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的发展简史（2）

  来源: 铜雀历史网

（六）中华民国时期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西藏局势大乱。英印总督明托感到机会来临，支持达赖喇嘛组成一万名西藏民军，围攻拉萨、日喀则和江孜等地的川军，联豫、钟颖所部川军逐步陷入绝境中。同时，赵尔丰在成都被处死，康巴的土司、寺庙，趁机作乱，恢复原有的权力。
    1912年袁世凯任命钟颖为西藏办事长官，行使前清驻藏大臣的职权，并派官员杨芬等人于启程前往印度大吉岭与达赖喇嘛联系；另一方面又命令四川督军尹昌衡于率军西征，进入康区平乱，声援驻藏川军，同时令云南都督蔡锷率军出康南配合川军的行动。然后，民国政府设立蒙藏事务局，任命贡桑诺尔布为总裁，并袁世凯恢复十三世达赖名号。
    1913年初，十三世达赖回到离别近三年的拉萨。在这期间，十三世达赖宣布“凡是汉人递到西藏之公文、政令，概勿遵从。”
    尹昌衡部川军和蔡锷部滇军，从1912年6月开始西征，进入康区击溃各地土司、寺庙的抵御后，于8月底分别进抵昌都和盐井以南，9月下旬逼近工布江达。但民国政府在英帝国主义的压力下，电示蔡锷、尹昌衡停止进军。
    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侍读德尔智赴库伦，在1913年1月11日与外蒙古签订了《蒙藏条约》。1913年4月，民国政府任命陆兴祺为护理驻藏办事长官，并通知英印政府。
    中印边境东段的传统习惯线，沿喜马拉雅山南麓、邻接印度阿萨姆平原，千百年来一直如此。这条传统习惯线和麦克马洪线（喜马拉雅山脊）之间的门隅、珞渝、察隅三个地区（著名的城镇有邦迪拉、西巴霞曲、里戛和阿帕龙）的居民主要是为门巴族、珞巴族，历史上一直归西藏管辖，六世达赖喇嘛就出生在门隅。西姆拉会议上，英印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非法签定了麦克马洪线，中国中央政府拒绝签字。
    　　
    1917年秋，驻类乌齐的川军抓获两名藏军，押住昌都，川军统领彭日升将其斩首。藏军发兵进袭，连陷类乌齐、恩达等地，进而围困昌都、察雅。彭日升频频告急，但四川军阀正忙于同云南军阀作战，故仅有川边镇守使派出的一个营往援。1918年藏军攻占昌都，俘彭日升。接着兵分两路东进，攻占德格、邓柯等七县。最后藏军同川军在甘孜以西之绒坝岔激战二十余日，互据雅砻江两岸扼守。这就是民国时期的藏军第一次东犯。
    这时，北洋军阀各系统分裂成直、皖、奉三系，又有南方各地军阀，孙中山的革命党相互征战，全国处于四分五裂的混乱局面。大总统徐世昌自顾不暇，不可能同达赖喇嘛讨论藏军东犯问题。川军主力又正在同滇军激战，难以分兵对付藏军。
    1919年，甘肃派李仲莲、朱绣到达拉萨，会见了达赖喇嘛。这是辛亥革命以后八年来，中国中央政府第一次冲破英国阻挠，直接派员进入西藏。朱绣等呈交了甘肃督军张广建给达赖喇嘛的函件及礼品。朱绣等返回内地，正逢直皖战争后，民国政府无暇顾及藏事，使本来可能进一步发展的西藏与中央关系停顿下来。
    十三世达赖喇嘛深感英国插手西藏内部事务，已经危及其在藏的统治地位，于是停办了江孜的英人学校，明令禁止藏族官民穿西装，还拆掉亲英分子在罗布林卡为他修建的一座西式洋房。同时于1924年派贡觉仲尼赴京接替雍和宫堪布罗桑策殿之职。这实际上是达赖喇嘛和噶厦的驻京代表。
    1923年出走内地的九世班禅，1929年成立了班禅驻京办事处。受此影响，达赖也派(雍和宫堪布)贡觉仲尼拜见蒋介石，然后贡觉仲尼回经印度回到西藏。同时国民政府文官处官员刘曼卿(西康藏族，生于拉萨)，也受派取道西康入藏，于1930年抵达拉萨，受到达赖喇嘛接见。
    1930年8月，贡觉仲尼由西藏返回南京，被正式任命为西藏常驻南京总代表。经国民政府同意，西藏在南京、北平、西康三处正式设立了办事处。自此，西藏地方同祖国之间近二十年的不正常关系告一段落，西藏地方政府同中央政府之间建立起了正式的经常联系。
