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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经济史论坛 三位学者编排的武王伐纣日程表都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而蔡运章先生的文章发表于1987年，不可能参照三位学者的最新成果。因此，蔡先生对天亡簋所载史实发生时间的认定，有必要依据学者所编最新武王伐纣日程表进行修正。本文修正的结果是，武王于“乙亥”到“丁丑”三天登临太室山选址、祭天的史实，上距牧野之战的甲子日是12天，距武王立政的戊辰日是8天，下距武王在镐京祭祀的庚戌日是34天。《55》
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返回镐京途中经过了偃师，是蔡运章先生依据自己对利簋的主观释读而做出的错误安排。利簋是这样说的：
（11）斌征商，唯甲子朝，岁贞克闻，夙有商。辛未，王在〈宀〈柬间〉〉[管]台，锡右史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集成》8．4131）
此处文字采纳的是于省吾先生的隶定。其中的“〈宀〈柬间〉〉”，于先生隶定为管，他说：“管之称管自，犹‘成周’金文也称‘成自’。管为管叔所封地，《括地志》谓在‘郑州管县’。《周书・大匡》和《文政》，在武王克殷以后，均言‘王在管’，可以参证。”《56》于先生的解释，已为学者所信从。《57》据此，可以确定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返回镐京途中经过的管，应当位于今河南郑州，而不是今河南偃师。武王在管的时间是“辛未”，上距牧野之战的甲子日是8天，距武王立政的戊辰日是4天；下距武王登临太室山是5天。从殷都到管，从管到太室山，在时间、速度、路程等方面都不存在任何问题。
从武王行程看，武王于太室山选择雒邑地址至回到镐京举行祭天祀祖典礼共用一个多月，这意味着武王于选择雒址之后可能在该地停留了较长时间。之所以如此，除了对雒邑进行规划外，可能还有军事上的原因。据歌颂武王伐纣丰功伟绩的史诗《大武》记载，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曾经“南国是疆”。
（12）《札记・乐记》云：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
其中第四章，即“四成而南国是疆”，高亨、王玉哲、程俊英、蒋见元等学者认为是《诗经・周颂》中的《般》。《58》《般》云：
（13）于皇时周，陟其高山，堕山乔岳，允犹翕河。敷天之下，裒时之对，时周之命。
这是一篇描绘在高山之巅瞻望山川时见到的情景。题目取名“般”，般即督，也就是《说文》所说的“转目视也”，与其内容相吻合。林V先生认为《般》歌颂的正是天亡簋所载武王登临太室山选择雒址、祭天祀祖的史实。《59》
既是武王登临太室山的颂歌，又是《大武》之“四成而南国是疆”，看似不相联属的两件事情统一于《般》中，说明武王在登临太室山的同时，继续其扫荡殷人残余势力的战争，那么武王从登临太室山至回到镐京总共用了一个多月则是可以理解的了。
（三）天亡簋所载武王选址与《召诰》、《雒诰》所载召公、周公卜宅的关系
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返回镐京途中登临太室山以选择雒邑地址，并且在选址后可能有所规划，那么武王所选所规之雒邑与《尚书》之《召诰》、《雒诰》记载的召公周公先后在雒水之滨所b所营之宅是什么关系呢？
一种较为传统的观点认为，召公与周公所卜所营之宅就是雒邑。《60》如此一来，武王选址与召周二公卜宅便形成了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王晖先生将武王所选雒址定在了今河南禹州市，其依据可以归结为两个，一是该地在先秦时期是“有夏之居”、“天下之中”，二是该地在西周称厉，春秋称栎，战国称阳翟，春秋时“栎”声讹而变为“洛”。《61》其实这两个依据都不可靠。所谓西周时代的“厉”，王先生说在西周青铜器禹鼎中被称为“南国”。这说明西周人认为“历”不在天下之中，于是两个依据相互矛盾，使得王先生对武王所选雒邑地址在今河南禹州市的论证失去了基础。
在一些学者将《召诰》、《雒诰》记载的召周二公所卜之宅理解为雒邑的同时，另一些学者则将其理解为王在雒邑中的宫室。最近朱凤瀚先生在《召诰序》、孔颖达疏，以及当代学者唐兰、朱渊清等观点的基础上，经过多方考察后认为：“《召诰》记三月召公先卜王宅后于庚戌日‘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油，越五日甲寅位成’。此‘攻位’之‘位’应是指所卜王宅之宅位，亦即王宫之地基位置……故才能用五日即完成。如是建洛邑工程，而洛邑范围较辽阔，则‘攻位’似不可能只用五天时间即完成。”在结合了其他一些证据之后，朱先生得出结论：“《召诰》、《洛诰》中所谓‘相宅’、‘卜宅’、‘定宅’之‘宅’，都应只是王之居所，即王居住之宫室、宗庙所在。”《62》朱先生的观点符合情理。
将《召诰》、《雒诰》记载的召公、周公所卜所营之宅解释为选择王宫地址，不仅顺畅地解决了其与天亡簋、《度邑》所载武王登临太室选择雒址史实的矛盾，而且使我们从天亡簋、《度邑》与《召诰》、《雒诰》所载史实中体会到，西周初年武王成王以及召公周公等君臣对雒邑的经营是前后相连的。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返回镐京途中登临太室选择雒邑地址，开启了西周初年周人营建雒邑进而经营东方的序幕。
三、结论
