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串票”(1)

  来源: 象牙塔――国史探微

关于“串票”，一般是在讲到清代的钱粮征收时才被提到。这是因为这种单票技术，在清代的钱粮征收中成为一种普遍的技术，且由朝廷来颁布推行，写入了国家的典章。《大清会典》记载：“截票之法，开列地丁钱粮数目，分为限期，用印钤盖，就印字中截票为两，一给纳户为凭，一留库柜存验。”[1]这是清代顺治十年（1653）题准的二联截票之法。三十多年之后，即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朝又颁行“三联印票之法，一存州县，一付差役应比，一付花户执照，照数填写。”[2]自此以后，虽然“串票”之法，在雍正年间有过变化[3]，但地方政府征收钱粮的单票格式，主要采用“三联串票”。雍正八年（1730），清朝颁定的“三联串票”，《大清会典》记载如下：“（雍正）八年覆准，嗣后州县征收粮米之时，豫将各里各甲花户额数的名填定，联三版串，一给纳户执照，一发经承销册，一存州县核对。按户征收，对册完纳，即行截给归农。未经截给者，即系欠户，该印官检摘追比。若遇有粮无票，有票无粮等情，即系胥吏侵蚀，立即监禁严追。各直省督抚转饬所属有漕州县，一例遵行。”[4]从此以后，清代地方政府在钱粮征收中，一直使用“三联串票”。这似乎给我们一个印象，以为“串票”是清代才产生的，且从“二联串票”发展成“三联串票”也是在清代完成的。
　　其实，“串票”不是清代才出现的，而是明代的发明。
　　明代，“串票”又叫“连票”。据笔者检阅所及，明代最早记载“连票”的文献，是朱廷立的《盐政志》。《盐政志》卷十载“李士翱禁约”，其中第七条云：  
　　七曰谨出纳。赈济既复旧规，其出纳事宜，相应定拟，总司即置内号簿三扇，并通、泰、淮三分司外号簿三扇，空立前件，刻印空票。每分司若干张，上截于内号簿前件上编都字一号起至若干号止，下截于外号簿前件上编通字、泰字、淮字一号起至若干号止，俱用印钤。内号簿票，本司收贮。外号簿，发三分司收候。如遇商人赴司领引，即于内号簿附写商名引盐赈米数目，就行填票，付商赍赴该管分司处，比对外号相同，如前附写，照数收完。一面行场支盐，一面出给实收，给商连票，赍缴运司销号。
这份“禁约”是由两淮御史李士翱所颁行，时间在嘉靖九年(1530)[5]。它表明，在嘉靖初年，两淮盐运司系统已应用“二连票”：一票存于官府，一票给付盐商。这是盐政系统所采用的单票技术，还不是地方政府在钱粮征收中使用连票的证据，但可以说明“二连票”的单票技术，在嘉靖初年已经产生。
　　地方政府在钱粮征收中使用“连票”或“串票”，相关的文献资料，主要集中在万历年间。有意思的是，时人一提到“串票”，就指的是“三连票”。万历《嘉定县志》记载：
　　朱廷益，字汝虞。先是，邑中吏治操切，又积困漕粮，富家皆破于徭役，民多转徙，而田为墟莽矣。至则以廉俭自持，宽仁为政，数巡行阡陌，问民疾苦，悉见施行，百姓若解倒悬焉。尤奖借善类，不设城府，知瘠土之民，类苦岁额，则量其缓急，而次第赋之，不过为诛求。又以猾胥作弊，钱粮征比，多所影射，乃创为铁板册、三连票。民间纳户，始知所程，至今便之。[6]
朱廷益，浙江嘉善人。万历五年进士。先为福建漳浦县知县，“以赈荒忤上官”，于万历十一年，“谪贬连州判官”，“未行，复移嘉定”。《嘉定县志》记载，朱廷益任知县“后三年归”，其后任接于万历十四年。[7]因此，可以确定，朱廷益在南直隶苏州府嘉定县“创为铁板册、三连票”，发生在万历十一年至十四年间（1583－1586）。
　　仅仅根据方志所言“创为铁板册、三连票”，而推断“三连票”系创自朱廷益之手，是不够的。因为像方志这样的文献，往往囿于一时一地的眼光看事情，在当地为“创”，不一定在其他地方就不存在或尚未出现过。不过，在苏州府这样的地方，人言其“创”，其“创始”之义，当可凭信。时人嘉定娄坚，曾撰《乞祀朱、熊、王三公于名宦呈词》，其文如下：
　　照得前知嘉定县事，历官南京礼部吏部郎、江西按察司提学佥事、南京大理寺丞、通政司参议，嘉兴朱公讳廷益，其自闽移吴之日，当政猛民残之余，吏以急敛干和，民以屡侵多疫，公仁且洁，又简而宽，绝不自润以脂膏，惟有人沐以渗漉。邑之岁困漕粮，以土瘠不宜稻也，则为请于主者，仍得改输以银。邑之额设官布，以赋缓可纾民也，则为言于监司，因得渐弛其课。至于征敛有法，则创为板册、连票，虽愚民不至于倍输。[8]
