的现实问题。他在《与陈学山少宰》中写到：“一艺即可成名，农圃负贩之流，皆能食力。古人以技能自显，见重于当世贤豪，遂至免于贫贱者，实繁有徒，未遑仆数。即今耳目之前，有以博弈、声歌、蹴g、说书等技，邀游缙绅之门，而王公大臣无不接见恐后者。”经过认真的思考，李渔卖掉了伊山别业，举家迁往杭州，开始了“卖赋以糊其口”的创作生涯。
　　与同时代文人相比，李渔最具商业头脑，他对文体的选择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戏曲小说从明中叶以来蓬勃发展，《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三言”、“二拍”等通俗小说一版再版，拥有众多的读者，冯梦龙、凌鞒酰幕氨敬醋骰竦昧司薮蟮某晒Α？聪烦晌明代以来最主要的娱乐活动。而李渔自信自己具有小说戏曲创作方面的天赋，到杭州之后，很快就选择创作戏曲和通俗小说作为谋生的手段。在杭州十年，先后创作了传奇《怜香伴》、《风筝误》、《意中缘》、《玉搔头》、《奈何天》、《蜃中楼》、《比目鱼》，小说《无声戏》、《肉蒲团》、《十二楼》。这些作品问世之后，就获得一些文人的高度评价。顺治十六年，李渔的第一种传奇集《李氏五种》结集付梓，孙治《李氏五种总序》云：“即就五种而论之，其壮者如天马之鸣霹雳，其幽者如纤林之响落叶；其诙谐如东方舍人射覆于万乘之前，其庄雅者如魏邴丞相谋谟于议堂之上。而总以寄其牢愁之感，写其抑郁之思。挂玉钗于东墙，赠荆珠于洛浦，离合变化，出鬼入神。于是，岂独词翰之飞黄，才思之神皋哉！天下后世之才士硕女，必有读是书而咏叹感泣者矣。”身后更是好评如潮，康熙年间刘廷玑云：“李笠翁一代词客也。著述甚夥，有《传奇十种》、《闲情偶寄》、《无声戏》、《肉蒲团》各书，造意创词皆极尖新。”（《在园杂志》卷一）光绪《兰溪县志》《李渔传》称李渔“最著者词曲，其意中亦无所谓高则诚、王实甫也。有《十种曲》盛行于世。当时李卓吾、陈仲醇名最噪，得笠翁为三矣。”今人孙楷第《李笠翁与〈十二楼〉》云：“说到清朝的短篇小说，除了笠翁外，真是没有第二人了。”杭州十年，李渔确立了他在中国戏曲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
　　对李渔来说，更重要的是，他的戏曲小说很快打开了市场，达到了以此谋生的目的，戏班和书坊纷纷请李渔编写戏曲和小说，还发生过传奇只写了半本就交戏班排演再赶写下半本的事情，李渔《与某公》云：“此剧上半已完，可先付之优孟。自今日始，又为下场头矣。月梢必竣，竣后即行。”小说则交书坊刻印。而戏班和书坊要给李渔付酬。正因为靠写作谋生，李渔不允许书坊随便翻刻他的作品，否则他告到官府，追究责任，成为中国最早维护自己作品版权的作家之一。李渔《与赵声伯文学》云：“弟之移家秣陵也，只因拙刻作祟，翻版者多”，“幸弟风闻最早，力肯苏松道孙公出示禁止，始寝其谋。乃吴门之才熄，而家报倏至，谓杭州翻版已竣”，“弟以他事滞今阊，不获亲往问罪，只命小婿谒当事求正厥辜。”直到晚年，李渔还在为作品被盗版而警告当事人：“至于倚富恃强，翻刻湖上笠翁之书者，六合以内，不知凡几。我耕彼食，情何以刊！誓当决一死战，布告当事！”（《闲情偶寄•器玩部》）
　　康熙元年，为了解决小说戏剧盗版问题，李渔移家江宁。如果说在杭州时期李渔还只是一位具有商业头脑的文人作家的话，到金陵后，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成为一位以经营为主的文化商人，尽管他并没有停止写作。江宁是当时的刻书中心之一，李渔曾有过与书坊合作的经验，对书坊并不陌生，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有广阔的市场。有了这些有利条件，李渔到江宁之后，也开书坊刻书，初名翼圣堂，后更名芥子园。