（一）武王伐纣是完成商周鼎革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一历史事件在《世俘》所载武王诛纣、武王征伐商人属国、武王在镐京祭天祀祖等史实之外，至少还应当包括：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离开商都时将一部分殷遗民上层分子迁居西土，与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返回镐京途中登．临太室山选择雒邑地址，两件重要史实。
（二）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离开商都时将一部分殷遗民上层分子迁居西土的史实，记载于《商誓》、史墙盘、周原甲骨卜辞等史料之中。《商誓》大约作于武王立政之日，该日干支是戊辰，上距牧野之战的甲子日是5天，那么武王实行将殷遗民上层分子迁居西土的措施，应是在《商誓》发布的戊辰日开始的。武王将一部分殷遗民上层分子迁居西土的目的，与后来周公瓜分殷遗民以瓦解其社会基础的目的有所不同，是为了在加以笼络的同时利用其文化优势为新建立的周王朝服务。
（三）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返回镐京途中登临太室山选择雒邑地址的史实，记载于天亡簋、《度邑》等史料之中。何尊、《诗经・周颂・般》等也有间接记载。天亡簋的历日乙亥、丁丑表明，武王选择雒邑地址用了三天时间。上距牧野之战的甲子日是12天，距武王在管的辛末日是5天，下距武王在镐京举行祭天祀祖典礼的庚戌日是34天。武王登临太室山选择雒邑地址开启了周人以雒邑为重心经营东方的序幕。（四）依据上述考证结果，重新构拟的武王伐纣日程是：甲子日牧野之战；五天后的戊辰日武王立政，作《商誓》，开始实行将一部分殷遗民上层分子迁居西土的措施；四天后的辛未日，武王到了管；五天后的乙亥日到丁丑日，武王登临太室山选择雒邑地址。三十四天后的庚戌日，武王在镐京举行祭天祀祖的典礼。祭天祀祖典礼的成功举行标志着武王伐纣过程的最终完成。
注释：
《1》古今学者关于武王伐纣年代的看法大约有44种之多。可以参看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研究所编辑的《武王克商之年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一书。
《2》此处历日中的月相，依据《汉书・律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015页）所引《世经》中的《武成》逸文进行了校改。
《3》“维四月己未旦”，原作“维四月乙末日”。顾颉刚先生认为：“乙未”在武王伐纣后于镐京举行献俘礼的四月“庚戌”等历日的前面，与武王成辟的“追记”有矛盾，并且“乙末日”不符合古代文例，因此这句话是“后人羼厕”。见氏著《〈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与评论》，《文史》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但罗琨先生认为“‘乙未’当为‘己未’误，不仅在古文字中乙、己形近容易混淆，而且己未正在武王返周连续数日祭典结束后的第四日”，而且“‘乙末日’之日实为旦字之误”，符合古代文例。见氏著《从〈世俘〉探索武王伐商日谱》，《周秦文化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本文采纳了罗琨先生的观点。
《4》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8―49页；赵光贤：《说〈逸周书・世俘〉篇并拟武王伐纣日程表》，《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李学勤：《〈世俘〉篇研究》，《古文献丛论》，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罗琨：《从〈世俘〉探索武王伐商日谱》。
《5》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八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468页。
《6》张怀通：《小盂鼎与〈世俘〉新证》，《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
《7》刘起舒：《尚书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95―96页。
《8》李学勤：《〈商誓〉篇研究》，《古文献丛论》。
《9》该段引文句读综合采纳了李学勤、杨宽、黄怀信、贾二强等学者的观点。可参见如下著作：李学勤：《〈商誓〉篇研究》；杨宽：《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18页；黄怀信：《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59页；贾二强校点：《逸周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6页。
《10》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61页。
《11》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第61、66页。
《12》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第279、61页。
《13》武王每天35公里行军速度，依据的是蔡运章先生的推算，见氏著《周初金文与武王定都洛邑――兼论武王伐纣的往返日程问}》，《中原文物》1987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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