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历史千年 国君、皇帝重视农业，各级官吏亦以发展农业为首要政务。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推行变法改革。魏相国李悝主持变法，主张“尽地力之教”，发展农业生产。并且根据当时农业生产的经验，要求“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力耕数耘，收获如寇盗之至”；“还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窳，殖于疆场”。李悝制定平衡粮价的平籴法，限制商人对粮食的投机活动，制止粮价的暴跌，在一定程度上“使民无伤而农益劝”。吴起为楚令尹，根据楚国地广人稀的特点，“（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9]（《贵卒》），裁汰不急之官，使楚国“南收扬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国势迅速强盛起来。商鞅为秦左庶长，大良造（相当于相国兼将军），开阡陌封疆，教民耕战，重农抑商，促进了秦农业发展，“为秦开帝业”[10]（《书解》）。秦庄襄王至始皇初年，吕不韦为相国，集门客编著《吕氏春秋》，其中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专论重农政策与农业理论、科技，反映出对农业问题的重视。秦始皇灭六国后，丞相李斯就提出“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并建议将“上农除末”作为一种指导方针公布全国。他是自商鞅变法以来，“重农抑商”基本国策的重要推行与贯彻者。刘邦入关中，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籍藏之”。其内容涉及“天下扼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等，成为了解全国形势、户籍的重要资料。秦汉丞相除有选用、劾案、朝议、封驳诸权外，另有主管郡国上计与考课之权，其中以民情、农事、赋税、灾异等为主要考课内容。曹参、陈平、周勃等在担任丞相期间，“一遵萧何约束”，无为而治，有效地贯彻了“与民休息”政策。他们“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赋税收入岁不过数十万石。征发徭投一般均利用农闲时间，年不过30天，故惠帝时建长安城断续历6载方成。这些措施对于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汉武帝晚年“悔远征伐”，于征和四年（前89）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7]（《西域传》），表明了由崇尚武功到重视农耕的政策转变。西汉昭、宣两朝，大将军霍光秉政，领尚书事主持中朝事务。“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使“民安其业”[7]（《宣帝纪》），忠实地执行了武帝死前制定的政策。东汉光武以后，“尚书令主赞奏，总典纲纪，无所不统”。尚书诸曹、郎，或“掌天下岁尽集课州郡”，“主缮功作、监池苑囿”；或“主天下户口土田垦作”、“钱帛贡献委输”。时多有大司农为三公、录尚书事者，由农官直接进入国家政务中枢。秦、汉行政上仅次于丞相的官吏为御史大夫，负责皇帝制诏转承及百官的考课、监察、弹劾。农事是御史大夫及其属官关注的内容之一。晁错曾为御史大夫，坚持重本抑末，主张纳粟拜爵，建议募民实边，为西汉早期著名重农思想家与政治家之一。汉宣帝黄龙元年诏曰：“上计簿，具文而已。务为欺谩以避其课，三公不以为意，朕将何任。御史察计簿疑非实者按之，使真伪毋相乱。”御史大夫属官有监郡御史。《汉书・严助传》载秦“使监禄凿渠通道”，注引张晏曰，“监郡御史也，名禄”，领导建成著名的灵渠工程，在世界航运工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适应中央集权政治需要，汉武帝元封年间将全国划分为十三州部，“初置部刺史”。刺史以六条问事，其中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二千石侵渔百姓、聚敛为奸等为重点监察内容。
战国、秦、汉郡县制逐渐发展完善，成为中央集权国家的地方行政组织。郡之称，“以所得戎翟地远，使人守之，为戎翟民君长，故名曰郡”[11]（襄公四年），郡守县有比较浓郁的军事长官色彩。虽然如此，李悝为上地守、李冰为蜀守、内史腾为南郡守皆以重农事、兴水利而闻名。秦统一后，随着边境的开发和郡治的调整，郡数增加。秦郡设置，除政治、军事目的之外，“在富庶地区设郡则是为了加强对经济地区的管理”[12](P107)，四十六郡分别成为不同的经济中心。当时中原一带及巴、蜀地区都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农业富庶区，秦郡设置最为密集。齐、薛、琅邪、邯郸、河东诸郡因为富庶的缘故，分别设置东海、济北、胶东、恒山、河内数郡。郡守上则执行朝廷命令，下则监领所属各县。举凡政治、经济乃至民情、风俗皆在管辖范围，然富民兴农始终是郡守最基本职责之一。云梦秦简《南郡守腾文书》谓郡书“修法律令、田令”，表明直接过问农业生产。《后汉书・百官志》将劝农赈贫、兴利除害、户口垦田、钱谷出入、招抚荒散、蠲复徭役等作为考课郡守政绩的重要内容。论及郡守作用，汉宣帝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无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
