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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台海网 三
死亡的气息终于逼近。1969年春节刚过，陈寅恪被勒令搬出东南区一号二楼已住了十六年的家。责令陈氏搬家是在生活上的一种迫害。陈寅恪被迫搬家的直接后果，便是加速了陈寅恪的死亡。“文革”结束后，陈寅恪获得“平反”，当年迫令陈氏搬屋的理由被解释为:“因为‘工宣队’看中这座楼房用来作指挥部。”一位对陈寅恪晚年甚为了解的友朋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如果陈寅恪不搬家，也许还可以多活几年。陌生的环境，已不成样子的家，并未放松的逼迫……痛苦的一生在这一年已走到尽头。在这最后的时刻，甚少有人知道陈寅恪的真实生存状态。校园大部分人（包括陈寅恪两个女儿）都去了“五・七干校”，只有革委会与“工宣队” 等权力机构偶尔派人上门察看一番。
“文革”结束后，校方传出陈寅恪在最后的日子里还“表示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感激”，这个说法，正是源自这段“革委会”偶尔派人上门察看一番的时期。真相如何，恐怕永远都不可探究。因为直到陈寅恪死后，中山大学的有关材料依然用充满了“阶级仇恨”的语调，评价“比狗屎还要臭”的陈寅恪的所谓政治态度。死不悔改的陈寅恪，死后依然遭到诅咒。在这生命最后的二百来天里，陈寅恪已瘦得不成样子，少数亲朋好友偷偷登门看望，他也一语不发，只是眼角不断流泪。
1969年10月7日晨5时许，陈寅恪走完了他七十九年的人生历程，因心力衰竭，伴以肠梗阻、肠麻痹而含冤去世。陈寅恪死得很平淡。一个卓越的知识分子这样死去，在那个年代很普通，很常见。经年的苦难一朝得结束，于陈寅恪未尝不是一种解脱。很平淡的死，只把悲壮留给了后人。对自己的结局，有一点是陈寅恪预测落空的，那就是他先爱妻而去。正因为这样，在他去世后，令人很伤痛的一件事发生了。
四十五天之后，1969年11月21日晚八时许，陈寅恪的贤妻唐J亦追随九泉下的丈夫去了。按一般的说法，唐J死于心脏病、脑出血。但在这四十五天中，唐J从容为自己安排后事唐J连一些细微的事情也安排考虑到了，她曾对人言，“待料理完寅恪的事，我也该去了”。唐J去世后，她这种异乎寻常的安排便解开了生与死的谜底。
死，是轻而易举的。唐J大半生靠药物维系着生命，只需停药数天，生命的苦痛与哀伤便永远结束。十八年前，“我敬姐志节”的唐J曾满怀感伤之情写下《哭从姐琬玉夫人》的悼念诗，诗中两次提到“琬玉夫人”殉夫事，并以敬怀的笔触写下这样两句:“姐母殉夫死，姐亦传其烈”。十八年后，抹不掉的人生烙印以死亡的形式显现。七十一岁的唐J，平静地了断了缠绕七十一年的人生之凄苦。为陈寅恪而活着的唐J，亦为陈寅恪而死。陈寅恪的人生，应该延续到1969年11月21 日这一天。
四
命运各异，但悲剧却相似。让我们看看陈寅恪最后二十年来往密切的一些人的最终归宿吧！
陈序经，在1963年兼任广东暨南大学校长，1964年调任天津南开大学副校长。“文革”期间，陈序经因岭南大学那段经历被怀疑是“美国特务”和“国民党特务”，受到专案审查。1967年2月16日，一向身体很好的陈序经，在南开大学面积仅6平方米的临时居所里突然去世。“造反派”坚持说陈序经是畏罪自杀，结果解剖尸体表明，陈序经死于心脏病突发，时年六十四岁。陈序经身后遗下四、五百万字的著述。陈序经死后，他暂存在中山大学的三千多册珍贵书籍被学校后勤部门当废纸卖给了废品收购站，共得款一百二十七元零二角。
周寿恺，五十年代后期任中山医学院副院长，并兼任第二附属医院院长、教授。“文革”期间因在四十年代曾为汤恩伯、俞大维、陈诚等人看过病而受到一连串的迫害与凌辱。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周寿恺被秘密地关押在“造反派”私设的牢房里，饱受摧残折磨。1970年6月15日，对内分泌学素有研究与建树的周寿凯，因 “造反派”拖延时日不给医治而死于胃出血，年仅六十四岁。
梁方仲，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冲击，因精神苦闷忧郁成疾，在1970年5月18日因病去世，年仅六十二岁。
刘节，是运动初期在康乐园第一个受到批判的人。在“文革”期间，刘节共遭受六十多场批判。最屈辱的一次批判，是斗争完毕，红卫兵们仍意犹未尽，当场喝令刘节“不准走出去，只能爬出去”。结果，在拳打脚踢与怒骂声的夹击下，年已花甲的刘节如狗一般爬出了中山大学的大礼堂。当社会传出北京大学教授翦伯赞不堪受辱自杀身亡的消息后，刘节却这样对人说，“翦伯赞死得不值，每回开会批判我，我就在心里背诵诗词，会开完了，诗词也背得差不多了。”1971年，中山大学一份《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做法》的文件，对刘节有这样的记述，“刘节旧思想仍顽固，在学习班上还说儒家思想发展的最高阶段是共产主义精神，还大谈他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吹捧孔子和封建主义。”1971年“林彪事件”后，“评法批儒”的风云人物杨荣国走红，与“尊孔”的刘节形成尖锐的对立。杨、刘两人十余年间的恩恩怨怨纠缠已变成一个不可化解的死结。刘节再遭精神上的迫害。1977年7月21日，刘节死于喉癌，终年七十六岁。刘节身后遗下十二箱古籍，因其居所潮湿，绝大部分让虫蚁蛀蚀掉，剩下的残卷不足两箱。
