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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文史网 中古时期,中外多种宗教在敦煌等西陲地区共存共荣,是世界古代历史上仅见的现象。说这里有多元的宗教文化生态,不仅是指当时世界几大宗教(佛教、道教、景教、火n教、摩尼教)的经典都见于敦煌文书,尤其是当时西域各宗教在敦煌等地都置有祠寺为弘教据点,有的还在当地吸收法徒。有些敦煌卷子,还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唐代中后期西北地区多民族宗教生活及杂信仰的一些有趣事相。如藏文卷子《苯教丧葬仪轨》(P.T.239号)之“灵魂回向文”,出现“地狱”、“饿鬼趣”、“畜牲趣”、“人趣”、“天趣”、“无量宫”等佛教名词;“温洛回向文”曰:“依止三宝,发善恶,念善神咒。……战胜阎王的魔鬼及三界中的一切敌人。”同佛教原文已经没有什么区别[39]。可知公元8世纪以后,佛教经义已渗入吐蕃古老的苯教仪轨,苯教丧葬仪轨进入佛教化过程。陈寅恪指出,敦煌本汉文《金光明经》,以及《金光明经》西夏文译本、畏兀吾文译本、吐蕃文译本等,在本经之首均冠以《冥报传》。陈氏揭示说:“斯盖当时风尚,取果报故事与本经有关者编列于经文之前,以为流通之助。”[40]借相关的果报故事推动《金光明经》流通的做法,或起始于汉地释门,吐蕃、回鹘、西夏各族释门随后从而效之。这个事实透露中古华夏西北各族的佛教信众们,相信业缘果报的心理是相同的。
又如《唐朝年代纪》残卷(S. 2506号)存开元九年至天宝十三载(721―744)间大事,并在每年之下纪甲子名及所属五行。这样的体例写法不见于编年体史籍。王国维揭其为“术数之家”所编,“盖占家所用历,以验祸福者,非史家编年书也”[41]。敦煌《灵棋卜法》残卷(P.3782号)记载“二上三中二下”卦象占辞:“上下俱安,心不生奸。坦然无忧,勿信流言。”黄正建据四库全书本《灵棋经》,揭其乃唐人李远由长安赴闽至泗川,向术士李安问卜得此卦辞[42]。宋开宝七年(974)《批命书》残卷(P.4071号)署曰:“灵州大都督府白衣术士康遵课。”卷尾称:“上有廿八宿十一曜行度,十二}神、九宫八卦、十二分野,总在其中。”饶宗颐揭白衣术士康遵当出自撒马尔罕的康居国,宋初寓居灵州都督府中,都督衙门安置他为人批命。康遵便利用《聿斯经》之十一曜为人推算本命、批流年。十一曜被用于禄命,可知旧天文学与术数分不开[43]。以上三个残卷揭示唐宋之际,举凡世间人事、灵棋卦象、十一曜天象等,俱可用以占卜祸福,显示民间禄命类杂信仰,方法趋于多样。
敦煌丁部籍对于中古文学史研究助益甚多。其荦荦大者可举三端:(1)章回小说及弹词源头浮现;(2)唐代通俗诗一脉的源头浮现;(3)词(长短句)起源之厘清。
敦煌写本《佛曲三种》之二《维摩诘经文殊问疾品演义》(罗振玉藏见《敦煌零拾》),文体仿效佛经之长行间以偈颂,为散文与诗歌互用。溯此文缘起,盖自六朝之世《维摩诘经》汉译后,维摩诘居士的生动故事便得滋乳流传民间,形成散韵相间的演义。以后传行既久,又发生衍变:“其散文体中偶杂以诗歌者,遂成今日章回体小说,其保存原式仍用散文诗歌合体者,则为今日之弹词”;而佛典《维摩诘经》,实为“演义小说文体原始之形式”,就文学流别而言,本经与演义“为同类之著作”[44]。陈氏且指出,中国早期小说题材“大抵为佛教化”。近古章回体小说、近代弹词等说唱艺术形式的源头,由此浮现。