战国、秦、汉、县、乡诸基层行政单位直接参与农业生产管理，其作用可归纳为：组织生产、管理户籍、征收赋税、摊派徭役、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等。战国秦汉设县基本上以所辖民户为准，“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为长”[7]（《百官公卿表》）。户口多少关乎赋税收入、徭役征调，这是设县的基础与前提。战国、秦、汉推行县制并且成为地方政权的基本组织形式，在客观上有利于摧毁残存的地方特权和割据势力，破坏了贵族领主经济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促进了新兴地主经济的巩固与发展。商鞅变法，在“集小乡邑聚为县”之同时，“为田开阡陌封疆”，将基层政权建设与土地制度改革配套进行，有力地保障了变法令的实施。秦汉时期又实行徙民设县办法，有效地调整了战国以来的人口布局，削弱了六国豪富的政治经济实力，推动了先进生产关系的地域性拓展，促进了周边地区的农牧业开发。县令、长乃基层亲民之官，是国家重农政策的执行、落实者。东汉明帝曾谓群臣曰，县令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则民受其殃”[4]（《明帝纪》）。《史记》、《汉书》、《后汉书》皆设《循吏传》、《酷吏传》，入传人物多为秦汉郡、县守令。他们或秦职循理、法情咸顺；或据法守正、摧折豪强，均为当时比较知名的郡、县守令。郡县守、令良吏较多时期，也是秦、汉国家治理的较好时期。文景时有“河南守吴公、蜀守文翁之属，皆谨身率先，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7]（《循吏传》）；宣帝时，“王成、黄霸、朱邑、龚遂、郑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祀”[7]（《循吏传》）；东汉光武时期，“杜诗守南阳，号为杜母；任延、锡光，移变边俗，斯其绩用最章章者也；又第五伦、宋均之徒，亦足有可称谈”[7]（《循吏传》）。历史上所谓“文景之治”、“昭宣中兴”、“光武中兴”，在某种程度上得力于这些尽职尽守的地方官员。重视农业、致力于农业生产发展，是郡县良吏的共同特征之一，在农田水利建设，铁器牛耕推广，边疆地域开发诸方面皆可见其政绩。农田水利方面可以称道者，战国时代有蜀守李冰，邺令西门豹、史起。李冰主持完成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是我国古代无坝引水工程的典型范例，驰名中外。其兼具灌溉、防洪、运输综合功能，成都平原缘此而“水旱从人，不知饥馑”，世号陆海天府。引漳溉邺，“西门溉其前，史起灌其后”[13]。使自古以来的盐碱地成为膏腴亩钟之田，对魏在战国初期之富强起了重大作用。西汉文帝时，蜀郡太守文翁穿湔江口，灌溉繁田“千七百顷”[14]（《蜀志》）。汉武帝元鼎六年，左内史儿宽主持凿六辅渠，灌溉面积扩大到郑国渠附近的高仰之地，并“定水令，以广溉田”。其首次制定灌溉用水制度，促进合理用水。西汉昭帝时，召信臣为南阳太守，十分重视农田水利建设，主持兴建的农田水利工程多至数十处，“以广溉灌，岁岁增加，多至三万顷。民得其利，蓄积有余”[7]（《召信臣传》）。东汉建武中，杜诗为南阳太守，复修召信臣故业，“修治陂池，广拓土田，郡内比室殷号”[4]（《杜诗传》），史有“召父”、“杜母”之誉。和南阳相邻的汝南郡，亦以郡守重视而成为农田水利发达地区。《水利论》谓：“邓晨鸿却陂四百里，殷饶它郡；鲍昱方梁石恤，岁省费三千余万金；何敞铜阳旧渠，垦田三万顷。”王景为庐江郡太守，领导吏民修治芍陂，恢复灌溉之利；马棱为广陵郡太守，致力兴复陂湖，溉田二万余顷；张堪为渔阳太守，“于狐奴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马臻为会稽郡太守，领导人民修建鉴湖，灌田九千余顷，“所以无凶年”。秦、汉边郡地区农田水利事业也有相当发展，《汉书・沟洫志》载，“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新莽时期益州太守文齐在滇池地区“造起陂池，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顷”，开创了云南地区的水利事业。东汉光武时，马援任陇西太守，在金城破羌以后，“缮城郭，起坞候，开导水田，劝以耕牧，郡中乐业”[4]（《马援传》）。任延任武威太守，亦“为置水官吏，修理沟渠，皆蒙其利”[4]（《循吏传》）。战国、秦、汉铁制农具的普及、牛耕的推广，与许多地方官吏注重农业发展有关。西汉“徙民屯田”，皆由政府提供犁、牛。赵过推行代田法，“使教田太常、三辅，大农置工巧奴与从事，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学耕种养苗状”[7]（《食货志》）。光武时杜诗任南阳太守，“造作水排，铸为农器，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4]（《杜诗传》）。东汉初，九真地区“不知牛耕”，太守任延在此推广牛犁，“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第五伦为会稽太守时破除当地落后风俗，禁民杀牛以发展农业生产，“有妄屠牛者，吏辄行罚”，百姓以安。王景任庐江太守教民犁耕，提高了耕作效率，因而垦辟倍多，境内丰给。
注重农业是中国古代国家的主要经济职能之一。战国、秦、汉时期逐渐形成中央集权国家政治制度，从中央到地方构成严密的、统一的、有效的管理体系。国家以重农为基本国策，各级官吏以农事为首要政务，通过各种政策、措施鼓励农民发展生产，是战国秦汉时期农业取得重大进步的关键因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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