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中华文史网 魏应麒先生《中国史学史》：“古人作述，‘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史通・疑古》)虽使是非纷淆，真伪无别。关于此例，更仆难数，《史通》中《疑古》《惑经》二篇，即详言其事。《疑古》举十条以示其怀疑，《惑经》列十二例以表所未喻。(《史通・疑古》、《史通・惑经》)问不蹈虚，谳皆切实。于是知几从而断之曰：‘为史之道，其例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详言之，即采辑时范围不可不广，否则无以见其会通，难以言其博洽；而撰修时诠择不可不严，否则将不辨其是非，何以明其真伪。故知几以为二者虽‘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史通・史官建置》)此采辑史料既宜广而又当诠择之说也”。[20]
吕思勉先生《史学四种・史通评》：“此篇(笔者案：《疑古》篇)于经学虽疏，然其论史眼光，自极精锐”。“此篇(笔者案：《惑经》篇)宗旨与前篇同，而不如前篇之可取。盖前篇论经所载事之不足信，虽乖经义，有裨史识。此篇专攻《春秋》体例之不合，而又不达《春秋》之例，则悉成妄语矣。”
又其《广疑古》篇：“刘子玄疑古之说，后儒多訾之，此未有史识者也。[21]
钱穆先生《中国史学名著》：“刘知几对于古代的中国史怀疑，他说：‘倘若魏晋宋之帝君生于上代，尧舜禹汤之主出于中叶，史官易地而书，各叙时事，校其得失，固未易是’，这样一讲，就对全部历史泛起了一种虚无的看法。那是一种极刻薄、极轻浮的虚无主义。人物无贤奸，历史无定准，特别是到了近代，我们讲历史的人，又特别喜欢疑古，‘疑古’成为近人治史一大运动。刘知几《史通》这部书，遂成为近代人之同调，近代人之先觉。中国古人早巳如此讲了，岂不为近人一安慰、一鼓励。刘知几《惑经篇》说：‘春秋之义所未喻者七’，又说《春秋》有‘五虚美’，《春秋》并不这样好，只是后人虚美了它。又说：‘王充问孔，论语备见指摘，而春秋杂义，曾未发明’，他很高兴王充《论衡》里的《问孔篇》对《论语》加以许多批评，而恨他没有批评到《春秋》，他是来补充王充而批评孔子《春秋》的。”[22]
李宗侗先生《中国史学史》：“唐以后修史者，外采取刘氏议论，然评者常反对疑古、惑经两篇，因两篇中对于古史不只有疑惑，且对孔子之春秋有甚多批评，而认为左氏在三传中皆合周典。在清代以前，人固可以评史，而不可以论经，刘氏之受反对固其当然。然现在观之，六经皆史，则以批评史书为目标之史通，自然可论及春秋以及其他古史。”[23]
程千帆先生《史通笺记》：“王充作论衡，于书虚、语增、儒增、艺增诸篇，亦已有所穿穴揭发。子玄生世，适在汲冢群书出土之后，思想又深受仲任之启示，则其书为此论也固宜；而为之开脱者，乃转属俗儒之见，未足以语夫子玄之史识也。”[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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