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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经济网 两宋时期，湖州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粮食迅猛增长，农业能够提供充足的剩余产品――商品粮，供给专门从事其他行业的生产者，这为专业化分工创造了前提和条件。随着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商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仅有政治、军事意义的军镇被陆续废除，州县城市不再只是行政中心、军事要地，而成为了一定范围内的经济中心。随着商业性市镇的勃兴，商品流通的活跃，农产品通过草市、镇市等环节向城市集中，手工业产品通过商人向全国各地“辐射”。种种迹象表明，两宋湖州商品经济的发展确实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一、社会分工细化
由于可耕土地的彻底辟垦，水利的进一步兴修，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精耕细作式集约型农业的发展和北方粟、麦，南方“占城稻”的引进，宋代湖州成了闻名全国的稻米之乡、粮食基地。当时湖州最好的田，亩产达到五、六石，“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充分说明了当时湖州农业在全国的地位。随着粮食生产的增长，宋代湖州粮食的上市量超过了上代，粮食商品化程度有了提高，“湖、苏、秀三州号为产米去处，丰年大抵舟车四出”。①南宋都城临安北关有“湖州市”，为湖粮集散地。“湖州市”内米市桥、黑桥街区，米行鳞次栉比。临安城内外米铺，凭行头做价，从“湖州市”直接将食米运回出售，然后约定日期付款。“湖州市”成了临安食米供销的枢纽。
宋代湖州粮食生产的增加，使农业能够提供充足的剩余产品――商品粮，供给专门从事其他行业的生产者，这为专业化分工创造了前提和条件。从宋代史籍中可知，“男耕女织”的家庭内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生产方式，农民植桑、养蚕、缫丝、织绢的连续性和自给性生产模式仍为普遍。但是其中亦不乏农业、手工业及家庭丝织业，在其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中从事专业化分工的记载。据嘉泰《吴兴志》载，当时，“本郡山乡以蚕桑为岁计，富家育蚕有致数百箔，兼工机织”，②并已出现“递年以蚕桑为业”③的桑蚕专业户。据陈甑摹杜┦椤芳窃兀当时湖州安吉人对桑蚕纺织技艺“皆能之”，“唯借蚕办生事。十口之家，养蚕十箔，每箔得茧一十二斤，每一斤取丝一两三分；每五两丝，织小绢一匹；每一匹绢，易米一石四斗。绢与米价，常相侔也，以此岁计衣食之给，极有准的。以一月之劳。贤于终岁勤动，且无旱干水溢之苦，岂不优裕也哉?”。《农书》脱稿于南宋初，可见安吉县这类桑蚕专业户，在北宋已很普遍。以陈晁云略计，这些专业户每家“一月之劳”的生产能力，大体为31．2匹绢，其价值可购米四十三石六斗。从蚕――茧――丝――绢，农民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出售，并通过市场变换成货币，然后买粮完纳或购粮自给。在这样一个生产与交换的过程里，已具有了商品生产的成分。由于桑蚕丝织生产收益远远高于粮食种植，部分农业生产者在市场支配及利益驱动下，弃农从工、从商，逐步发展成为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所以当时部分蚕桑丝织生产户已经脱离农业，从事专业化的蚕桑丝织生产，作为独立的家庭丝织业已经商品化了。
宋代湖州还出现了桑户、蚕户与蚕丝户的分离及蚕丝业与织作业的分工趋向。宋室南渡后，北方富家巨室寓居境内，其中不少专事养蚕。如蜀人高斯德寓居乌程县王村，每年靠买桑叶饲养春蚕。由于养蚕顿盛，桑叶提价数倍，刺激种桑，境内出现种桑大户。嘉泰《吴兴志》记载了当时湖州植桑业的兴旺景象：“今乡土所种，有青桑、白桑、黄藤桑、鸡桑。富家有种数十亩者(原字为：上厌下木)桑、山桑也，生于野”。④在桑户与蚕丝户分离的同时，这一时期还出现蚕种户与蚕丝户分离的倾向。陈暝凇杜┦椤分懈娼搿坝蚕之法，须自摘种。若买种，鲜有得者”。可见当时购买蚕种育蚕已有一定的普遍性，而以育卖蚕种为业者，亦不乏其人。放弃育种工序，直接从市场上购买现成的蚕种，这是更加专门化的“丝户”，而专营蚕种者，则成为蚕户。宋代湖州蚕丝业与织作业的分工也已出现，丝的商品化程度很高，丝的市场异常繁荣，蚕丝户以此为产业换取其他生产生活资料，有些已与织作业分离。
