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官印制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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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官印制度-管理与使用》     

    通常所说的官印，其实应分为职印与官司印两种基本形式。职印是指以官职名称为印章文字的官印，一官一印，并颁发给官员个人佩带。官司印是指以府衙名称为印章文字的官印，官司印不授于官员个人，但由官员执掌、保管，一官离任后，继任官员继续使用。隋唐时，官司印已开始盛行，至宋代则完全确立了官司印的地位。虽然还有以职印形式出现的官印，如“（元丰）四年，诏三省印，银铸金涂，‘给事中印’为门下外省之印，‘舍人印’为中书外省之印”（注：《文献通考•王礼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但也完全是按照官司印的制度使用的。因此，宋代除继承了隋唐以来对官司印的一些管理办法以外，最终形成了自己对官印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

   其一，国家设置了专门的铸印机构――少府监和文思院  


  《宋史•职官志》载：在宋代，“凡车辇、饬器、印记之造，则少府监、文思院隶焉”。但具体到北宋时期，“凡进御器玩、后妃服饰、雕文错彩工巧之事，分隶文思院，后苑造作所，本监但掌造门戟、神衣、旌节，郊庙诸坛祭玉、法物，铸牌印朱记……”当时文思院隶属于少府监，是其下属五院之一，铸造印记是由少府监直接负责的，并不归文思院。但到了高宗“绍兴三年，诏少府监并归文思院”。之后，文思院就继少府监成为国家专门的铸印机构了。从现有的实物看，至少是在真宗咸平年之后所铸官印的背款上，基本上都刻有“少府监铸”。南宋官印上大多刻有“文思院铸”。这应是少府监、文思院作为铸印机构最直接的证据。在浙江省博物馆，藏有一方“宣抚处置使司随军审计司印”，是当年疏浚西湖时发现的。其背款刻“建炎四年二月宣抚处置使司行府铸”，显然不合乎宋代印制，对于这一情况，可有两种解释：一是南宋初年，时局动荡，政令不行，个别机构擅自越权为下属铸印。二是因统一铸印不便，朝廷允许一些机构暂时便宜行事的结果。这类印数量不多，具体情况还需进一步研究。


    此外，少府监、文思院除直接从事官印的铸造外，还负责制定官印的形制。《宋史•职官志》记载“元丰官制行，始置监、少监、丞、主簿各一人。监掌百工伎巧之政令，少监为之贰，丞参领之。凡乘舆服御、宝册、符印、旌节、度量权衡之制，舆夫祭祀、朝会展采备物，皆率其属以供焉。”这所谓的符印等物“之制”具体到官印上来，指的就是官印的形制。实际上，早在元丰改制以前，少府监就一直担负着这项职能。王文盛是少府监的篆文官，他于仁宗景期间曾两次上书，议定官印的形制。在第二次上书时他说：“旧例亲王、中书印各方二寸一分，枢密、宣徽、三司、尚书省、开封府方二寸，节度使寸九分，节度观察留后、观察使寸八分半，防御、团练使、转运州、县印，寸八分。凡印，各上下七分，皆阔寸六分，虽各有差降，而无令式以纪其数。”仁宗肯定了他的建议，“绍从其言，著于令”。这应当是少府监负责制定宋代官印形制最为明确的记载。在南宋，少府监这一职能被文思院承袭。


    其二，由礼部负责官印的管理


    《宋史•职官志》载：“礼部掌国之礼乐、祭祀、朝会、宴飨、学校、贡举之政令。……若印记、图书、表疏之事，皆掌焉。”其实，宋代的礼部对官印的管理，主要体现在对新印的颁发、废印的收缴和销毁。“神宗熙宁五年，诏内外官洞官合赐牌印，并令少府监铸造，送礼部给付。”礼部成为代表国家，给各级官员颁发印记的部门。


    宋代的官印虽为铜铸，但是由于一些衙门公务十分繁忙，官印磨损得快，竟需每年更换一颗新印。“唐印文如丝发，今印文如筋，开封府、三司印文尤粗，犹且岁易，以此可见事之繁剧也。”再加上一些机构撤并和人为损坏，宋代各级机构每年报废大量的官印。而这些废印，各衙门是不能善自处理的，必须上交礼部。所以宋敏求在《春明退朝录》中说：“予治平初，同判尚书礼部，掌诸路纳到废印极多，率皆无用。”最后他借鉴唐朝的办法，建议“今之废印，宜准故事碎之。”这是英宗治平年间的事，当时废印只是上交礼部保存，而未做处理，但到了宋神宗时，已有了销毁印的记录了。“（元丰）六年，旧制贡院专掌贡举，其印曰‘礼部贡举之印’，以废贡院，事归礼部，别铸‘礼部贡举之印’。”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防止官吏盗用旧印，产生奸弊，所以《宋史•舆服志》神宗元丰六年十二月“诏自今臣僚所授印，亡殁并赐随葬，不即随葬因而行用者，论如律”的记载，当是不准确的，最起码这一诏令没有实行施行。


    另外，从建国后数十年的考古发掘情况看，宋代官印或为当时战败者所遗弃，或为战胜者所缴获，多出土于古代遗址或江河湖泊之中，而在大量宋墓中，仅发现几枚私印而已，至今尚未见到一枚官印。这种现象也可以作为否认宋代有赐官印随葬的一个佐证。