刻印过《资治新书》、《求生录》、《笠翁论古》、《尺牍初征》、《四六初征》、《闲情偶寄》、《笠翁诗韵》、《名词选胜》、《芥子园画传》等，有些书籍是他女婿沈因伯协助刻印的。所刻书籍有不少畅销读物，一版再版，有一些书直到今天，仍然有众多的读者。还设计刻印韵事笺八种、织锦笺十种，也十分畅销，出现了盗印，为此李渔曾予以劝阻和警告：“是集中所载诸新式，听人效而行之；惟笺帖之体裁，则令奚奴自制自售，以代笔耕，不许他人翻梓。已经传札布告，诫之于初矣。倘仍有垄断之豪，或照式刊行，或增减一地，或稍变其形，即以他人之功冒为己有，食其利而抹煞其名者，此即中山狼之流亚也。当随所在之官司而控告焉，伏望主持公道。”（《闲情偶寄•器玩部》）
　　李渔在江宁编书、刻书，并没有摆脱家庭困境。康熙五年春节，李渔靠典当衣囊过年，“以度岁无资，衣囊质尽”（《闲情偶寄•种植部》）。他得开辟其他的生财之道，他将家政、书坊交给女儿淑昭和女婿沈因伯打理，自己带一姬远游打抽丰，先到京师，后至山西平阳，平阳知府程质夫买一十三岁女子相赠，是为乔姬。乔姬聪慧过人，李渔雇金阊老优教乔姬习歌，后来成为李渔家班的台柱子。又到甘肃兰州，“地主知予有登徒之好，有先购其人以待者，到即受之，不止再来（即王姬）一人，而再来其翘楚也”（《乔复生王再来二姬合传》）。王姬从乔姬学歌，王扮生而乔演旦，“其余脚色，则有诸姊妹在。”自此，李渔家班成立，李渔自己编剧、导演、班主，一身数任。一般来说，明清时期的家班，主要是达官贵人为家人看戏方便而组建的。按李渔的家境，实在是养不起家班。李渔的家班主要是商业演出，为李渔挣钱。“予数年以来，游燕、适楚，之秦、之晋、之闽，泛江之左右、浙之东西，诸姬悉为从者，未尝一日去身。”（《乔复生王再来二姬合传》）此后五、六年间，李渔带着家班四处巡回演出，出入达官贵人之家，直到康熙十一年乔姬病逝，商业演出才不得不停止，康熙十二年，王姬病故，家班解散。
　　

　　李渔组建戏班演出挣钱，在今天看来并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由于李渔是一个有影响的文人，戏班的演员又是李渔的姬妾，邀请李渔的大多是各地的官员，因而李渔受到当时及后来文人的病垢，最早对李渔发难的是袁于令，他说：“李渔性龌龊，善逢迎，游缙绅间，喜作词曲小说，极淫亵。常挟小妓三四人，子弟过游，遍隔帘度曲，或使之捧觞行酒，并纵谈房中，诱赚重价。其行甚秽，真士林所不齿也。予曾一遇，后遂避之。”（袁于令《娜如山房说尤》）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一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李渔“但所至携红牙一部，尽选秦女吴娃，未免放诞风流。昔寓京师，颜其旅馆之额曰‘贱者居’。有好事者戏颜其对门曰‘良者居’。盖笠翁所题本自谦，而谑者则讥所携也。”滑稽的是，最先向李渔发难的袁于令，却又被后人将其与李渔相提并论：“又撰《西楼记》之袁于令，为人贪污无耻，年逾七旬，犹强作少年态，喜纵谈闺阃，淫词秽语，令人掩耳。后寓会稽，暑月忽染奇疾，口中痒甚，因自嚼其舌，片片而堕，不食不言，二十余日，舌本俱尽而死。绮语之戒，其罚如此。”（梁绍壬《两般秋雨Q随笔》卷四《李袁轻薄》）这里存在一个角色错位的问题，人们用传统文人的道德标准来要求李渔，认为他的行为乃至人品都存在瑕疵，如果把他的定位作一下调整，把他看做一个文化商人，其所作所为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他组建戏班、编剧、导演，联系演出，获取酬金，是一个文化商人的正当业务。
