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的纂集与特点(4)

  来源: 中华文史网

最后，从《资治通鉴》书名说两个历来多未注意到的问题。其一，司马光最初名其书为“通志”，而且成为《史记》之后“通前代之史，会天下之书”的鸿篇巨制，比郑樵以“会通之法”编纂《通志》要早77年。要不是宋神宗赐名《资治通鉴》，或许后人会见到两部《通志》，一为北宋时司马光所修编年体《通志》，一为南宋时郑樵所修纪传体《通志》，或许郑樵另为其纪传体通史取一个书名。其二，司马光自名其书“通志”，而英宗却命其“编历代君臣事迹”，与真宗景德二年令王钦若、杨亿“修历代君臣事迹”，两者“圣意”全同，真宗赐前书名《册府元龟》，神宗赐后者名《资治通鉴》。不同的是，前者为类书，直录原始文献原文，后者为编年史，博采、详考而后重加撰写；前者“惟取六经子史，不录小说杂书”[21]，后者不仅“遍阅旧史，旁及小说”，还强调“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鉴择之。”[22]南宋洪迈有一比较两书取材的论述，指明《册府元龟》不取“异端小说”，并列各类书目存在的问题，其结果造成“遗弃既多”。紧接着，举《资治通鉴》取材“杂史、琐说、家传”的情况，反而事实“皆本末粲然”：



    如《资治通鉴》则不然，以唐朝一代言之：叙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记》；魏郑公谏争，用《谏录》；李绛议奏，用《李司空论事》；睢阳事，用《张中丞传》；淮西事，用《凉公平蔡录》；李泌事，用《邺侯家传》；李德裕太原、泽潞、回鹘事，用《两朝献替记》；大中吐蕃尚婢婢等事，用林恩《后史补》；韩凤翔谋画，用《金銮密记》；平庞勋，用《彭门纪乱》；讨裘甫，用《平剡录》；记毕师铎、吕用之事，用《广陵妖乱志》。皆本末粲然，然则杂史、琐说、家传，岂可尽废也！[23]


    充分肯定“杂史、琐说、家传”的史学价值及史料意义。


    二、编纂特点


    从《记历年图后》、《进通志表》看，司马光编著目的最初只是患旧史“文繁事广，不能得其纲要”，“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使“兴亡之迹，大略可见”，并没有非常明确的“资治”用意。当英宗命其编“历代君臣事迹”之后，才进一步表示“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为可法，恶为可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编年一书”，有了为帝王提供鉴戒的意图。至神宗“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确定其著书主旨。因而，《进资治通鉴表》中才有这样的完整叙述：


    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为可法，恶为可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伏望陛下宽其妄作之诛，察其愿忠之意，以清闲之宴，时赐省览，监前代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之群生，咸蒙其福，则臣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


    显然，这是在前三次（进《历年图》、进《通志》、编“历代君臣事迹”）的基础上，增加了伏望陛下“时赐省览，监前代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的意愿和希望，这无疑与神宗赐书名《资治通鉴》有关，但还要看到与其政治主张的关联。


    一、非有正闰之辨，止为纪年衔接


    《资治通鉴》全书294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至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编年记述1362年史事。因其“记国家兴衰大迹”，所以是一部以政权兴衰为中心的编年体通史，具体分卷情况如下：


周纪（前403－前256）5卷 秦纪（前255－前207）3卷
汉纪（前206－219）60卷 魏纪（220－264）10卷
晋纪（265－419）40卷 宋纪（420－478）16卷
齐纪（479－501）10卷 梁纪（502－556）22卷
陈纪（557－588）10卷 隋纪（589－617）8卷
唐纪（618－906）81卷 后梁纪（907－922）6卷
后唐纪（923－935）8卷 后晋纪（936－946）6卷
后汉纪（947－950）4卷 后周纪（951－959）5卷


    如此分卷，三国时不见蜀、吴纪年，南北朝时不见北魏、北齐、北周纪年，五代时不见十国纪年，特别是三国时没有蜀纪，在当时以至后来均有议论。刘恕写信表示：“正统之论，兴于汉儒，推五行相生，指玺绂相传，以为正统。……若春秋无二主，则吴楚同诸侯也。史书非若《春秋》以一字为褒贬，而魏晋南北五代之际，以势力相敌，遂分裂天下，其名分位号异乎周之于吴楚，安得强拔一国谓之正统，余皆为僭伪乎？”[24]南宋周密说：“正闰之说尚矣。欧公作《正统论》则章望之著《明统论》以非之，温公作《通鉴》则朱晦庵作《纲目》以纠之。张敬夫亦著《经世纪年》，直以蜀先主上继汉献帝。”[25]司马光特别在卷69蜀先主刘备即皇帝位，改元章武处，写下一则800余字的“臣光曰”表明自己的观点：“汉兴，学者始推五德生、胜，以秦为闰位，在木火之间，霸而不王，于是正闰之论兴矣。……是以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确然使人不可移夺者也。”指出正闰之说的产生，并以历史事实点明其不能自圆其说，进而阐述自己的编著原则：


    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着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