北宋时期税务官员征税使用的铜印

  
   其三，主要的管理制度


   1.牌印制度


   为了适应官司印的特点，宋代借鉴唐代的办法，制有铜牌，与官印同时颁发给官员，这样就使“诸王、节度、观察使、州、府、军、监、县印，皆有铜牌……刻文云‘牌出印入，印出牌入’”。至于具体情况，我们可参见胡三省于《资治通鉴•唐僖宗中和四年》“并牌印皆没不反”下注曰：“至唐始置职印（即官司印――引者注），任其职者，传而用之。其印盛之以匣，当官者置之卧内，别为一牌，使吏掌之，以谨出入，印出而牌入，牌出则印入，故谓之牌印。”这就是说，官印平时由官员本人负责保管，牌由有关属吏持有，须钤印时，由属吏向官员交牌拿印，用完后，再交印将牌拿回。


   2.知印制度


    宋代衙署往往有多人为主官，因而出现主官轮流“知印”的新情况。如宋代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参知政事为副相，设政事堂于禁中，作为其议事办公机构。故《宋史•职官志一》记载：“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为真相之任，无常员；有二人，则分日知印。”参知政事“仍令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宋初宰相虽有多人，但只指定二人分别轮流执掌中书之印。参知政事初设时职位较低，无权执掌中书之印，也不在政事堂议事。直到至道元年，才“诏宰相与参政轮班知印，同升政事堂”。


    元丰改制后，废除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一职，以尚书省的副长官左、右仆射为宰相，左、右丞管理省务，并任执政（另二执政为门下、中书二省侍郎各一人），这样，左、右丞即“掌参议大政，通治省事，以贰令、仆射之职。仆射轮日当笔，遇假故，则以丞权当笔、知印”。左、右丞就成为在假日权代左、右仆射执掌相印的实权人物。宋代之所以这样严格规定“知印”与“不知印”之分，一是为了防止官员，主要是宰相一人掌印，大权独揽；二是为了明确职责，防止官吏盗用官印，产生弊端。可以说“知印”制是对唐代牌印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并为以后各代所沿用、继承。


   3.临时给印制度


    宋代对临时受朝廷之命出使外国的官员，无论原有无官印，都颁发奉使印，作为奉使出入的凭证。如包拯在庆历五年时，就曾以监察御史的身份，任贺契丹正旦使，持奉使印，出使契丹。到了神宗熙宁四年，对颁发奉使印作了更详细的规定：“诏中外奉使，除文臣两省、武臣横行以上，不以职务紧慢，余官如使外国，接送伴体量安抚制勘之类，给奉使印，余给铜记，以奉使朱记为名。”至此，对那些职位较低的官员，不再颁发奉使印，只给奉使朱记。到了南宋，继续沿用这一办法，“或衔命出境者，以奉使印给之，复命则纳于有司”。“后以朝命出州县者，亦如之。新进士置团司，亦假奉使印，结局还之，此常制也。”这样，奉使印的使用范围被扩展了，不但“衔命出境者”可持奉使印，临时奉命出巡州县的官员也被授于奉使印，连新科进士也可借用奉使印了。

  4.御宝的管理  


   北宋长期都是由“门下省主乘舆八宝”，后在宋徽宗崇宁五年，尚书省“请置符宝郎四员，隶门下省，二员以中人充，掌宝于禁中。……内符宝郎奉宝出以授外符宝郎，外符宝郎从宝行于禁卫之内，朝则分进于御坐之前”。内外四位符宝郎，相互内外，互为牵制，以加强御宝出纳使用的监督与管理。高宗绍兴十六年又重新制作了八宝，藏之于御府，由入内内侍省掌管。

   其四，复杂的钤印方法


   宋代不仅有严密的官印管理制度，在钤印时，也有许多复杂的规定和惯例要遵循，有时连内行人也搞不明白。大中祥符五年，真宗皇帝在阅览河西节度使、许州知州石普的奏状时，发现石普用的是许州观察使印，不解其意，经宰相王旦的详细解释，才弄清了其中的缘由。


    宋代的钤印是很有讲究的。首先是皇帝的用宝制度，其八宝中“镇国宝、受命宝不常用，惟封禅则用之；皇帝之宝，答邻国书则用之；皇帝行宝，降御札则用之；皇帝信宝，赐邻国书及物则用之；天子之宝，答外国书则用之；天子行宝，封册则用之；天子信宝，举大兵则用之”。具体到用宝程序，也有明确规定，“应合用宝，外符宝郎具奏，请内符宝郎御前请宝，印讫，付外符宝郎承受”。一般的官司印，钤印时也有严格的规定。如上文提及的石普，他一人持有节度使、观察使和知许州三印。“节度使在本镇，兵仗则节度判官、掌书记、推官书状，用节度印；田赋则观察判官、支使、推官书状，用观察印；符刺属县，则本使判书，用州印。……石普独书奏章，当用河西节度使印。”如此复杂，难怪连皇帝老子也弄不清楚了。


    但是，若是两个衙门共同办理一件事务时，反而较为简单，行文时只钤用级别较高衙门的官印。如《宋史•职官志》载：“宋初，循唐五代之制，置枢密院，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院在中书之北，印有‘东院’、‘西院’之文，共为一院，但行东院印。”在宋代以枢密院为最高军事机构，独掌军机大事，中书不得参与。“庆历中，二边用兵，知制诰富弼建言，边事系国安危，不当专委枢密。仁宗以为然，即诏中书同议。”此即是上文东、西院“共为一院”之意，实际上是中书与枢密院共同商议，处理军国大事。如果两院共同签署文件时，只钤用中书印而不用枢密院印。与此大致相同的是宣徽院有南院、北院之分。“南院资望比北院颇优，然皆通掌，止用南院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