尽管，宋代湖州卖桑户或许未尽放弃农田本业，卖蚕种户或许也兼营养蚕，卖蚕丝户仍然兼营织作，然这无妨桑蚕缫丝业分工发展的总趋势。宋代湖州农村，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经济细胞，已开始呈现分裂趋向。内部和彼此间有着不同分工的各种各样的专业户，已不再是或基本不再是为自身的直接消费而生产。他们产品的主要部分或绝大部分，都须迅速拿到市场上出售，以便及时购买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以维持生活和扩大再生产。因此这种生产已不同于原来的家庭副业生产，而成为了商品化的生产，这标志着湖州商品经济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二、商品经济发展
宋初湖州商业的发展水平总体上十分有限，商税额20万，但实际只能收到2万。⑤随着经济的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断扩大，北宋熙宁十年(1077)，湖州商税为3．9万多，已属于全国商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南宋嘉泰年间，尽管商税率从宋初的“值百抽五”调减为“值百抽二”，但年税收收入达到20万之多，是北宋初的10倍。⑥
宋室南渡后，州境为行都辅郡，境内城邑墟市、精庐相望，商品交换非常兴旺。丝、绸、绫、绢、桑叶、蚕种、蚕具及果品、蔬菜、蛋、鱼、肉等交易商品应有尽有。湖州为水乡泽国，城内商铺林立，子城内可通舟楫，“市鱼虾菱藕者集焉”⑦
仅从制镜行业看，城内店铺就很多，从已收集的“湖州镜”铭文推知，当时湖州城内有石家(石×哥、石×郎、石×叔等16家)和李家、徐家、蒋家、陆家等制镜店铺。诸如“湖州祖业真石家炼铜镜”、“湖州真石三十郎家照子”、“炼铜照子每两六十文”、“无比炼铜每两一百文”、“湖州仪凤桥南酒楼相对石三真青铜照子”等铭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湖州铸镜业发达。当时各商铺店主为争取销路，竭力宣传自己的牌号和产品质量保证，这正是伴随着小商品生产的发展而出现的商品意识和竞争意识。而在“湖州真正石家炼铜镜子”，“湖州仪凤桥石家真正一色青铜镜”，“湖州仪凤桥南酒楼相对石三真青铜照子”等铭文中特铭“真”或“真正”，充分说明仿冒名牌店铺和打假保品牌的商业竞争已经发生。
宋代湖州商品流转已延伸到州府境外，湖州镜在全国各地广泛出土，反映了宋代商品流通和运销的情况。在杭嘉湖和宁绍平原、东海之滨、浙南山区的许多地方，都有湖州镜发现。远在广西、江西、湖南、湖北、四川、广东、福建、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等也发现有湖州镜。这说明了湖州商品流通以及民营手工业产品在全国的辐射力。德清县某市镇李从之药铺，“庀徒数百人”，生意范围“自浙东西，至两淮二江数十州”，⑧临安北关的湖粮销售基地“湖州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商品流通的情况。湖州石家镜中有“石念二叔”铭文镜，而今见建康镜中有“建康府石家念二叔”铭文镜，有可能就是湖州“石念二叔”店在建康府设立的分店所铸造。
与商业的繁盛相对应，宋代湖州已出现专职的商人。《夷坚志》载：“湖州人陈小八以商贩缣帛至温裕”。这说明商贩在丝织品交换流通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中介作用，在遵循价值规律的同时商贩从中获利，发家致富过上了温饱富裕的小康生活。“揽户”是一种特殊的中间商人，他们为无绢纳税的纳税人代购或代纳绢帛。据《宋会要稿》记载，绍兴三十年(1160)两浙转运司记述武康、乌程、归安、安吉、长兴、德清等县缴纳丁绢的情况时曾提到“揽纳之人”。《蒙斋集》对揽户“其受于税户也，则昂其价，其买诸机(织)户也，则损其值”的中间盘剥转手渔利作了揭露。“揽纳之人”虽不是现代意义的经纪人，但这种中间商的出现也是宋代湖州商品经济发展的特殊产物。
与商品流通相适应，宋代湖州邸店遍布城乡，邸店多集存储与售卖于一身，既供商旅往宿，也有相应的存货、保管功能。当时专门化的仓储设施也已出现，乌墩镇的铺户，其存货榻坊就集中于数里之外的琏市，朝夕旋取以归。⑨
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流通量明显增加。除铜、铁钱外，南宋官府还大量发行纸币关子、会子和钞引，金银也作为半流通性货币使用。货币种类增多，进行货币买卖的金银盐钞引交易铺应运而生。南宋时，湖州城内已形成以货币和信用为业务对象的特殊行业――质库和钱钞交易铺。质库多由富豪之家开设，是带有高利贷性质的金融行业。《夷坚志》所载的，原为小贩的湖州城南市民许六“获利日给，稍有宽余，因出子本钱于里闾之急缺者，取息比他处稍多，家业渐进，遂有六郎之称”，正是反映了这种情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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