唐代民间盛传的梵志诗亡佚已久。敦煌的《王梵志诗集》残卷(P.2718、P.3266、P.2914、S.778、S.5441等号)将其五言通俗诗风重现于世:口语式的诗句,格言式的韵文,爱憎分明,意味隽永,琅琅上口,通俗易懂。它的语言音韵、题材立法以及创作方法、文学思想,上承《诗经》、汉《乐府》以来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下启元白新乐府运动以至晚唐皮日休、罗隐、杜荀鹤等人的通俗诗。初唐(王梵志创导)的通俗诗文学样式,经中唐至晚唐,发展线索一脉相承。从中清晰地显示,元稹的“刺美见事”(《乐府古题序》),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作,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等文学主张,以及“妇孺能解”的文学追求,均可见梵志诗的深刻影响,是以梵志诗的文学理念和创作实践为先导的。自《诗经・国风》篇至晚清通俗诗,在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灿烂星河中,梵志诗是座耀眼的里程碑。
词的起源问题自宋代以来即众说纷纭。一般持中唐说,另有盛唐说、隋说、六朝说,也有晚唐说[45]。敦煌本《云谣集》(P.2838+S.1441号)及大量曲子词残卷,揭示早期曲子词的种种真相。《云谣集》收曲子30首。王国维指出其中等8个曲调见于唐・崔令钦《教坊记》,“固开元教坊旧物”[46]。林玫仪举出若干包含有词作时代信息的词句,如“征衣才缝了,远寄边隅”()、“战袍待■,絮重更熏香,殷勤凭驿使追访”()以及“每岁送寒衣,到头归不归”()等,揭示“送征衣”是府兵制时代特有的行事,相关曲词“为天宝晚年以前的作品,应无可疑”;并由此断言“词成立于盛唐”“确然有据”[47]。《云谣集》中有二首,两词句法和用韵各不相同,可见唐人词律甚宽。在唐末,词型尚未固定,同一词调用韵及句式还相当自由。饶宗颐指出敦煌卷子中的“词”字,泛指曲词、词文、变词、章曲等,几乎就是讲唱文学之统称;而长短句之体式,又为乐府、佛赞、变文所共有。这种情况显示着“词”体初兴时代的特点。曲子《怨春闺》(P.2748号):
好天良夜月,碧霄高挂。羞对文鸾,泪湿红罗帕。时敛愁眉,恨君颠罔,夜夜归来,红烛长流云榭。 夜久更深,罗帐虚薰兰麝。频频出户,迎取嘶嘶马。含笑阖,轻轻骂。把衣荨X夏徒鹬Γ扶入水精帘下。
饶氏称此为“敦煌曲子中偶见的抒情之作,其叠字技巧尤胜,已开散曲先河”,更将元代盛行民间的文学样式――散曲的源头,追溯到敦煌写卷了[48]。
东晋南朝时期,向民众彰扬经义法理的释门声业大盛。佛寺的经师、唱导师运用“升降曲折”的声调和“清静哀婉”的曲调(共为声业之声部),转读佛说经典,赞唱法缘事理(共为声业之文部),“以声糅文,声文两得”。文部之非佛经的法缘事理词文,到唐代发展出一种宗教文学的独立体裁―佛赞。佛赞的长短句体式虽然与后来所谓的“词”体相同,但佛赞在敦煌卷子里多为专集,与“词”已“分道扬镳”(饶宗颐说)。声部“七声”的考校导致汉语声调(五声或四声)规律和反切法的发现;声部的“佛曲”以传统乐府和民间乐曲为母体,融入天竺“呗匿”的“清静佛性”旋律,创生中国化的“佛曲”―梵呗[49]。
章回小说、白话诗、曲子词等新兴的文学体裁样式,佛赞加梵呗的新“文艺”样式,相继产生在中古后期(晋唐),萌芽于释门的法集斋会(佛经演义和佛赞梵呗)、宫廷的教坊梨园(曲子词)以至民间乡里(白话诗),并非偶然现象。这些新文学艺术样式如此集中地萌生,乃是中古贵族化社会向近古世俗化社会的历史过渡在文学上的反映。它顺应中古由身份性社会向非身份性社会演进的大势。在良贱制度和人身依附制度普告弛解的时代,新兴的庶民阶层也需要他们看得懂听得懂的文学艺术作品。这几种内容与形式都贴近民众的文学新样式的涌现,意味着中古后期文学向着“人学”本质的回归迈出坚实的一步。
敦煌医药典籍、天文历法卷子,揭示唐代医药学与科技领域的伟大成就,生动地展示出中国中古时代科技文明达到的高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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