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社会经济概况(1)

  来源: 中国经济网

明中叶，在资本主义萌芽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都有了新的发展，但是社会生产仍旧是在封建生产方式内缓慢地前进。受商品生产发展的刺激，大地主、大官僚为了填充自己的欲壑，疯狂地掠夺土地，从而使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得到恶性发展。庄田的不断扩大，使得土地急遽集中，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到弘治十五年（1502年），全国赋田数从8507623顷减少到4228058顷，“天下额田，已减强半”。这种从明朝中叶开始的土地掠夺，到明末时更为严重，花样更多，手段更加狡猾。万历十七年 （1589年），潞王朱翊H得到景王在湖广等地故籍田四万顷 。天启年间，瑞王常浩占有陕西、山西等省庄田三万顷。遂平与宁国两位公主的庄田也在万顷以上。大太监魏忠贤也有土地万顷。缙绅地主占地数量也十分惊人，万历年间，松江大学士董其昌占有“膏腴万顷”，江苏、陕西、河南等地也都出现了占地数千顷，奴仆数百人的大地主。由于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使大量个体农民所仅有的小块土地，以至于中小地主的私有土地，被强占为大土地所有者的皇庄或庄田，自耕农减少，佃农增加，大量农民破产，江南有的地区甚至出现了佃农占农户9/10的现象 。


    广大农民失去自己的土地，租佃关系自然相应扩大，而许多非分的经济负担却不断增加。如在苏州府和松江府，明末与洪熙元年（1425年）相比，地租最多的提高了两倍。地主利用他们对土地的垄断权，更加残酷地剥削压迫佃农，勒租杀害佃农的暴戾行为屡屡发生，不绝于史书。土地兼并愈烈，愈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产量下降了数倍，使社会生产日益萎缩。


    由于自耕农破产，官田制度遭到破坏，大土地所有者又千方百计隐漏赋役，使得明政府的赋税来源越来越枯竭。明政府为了弥补空额，只有加重赋役剥削，加派田赋和杂税，再加上地方私派的层出不穷，使得人民无法应付，社会生产难以为继。始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的“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加派，除去崇祯八年（1635年）助饷不计外，三饷前后共征银17454062两，与当时全国田赋的正额几乎相等。田赋加派之外，明朝政府还加派关税、盐课并增收“杂项”。杂项的税目十分广泛，包括卫所屯田银、优免丁粮银、平粜仓谷银、房主税契银、典铺酌分银、抽扣工食银、马夫祗候银以及督抚公费银等。这些都是全国性的征收，那些地方性的私派，更是多如牛毛。明政府还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开始，派太监充当矿盐税使，在全国各地征税，大肆掠夺，使发展中的民间工商业受到严重摧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