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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新浪博客 因此，西方存在着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科学传统，也有着一个自觉地人文价值传统。尘世的幸福只能是短暂的，而人要洞察生死，跳出轮回，只能抛弃尘世的一切，进入上帝所属的领域。而这些只有克制肉体所产生的一切欲望才能成为现实。于是，在基督教信仰支配下的西方人，善恶问题也就成了一个大问题。而善恶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信仰来实现。康德说的好：给我物质，我能撬起整个宇宙，但是科学定律连一个毛毛虫的生命运动都不能解释。科学不能侵染信仰和价值的地盘，因为那是人的全部尊严之所在，人生的意义哪能通过因果关系推论而出？于是，事实和价值、理性和信仰、知识和智慧就如同两条平行线，各自按照自己的游戏规则在西方文明史上演绎着。也许，它们只有在上帝处才能真正的融合，但偷食禁果的原罪使得二者的融合永远是一个无限的延期，正如在现实生活中，两条平行线永远无法相交一样。
无论是早期理性（柏拉图）和感性（亚里士多德）的对立，还是中世纪爆发的理性与信仰之争，还是近代的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对峙，还是英美科学主义和欧陆人文主义的划分，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西方的两大传统。尽管西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大传统融合或者一边压倒另一方的现象，但二者的调和却没有真正让人看到希望。也许，二者的深层冲突是人的二元化存在的本体论事实，在于肉体和灵魂的二律背反。
所以说，西方有一个“仁”的传统，也有一个“智”的传统，但二者的划分是明显的，特别是康德以来，事实和价值的区分已经成了西方学者一个自觉的追求。科学只能停留在现象界，一旦跨入本体界就会造成令人尴尬的二律背反，因为本体论的问题（上帝存在、意志自由等等）根本不能形成知识，因为没有任何经验可以提供。所以，上帝存在根本不是一个知识问题，而是一个信仰问题。安瑟尔谟的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不过是理性超出了自己地盘的非法运用。同样，在本体领域内也不能形成知识，否则就是迷信或者教条。我们不能在科学领域内谈人生，同样，我们也不能本体领域内谈科学。该归上帝的归上帝，该归撒旦的归撒旦，二者只能在各自的领域内行事，不能互相僭越。
事实是事实，价值是价值，二者并存单却互不染指。反映在现实生活中，西方人很容易将二者分开，且能表现出惊人的宽容。比如，研究马克思的人未必信仰马克思主义，我们也不能苛求其必须信仰马克思，然后才有资格去研究马克思。相反，一个人信仰马克思，我们也没有必要要求他必须熟读马克思的全部著作。一个婚姻爱情方面的专家，我们没有必要苛求其本人的德婚姻多么幸福。一个宣扬美德的人，我们也没有必要苛求其本人的道德多么高尚。西方人在这方面划分的很清楚，培根写了那么多关于人生的经典散文，但他在现实生活中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人；海德格尔这样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还留下了一段不光彩的历史，无论和阿伦特的爱情，还是其为纳粹效力，都成了其人格的污点。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其哲学家的地位和影响。
同西方人相比，我们中国文化好像在“仁”与“智”之间并没有设立泾渭分明的界线。虽然“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但由于自身文化的这种相内追求的特质，造就了中国人自身的文化取向和价值倾向。
钱穆先生曾经说，中国文化，“一天人，合内外，六字尽之”。在钱穆先生这里，中国的文化，用这六个字就说完了。其实，中国文化还可以用四个字来表示，那就是“伦理世俗”。这四个字其实和钱穆先生的六个字其实并不矛盾，而且是相得益彰，从两个层面揭示了中国文化的特质。也正是因为这种特制，中国文化没有演绎出独立的“智”的传统，也没有一个明显的“仁”的传统，而是“仁”与“智”、“道”与“术”、“内圣”与“外王”的相互纠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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