    1930年5月，西康甘孜的白利土司和大金寺之间因土地差民纠纷发生争端，藏军支持大金寺，出兵占领白利。驻甘孜之川军西出白利镇，与藏军冲突。当时正值四川军阀混战，驻西康的川军难以两全，藏军得以顺利占领甘孜、新龙（瞻化）。1932年藏军得寸进尺，占领囊谦，包围玉树。青海军阀马步芳组织援军反攻，击败藏军，并进入西康，占领1919年以来被藏军据有之石渠、邓柯等县。 四川刘文辉亦派出一个旅，乘机收复了金沙江以东之甘孜、新龙、德格等县。川、藏两军遂隔金沙江对峙。此乃第二次藏军东犯，与第一次不同的是：藏军失败了。
     
    1933年1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拉萨圆寂，享年58岁。1934年国民政府任命黄慕松为吊唁达赖喇嘛专使进入西藏。随后，国民政府批准热振任摄政，封热振为“辅国普化禅师”。 黄慕松经四川、西康，抵达拉萨，他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首次派遣入藏的大员。
    英国忌恨黄慕松入藏，于是英国驻锡金专员威廉逊派锡金人饶依巴都入藏，名为祝贺热振就任摄政，实为了解、监视黄慕松的活动，与西藏亲英上层密商对付中央的办法，并向噶厦索要1931-1932年藏军东犯前后购买英国枪械的欠款，借此压西藏疏远中央。
    黄慕松在拉萨工作近三个月，见噶厦所提条件与中央相去甚远，于是经海路返回中央。经噶厦同意，黄慕松留刘朴忱、蒋致余在拉萨负责电台，以保持与噶厦的接触和中央的联络。由此，电台成为蒙藏委员会的驻藏办事机构。 同时英国将驻江孜商务代表黎吉生和电台强行留在拉萨。
    1940年，青海省湟中的幼童拉木登珠(丹增嘉措)，被确认为十四世达赖喇嘛。国民政府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入藏会同热振共同主持第十四辈达赖喇嘛转世事宜。吴忠信离重庆飞香港、仰光，再乘船去印度转赴西藏。1940年2月，坐床大典在布达拉宫正殿隆重举行，吴忠信座位在达赖喇嘛之左，面南平坐，其他中央官员坐东面西；热振率众僧坐西面东，三噶伦及众俗官则坐南面北。由于英国挑唆低设吴忠信座位的阴谋破产，古德没有参加典礼。 吴忠信与热振协商，在黄慕松留下的驻藏机构人员基础上，于1940年4月正式成立了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
    格仓活佛在青海迎请达赖灵童入藏，被马步芳敲诈勒索了四十多万元，弄得西藏上下怨声载道，于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拨款四十万元坐床典礼经费作为补偿。当时正值抗日战争中期的艰苦岁月，国民政府财力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数次拨巨款投入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之用，为西藏解决这一重大财政问题，实属不易。
     
    热振活佛在接待和配合黄慕松、吴忠信入藏的两次重大活动中，都表现出尊重和拥护中央的内向之心。在他担任摄政期间，中央和西藏地方的关系日益密切。这些就使得英国及其支持的西藏分裂主义势力把他看成是眼中钉，必欲拔除而后快。
     
    热振将摄政位让于大扎。但大扎上台后却倒向英国，清洗热振派官员，任命亲英分子索康旺钦格来为噶伦、夏格巴汪秋德丹为孜本，西藏地方政府大权基本落入亲英派手中。
    1942年在英国唆使下，噶厦成立西藏外交局，并通知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今后有事与外交局联系。这是欲将中国当成外国的一个严重的“藏独”步骤，国民政府当即予以拒绝。但英国驻拉萨代表处却立即与西藏外交局联系。
    接着，噶厦亲英分子害死热振，震动全中国。  