　　作为一个商人，李渔是不成功的，商人就是要追求利润，不断扩大经营规模，让财富增值，可是李渔开书坊、组戏班，经营二十多年，晚年卖掉金陵别业回到杭州的时候，生存都成为问题，得靠朋友资助。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到：“无论金陵别业属之他人，即生平著述之梨枣与所服之衣，妻妾儿女头上之簪、耳边之珥，凡值数钱一镪者，无不以之代子钱，始能挈家而出。可怜彼一时也只顾医疮，使尽难剜之肉；以致此一时也听其露肘，并无可捉之襟。”“虽有数椽之屋，修葺未终，邃尔释手。日在风雨之下，夜居盗贼之间；寐无堪宿之床，坐乏可凭之几。甚至税釜以炊，借碗而食。嗟乎伤哉！李子之穷，遂至此乎！”（《上都门故人述旧状书》）按李渔的说法，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之所以如此，除了当时的社会环境之外，李渔的人生哲学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李渔经商的目的不是为了扩大规模，获取更大的利润，而是为了享受生活。李渔认为：“行乐之地，首数房中。”（《闲情偶寄•颐养部》）于是，他一生之中广置姬妾，有姓氏可考者，除正妻徐氏之外，在金华时纳姬曹氏，后来又有为其生子的姬妾纪氏、汪氏，游秦纳乔姬、王姬以及以二人为主组建的家班，至少应有五六人。游华山，“时有家姬四人随游”。李渔诗文中还出现过一黄姬。游越期间买婢，《粤游家报之四》云：“客中买婢，是吾之常。汝等虑我岑寂，业已嘱之于初，必不嗔之于后。”李渔身边最多的时候，应该有十几个女人。这些女人为他生了一大群孩子，夭折的不算，存活的有五个儿子三个女儿。加上丫鬟、仆人，一家五十多口人。这些人吃饭、穿衣、住房，主要靠李渔挣钱养活，难怪李渔一生四处哭穷。
　　李渔的住处谈不上奢华，但绝对考究。李渔一生多次搬家，每到一处，都要买地修建别业。一般住处不计，规模较大的别业有三处，一处是顺治五年在家乡兰溪设计营建的伊山别业，从李渔《伊山别业成寄同社五首》、《伊园十便》、《伊园十二宜》等诗作来看，伊山别业有山有水、有亭有廊，植树种花，可垂钓灌园，胜似世外桃源。移家江宁后，康熙八年芥子园落成，李渔《芥子园杂联序》云：“此予金陵别业也，地止一丘，故名芥子，状其微也。往来诸公，见其稍具丘壑，谓取芥子纳须弥之义，其然岂其然乎！”芥子园虽然占地面积不大，“不及三亩”，没法与伊山别业相比，一样有丹崖碧水，茂林修竹，荷池月榭，还有家班演出的歌台，供五十人居住，房子也不会少。李渔晚年移家杭州，又建层园，《次韵和张壶阳观察题层园十首序》记载了买山营建层园的经过：“予自金陵归湖上，买山而隐，字曰层园。因其由麓至巅，不知历几十级也。乃荒山虽得，庐舍全无，戊午之春，始修颓屋数椽。”层园地理位置优越，位于吴山半山腰，面对西子湖，背靠钱塘江，李渔曾撰门联：“东坡凭几唤，西子对门居。”像这样搬家、买地、盖房、建园，就是富贵人家，也经不住这样折腾。
　　李渔的日常生活，吃饭穿衣，出行休闲，都很讲究。《闲情偶寄•种植部》载：“记丙午之春，先以度岁无资，衣囊质尽，迨水仙开时，则为强弩之末，索一钱不得矣。欲购无资，家人曰：‘请已之。一年不看此花，亦非怪事。’予曰：‘汝欲夺吾命乎？宁短一岁之寿，勿减一岁之花。且予自他乡冒雪而归，就水仙也，不看水仙，是何异于不返金陵，仍在他乡卒岁乎？’家人不能止，听予质簪珥购之。”已靠典当过节的李渔，为了一盆水仙花，又将妻妾的首饰当了。李渔在《闲情偶寄•器玩部》中讲如何在床帐之内做托板供花时写到：“予尝梦酣睡足，将觉未觉之时，忽嗅腊梅之香，咽喉齿颊尽带幽芬，似从脏腑中出，不觉身轻欲举，谓此身必不复在人间世矣。既醒，语妻孥曰：‘我辈何人，遽有此乐，得无折尽平生之福乎？’妻孥曰：‘久贱常贫，未必不由于此。’”夜晚睡眠享受花香，当然不会折福，但生活中时时处处如此讲究，恐怕是李渔“久贱常贫”的重要原因。
　　李渔六十多岁时，有了落叶归根的想法，《上都门故人述旧状书》云：“仆本浙人，虽家于金陵，为土著也。首丘之念，蓄之已久，矧祖宗墟墓在焉。自乙卯岁两儿泮游于浙，遂决策移家。”康熙十六年，李渔移家杭州。康熙十九年正月，在杭州病逝，享年七十岁。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