吴宓，“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成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受着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折磨，七十年代初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1969年，在一场批斗中吴宓左腿被“扭折”，从此只能倚杖艰难地行立；双目又因白内障一度“全盲”。陈寅恪晚年遭受“膑足盲目”的痛苦，吴宓都经历到了。这位毕生都具有书生气的学人，在“文革”期间有这样一个“笑话”:吴宓知道“造反派”即将来抄家，他想到了写了几十年的日记，便急忙请求一个亲友将日记运走。待这件事安排妥当，吴宓又忍不住在一本簿子上将此事详尽记录下来。后来吴宓果真被抄家，抄家者自然找不到吴宓的日记。但抄家者却发现了吴宓述“日记运走事”的那个簿子，遂按图索骥最终还是将吴宓视作毕生心血的日记悉数抄走。“迂”得可爱的吴宓，在1971年9月8日给中山大学寄去一信，探询陈寅恪夫妇的“生死情况。”历二十余年“新风尚”的洗礼，改变不了的还是人生。1978年1月17日，时年八十四岁的吴宓去世。可算高寿的吴宓，如何度过最后屈辱的十年，历史当还有许多“待发之覆”。
黄萱，1966年7月离开陈寅恪回到历史系参加运动。尽管这位善良的女性与人无争、与世无争，但陈寅恪的命运也就是她的命运。在“揭发批判”最紧张的日子里，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大楼，曾挂出一条从楼顶拖到楼底的巨幅标语，上书“黄萱与陈寅恪同穿一条裤子”。陈寅恪死后一年，校方依然逼迫黄萱交待所谓“与陈寅恪的关系”、“为陈寅恪干了些什么坏事”等材料。1969年，中山大学历史系清查小组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捕捉到一个“新动向”:逼令黄萱交出“从剥削阶级家庭得来的不义之财”。该年历史系一份总结报告逼真地描述了这一“革命行动”的全过程:清查小组第一次找黄萱谈话，“第一次面对面交锋，黄萱就交出二万元存款”。事后清查小组成员分析，第一次交锋远未触及核心。第二次谈话，清查小组规定黄萱反复学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两篇光辉著作”，“黄萱流下了眼泪”。结果，“第二次交锋黄宣交出九万元”，“第三次交锋黄萱交出二十万元”，“第四次交锋黄萱再交出公债八百元”。在数天之间，“毛泽东思想显示了巨大的威力”，“黄萱被迫交出了三十二万劳动人民的血汗钱。”但命运并没有放过一生淡薄名利与金钱的黄萱。1970年，她挚爱的丈夫周寿恺怪遭折磨而死。其时她正在“五・七干校”，竟不能看丈夫最后一眼，留下了终生的痛恨。六年后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又夺走了她心爱的两个小外孙。至此，这位目睹了与经历了太多苦难的女性，已把“这个世界看透了”。当年，陈寅恪对自己这位外表很平凡的友朋曾有这样的评价:“拿得起，放得下”。 1973年，六十三岁的黄萱悄然退休，开始住在广州，后移居故土厦门。在鼓浪屿那座宽阔的别墅里，这位陈寅恪晚年重要的历史见证人，超然世外，日观云海，夜听涛声，依然勤奋地读书，静静地感觉日子的流逝。拿得起，放得下。陈氏知黄萱深矣！
端木正，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此事曾引起陈寅恪的不满。这是迄今仅见的陈寅恪同情右派分子的一次档案记录。“文革”期间端木正再受冲击。1979 年中山大学恢复成立法律学系，端木正出任首任系主任，后兼任中山大学法学研究所所长。1990年，端木正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被誉为中国最年长的法官。在陈寅恪晚年信赖的友朋之中，端木正是最年轻的一个，他目睹了历史的沧桑变化，他有幸在晚年能为祖国贡献自己的热和光。历史毕竟在前进！
摘自陆键东著《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联书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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