    1949年6月，藏军第六团从日喀则调到拉萨，在市区到处搜查共产党。噶厦政府又举行了以诅咒汉族人为目的的“扣锅”、“驱鬼”的宗教仪式，黎吉生到现场助威。7月，噶厦政府驱逐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陈锡璋等人，这就是著名的驱汉事件。
     
    综观整个民国期间，中央政府已经失去去西藏的控制，甚至连形式上的控制都岌岌可危。西藏已经在事实上独立于中央，不过形式上还没有正式独立，正所谓西藏独立“有实无名。”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1957年，西藏反动上层支持康巴叛乱分子在拉萨成立了“四水六岗”反动组织。12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在美国接受训练的旺堆空投到山南。1958年6月，康巴叛乱分子在噶厦的默许纵容下，于山南地区的哲古宗组建了4000余人的“四水六岗卫教军”，恩珠仓贡布扎西任总指挥。得到美国和藏政府两方面支持的“卫教军”，随即在尼木、麻江、乌都、羊八井、贡嘎、扎朗等地袭击解放军、公路道班，并围攻山南泽当、扎木、丁青等地的党政机关等。局部叛乱就这样蔓延开来。
    1959年3月10日达赖喇嘛准备去军区大院看文工团演出，叛乱分子造谣并煽动藏民2000多人包围了罗布林卡，使达赖失去了行动自由。3月17日，索康、柳霞将达赖喇嘛及其家人劫出罗布林卡，渡过拉萨河，经山南地区出逃。3月19日夜，叛乱武装开始向驻拉萨的汉族人大举进攻。西藏全局性的叛乱，就由这样搞了起来。
    3月29日，叛乱集团逃到了山南地区隆子县。他们歇下阵脚，决定以隆子县为临时首府，宣布成立“临时政府”。但不久达赖便得悉：汉族人已经干掉拉萨叛军，而且挥师南下，击溃了他的山南主力“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达赖走投无路，只得越过“麦克马洪线”，逃抵印占区。1960年初，达赖在印度穆索里正式成立了“流亡政府”，不久，流亡大本营迁到印度西北部的小镇达兰萨拉。9月，达赖在达兰萨拉召开第一届“西藏人民代表大会”，公布了“宪法”，宣布成立“大雪国政府”，也即“西藏流亡政府”，同时宣布自己为“国家首脑”。
    为了获得国际社会对西藏独立的支持和同情，达赖四处游说，六七十年代访问了泰国、日本、美国，苏联、蒙古和欧洲11国，但大多数国家对待达赖都非常谨慎。
    达赖窘迫的日子直到1989年才开始化解。当时国际格局剧变，社会主义道路在东欧和苏联受挫，国际反共势力把矛头聚指中国，西藏问题成为国际社会染指中国的一个棋子。早已摸熟西方国家脾气的达赖立即打出了“人权，民主，自由”的旗子遥相呼应，他在一夜之间由一个西藏的农奴主，摇身变成闻名世界的“人权斗士”。时来运转，达赖受到的国际礼遇有时甚至令他本人也受宠若惊。
    美国是达赖梦寐以求的靠山。自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经历了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布什和克林顿等6任总统。前4位总统在对华政策上，都试图借助中国抗衡苏联，在西藏问题上终止对西藏分裂分予的武装援助，坚持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并形成了政府要员不会见达赖的惯例。直到布什时期，达赖才 靠上了美国这棵大树。
    1989年“六・四风波”后，一向以“中国领导人的老朋友”自居的布什突然翻脸，不仅对中国实施措施严厉、内容广泛的经济制裁，而且攻击中国侵犯西藏人权。尤其是海湾战争的胜利，使美国人的自信心和主宰世界的欲望空前膨胀，布什更做出了大胆的行动： 1991年4月18日，他在私人住处接见了达赖，打破了美国现任总统不接见达赖的惯例。在大约半小时的会谈中，布什表示将促成达赖和北京政府恢复和平对话，同时慷慨解囊，答应每年给尼泊尔和西藏的难民提供约50万美元的援助，而且美国之音也将开通藏语广播。
