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国史学文化中的人文精神(1)

  来源: 中华文史网

在中国史学中，人文这个概念出现得较早，《周易•贲》说：“观乎天下，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汉语中的“人文”，实出于此，意指人类社会的各种精神文化。当炎黄子孙把黄帝尊为“人文始祖”时，表明了中华民族乃是一个崇尚人文传统的民族。   
　　人乃万物之灵，人之为人，在于有思维，“唯有思维，才能把握本性、实体、世界的普遍力量与究竟目的”（黑格尔语）。人又是社会的主体，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无法脱离社会而生存，同样，社会的发展也不能脱离人的生产实践活动以及文化创造活动。“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句话显示了两千多年前古代中国人已经认识到：要使天下（社会）得到教化，使天下（社会）趋于完善，人文因素是不可或缺的。现今，我们在提倡科学精神的同时，提倡人文精神；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就是提倡人文精神；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就是提倡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这不仅是涉及科学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涉及我们民族素质的提高，对于历史传统中人文精神的认识，不仅只有学术价值的层面，更具有实践意义的层面，这是因为；其一，人文科学发展无法脱离社会实践，社会进步也不能忽视人文因素；其二，作为中华民族整体的一员，提高自己的人文素质，并把这种素质反映在我们的工作当中，与人的交往之中，以及做人父、做人母如何承载着教育下一代的任务当中；其三；在社会中，尤其是当今的世界已变成一个地球村，人与人的交往是一种跨文化的过程，我们的言谈举止、喜怒哀乐，无不打上文化的烙印。   
　　从前秦到清末，人文这个词多次出现，指向是制度文明和文化教育，而西方的人文思想出自于文艺复兴时期，强调人的作用，人是宇宙的主宰，并且这个思想通过教育来完成和传播。   
　　当我们从现实去反观历史，再从历史来审视现实时，我们史学传统里的人文精神、人文思想是鲜活的，具有超然性和超越性的意义，它超越时间，超越空间，具有永恒的文化价值。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史学中的忧患意识与人的社会责任   
　　   
　　忧患意识，在许多的史学家与士大夫身上反映出来，这个思想与情感表现在对子孙祸福，社会混乱，人民休戚，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上；表现为对于人及其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命运的关注，这是惯穿中国历史文化始终的终极关怀。这里首当提到的是诞生于湖南的毛泽东，少年时便有一种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爱国恤民精神，这与湖湘文化是分不开的，在湖湘历史文化传统中，民族忧患意识是千百年来决定爱国知识分子心中深沉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因素之一，北宋时期的范仲淹，在《岳阳楼》中的拳拳之忧常在后人耳边响起，“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近代的陈天华，谭嗣同面临亡国灭种之危急形势，甘愿“横刀向天笑”，血溅刑场以醒国民，他们忧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忧国民思想之陈旧，忧国家政治之腐败，励精图治，激扬文字，指点江山。当我们谈到《史记》时，不能不想起司马迁，这位有良心有责任感的史学家――一个身体不完整的伟大男人，他自称是“刑余之人”，可他挥舞着书写历史的巨笔，将华夏文明上溯上千年，如果设有《史记》，那么，遍及全球的十几亿炎黄子孙，将发生以下六个认同感的危机：①同源的民族认同感，②同地同根的地域认同感，③同历史的时间认同感，④同文的文字认同感，⑤同情理的情理认同感，⑥同习惯的习俗认同感。那么，我们的五千年的文明就无从谈起。   
　　这种忧患意识，使我们不能不再提及一个人，清代的诗人，思想家、史论家龚自珍。他曾说：“智者爱三千年史代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他没有说以“明君之忧忧天下，”或“以贤臣之忧忧天下。”   
　　面对我们所处的时代学习历史，思考历史，讨论历史，研究历史，我们不只是眼前之忧，临时之忧，不是短暂之忧，而是长远的忧患。这种长远的忧患意识，回顾过去，是深刻的历史感，展望未来，当从长远利益着眼，这不仅是史学家之责任，也是我们每个有良知的社会人之责任。正如顾炎武所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二、史学中重视人的自我修养，人生境界的提升   
　　   
　　我们现代人都关注人生，关心我们自身的生命，关切我们本真状态，何为？这是因为我们感到现代人的精神状态，心灵状态出现了问题，我们焦虑、彷徨、不安，“非常郁闷”，甚至是“狂郁闷”，这是我们的心灵与精神“无处”之所在，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所”，没了精神家园，我们现在“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外不在人，内不在己，”也就是说我们缺乏终极的追求和关怀；我们缺乏脚踏实地的现实努力和关注；我们把每个个体认为是绝缘的存在；我们缺乏良性的人际关系；我们自身的本我、大我、真我正在逐步丧失。   
　　作为一个中国人，是非常幸运和幸福的，这是因为我们面对不同的人生境况和阶段时，有不同的思想互相交流，给我们抚慰，给我们超越，台湾学者南怀瑾先生有个形象的比喻，他说儒、道、佛三家，开不同的商店，儒家是粮店，道家是药店。这是因为人的存在是一个永远未完成的过程，也许此时是一马平川，春风得意，也许那会儿就会阴云密布，危机四伏，需要道家的“药”来医治；佛家好比一个中央商场，百货商店，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因此我们说，道治身，佛治心，儒治世。   
　　当今，许多有识之士在关注社会人类的自身修养问题，并发现我们越来越多现代人的自信心，不是建立在对个人自身价值的认识上，而是建立在对一个异己的身外目标的占有上――这就是财富和权力。难道我们这个社会的动力和运作机制都是在鼓励人们获取权力和财富吗？还是使人们所有本能中最强大的一个――占有欲得到无限的膨胀？使强者希望无限地运用自己的权力和力量，使弱者希望自己有一天也强大起来呢？   
　　人们深感这不仅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世纪，更是充满危机的世纪，当前的金融危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心病加剧，价值标准的失范，道德的滑坡，信任危机等都严重影响并制约着社会的和谐发展，而科学技术又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把人类带入天堂，又可以把人类引入地狱，对善和恶都有可能带来无限的可能性，真、善、美与假、恶、丑的颠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