     克林顿与达赖有过3次会晤。第一次是1993年4 月27日，迫于中国的外交压力，美国派副总统戈尔以私人身份接见来访的达赖，在精心的策划下，两人谈得正欢，克林顿总统恰巧路过副总统办公室，于是停下来与达赖寒喧，对中国和西藏的人权问题作了 5分钟的象征性交谈。第二次是1994年，第三次是1995年。
    令达赖不可想象的是，有朝一日他的名字还会与诺贝尔和平奖维系在一起。10月5日，当他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洲作完关于西藏人权问题的演讲并呼吁美国对中国实施经济贸易制裁，回到老友加州大庄园主赛昂家休息的时候，美国之音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将本年度和平奖授予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这意外的惊喜使达赖措手不及，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更不可思议的是，达赖碰到了一个比美国更慷慨更友好的救世主----李登辉。1988年李登辉就任台湾总统，玩起了“隐性台独”，利用台湾的经济实力，在国际上大搞“务实外交”，公开制造 "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既然搞了“台独”，国民党政府历来反对藏独维护国家统一的政策也就变得空洞无物，李登辉索性撕下脸皮，向达赖抛献媚眼，频频发出邀请达赖访台的信号。1989--1991年，李登辉掏了3000万美元支助流亡藏人。1992年台湾成立蒙藏基金会，当年编制预算就高达3000万美元。李登辉在支持台湾独立方面不遗余力，李登辉是汉族人，可是在思想和文化上不能说是汉族人，更象一个大和民族的人。支持西藏独立便是解除汉族对大和民族的威胁的步骤之一。
     1993年，达赖派出二哥嘉乐顿珠带领一个代表团秘密访台，为自己下一步出访铺路架桥。李登辉告诉嘉乐顿珠，达赖关于西藏独立的主张完全符合台湾的政策，他欢迎达赖访台，愿意和他讨论“如何为藏胞赢得真正的自由”。
     1997年3月底，达赖以“宗教人士”身份登上台湾岛。李登辉在桃园巨蛋体育馆为达赖安排了一连两天的弘法大会，近2 万名信徒接受了达赖的灌顶，场面宏大。法会结束后，台湾“中国佛教会”当场将50万美元的“供养金”赠给达赖，并表示还有部分供养金将来转给达赖，这让达赖乐不可支。
     实质性的活动则是与台湾当局的会晤。台“考试院长”许水德，“台湾省省长”宋楚喻、“内政部长”林丰正、台“副总统”兼“行政院长”连战、民进党主席许信良，以及李登辉都先后会晤了达赖。李登辉在台北宾馆与神交已久的达赖举行了45分钟的英语会谈，“台独”与 "藏独”的核心人物终于汇流到一处。
     不过，达赖也有不安的事情-----转世问题，而这件事情又是最致命的。
     早在1984年，达赖年满58岁的时候，这块心病便悠然升起。按照祖先规定，历代达赖班掸转世寻认都必须在西藏境内完成，而达赖喇嘛却在国外。按照传统，达赖喇嘛过世后，首先要由先知和喇嘛协商，确定转世出现在何方，然后要观察云彩的奇妙形状，再让高级喇嘛到拉萨附近的湖泊中寻找湖水中显出的未来的幻影，根据幻影的神示寻找转世灵童。然而印度却没有这样的圣湖。
     达赖无法名正言顺地安排身后之事,于是企图改变几百年以来历史形成的活佛转世的定制，或者在流亡的藏人中寻找转世，或者终止达赖制度。
     1993年9月，德国《明镜》周刊记者采访达赖：“在你之后还会有第15世达赖喇嘛吗?"达赖回答：“在迄今为止的政权下，肯定不会有了。”他伤感地表示自己将是最后的达赖。 李登辉是汉族人又不是幼童，所以不能当转世的达赖喇嘛，他只能等待下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