这份乞增朱廷益入名宦祠的“呈词”，也以其“创为板册、连票”为功，就有很高的可信度。娄坚，嘉定人，万历间贡生。“其师友皆出(归)有光门”，“学有师承，经明行修，乡里推为大师。贡于国学，不仕而归。”与同乡唐时升、程嘉燧因文学之名，而时有“练川三老”之目。[9]这样的人，生活在苏州府这样的地方，眼光不至于太狭，且“呈词”是为入朱氏于名宦祠，言其功绩，从地方到朝廷，皆要推敲评议，不能过为虚夸。所以，至少在尚未获得其他证据之前，我们不妨相信，明代的“三连票”创始于万历十一年至十四年间，创始人为知县朱廷益，地点在苏州府嘉定县。
　　在万历年间，还有两则史料记载“三连串票”的建立。万历《南安府志》卷一七《宦迹传二》记载：
　　洪有助，字懋孙，福建南安县人。进士。万历二十一年任推官，高洁明敏，邻郡之讼皆归焉。尝摄大庾、南康，清洗宿弊，立征收串票之法（每号给一票纳户，一登柜口，一登都图，三款比串相同），无重追虚纳增减之害，两邑益爱戴。[10]
此段记载，大约是现在可以看到的关于“三连串票”格式的最早记载。“三款比串相同”：一票给纳户，一票登柜口，一票则给都图。与后来清朝颁行的“联三版串”在格式上完全相同。可以肯定，清代康熙二十八年所颁行的“三联串票”，采用的就是万历年间已经成熟的单票技术。
　　这是洪有助在江西南安府任推官，署任大庾、南康二县知县时，所立的“征收串票之法”。洪氏在南安府署任知县的情况不详，因而不能确定他建立串票之法的确切年份，但应该在万历二十一年稍后的年份内。
　　另一则资料是万历《武进县志》的记载。万历二十九年(1601)，知县晏文辉“立收放稽查钱库法”，有十三项，其中第四项为立“银头收银流水簿”，内容如下：
　　往年流水簿，因无刷刻式样，串票又不钤印，悉据银头填注，多有侵弊。今设立刊刻号簿，并三连串票，责令银头编号，同三串票钤印。如遇限下收银，随即登簿发票。一票给人户存照，一票给总催，一票存县查考。所收之银，开数付角总登入比簿，遇晚将本日所收银数，开单付粮房填入日收堂报簿内，次日将前银拆封。或三五日吊比簿，查对完数，庶银头亦无侵欺之弊。[11]
晏文辉在南直隶常州府武进县设立“三连串票”，时间在万历二十九年。在格式上，“三连串票”：一票给人户存照，一票给总催，一票存县查考。这与洪有助在江西大庾、南康二县所立的串票之法完全相同。“一票给总催”就是洪氏的“一票登都图”，地方政府的钱粮征收由都图的粮长、里长等“里甲正役”（在一条鞭法之后则称经催、催头、总催等）负责具体的催征，三连串票的其中一张“连票”，给付催征人役，以便于其催收钱粮。“一票存县查考”就是所谓“一票登柜口”，“柜”是征收钱粮的“银柜”，也就是如所周知的“自封投柜”的“柜”，收银的“柜口”留存三连串票的一页“连票”，用来与“流水日收簿”等帐簿“核对”，这就是今天我们还在“发票”上沿用的所谓“存根”。至于还有一连给付纳户收执的单票，不用赘言，就是现在发票中的“收据”。今天通常所使用的“发票”，也用“三联”的格式，一联为存根，一联为记帐凭证，一联为收执。这种三联票的技术，在四百多年前的明代万历年间已经形成。
　　不过，明代所产生的“三连串票”，其中“一票登都图”或“一票给总催”的连票，与今天的“发票”中“记帐联”，还有不同。明代串票中的这一联，虽然也有“记帐”的作用，但主要的作用不是记帐，而在于“催征”和“比较”钱粮。这一联由都图的催征人役收掌，目的在于让“总催”这样的催征人役知道所经管的纳户所交钱粮的完欠情况，以便其向纳户催征未完的钱粮。“三连串票”的这种技术，是与地方行政的具体运作一致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代雍正年间。雍正八年所颁行的“联三版串”：一给纳户执照，一发经承销册，一存州县核对。其中“发经承销册”的一联，就与今天发票中的“记帐联”完全一样了。从明代万历年间至清代雍正年间，地方政府在钱粮征收的具体运作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个变化导致了三联串票在技术上的变化。从今天所使用的“发票”的角度看，三联串票的技术，产生于明代万历年间，成熟于清代雍正年间。这种单票技术的成熟，距今也已有二百八十年。
　　晏文辉在武进县设立“三连串票”，离邻府的嘉定县创立三连票，已晚了十五年。不过，从上引文可以看出，武进县在立“三连串票”之前，已用“串票”，只是管理还不严格，“不钤印，悉由银头填注”。在嘉定县创立“三连票”之前，苏州府于嘉靖十六年（1537）已规定纳户交纳税银之时，官府需要“给票付照”。万历《武进县志》记载，嘉靖十六年，苏州府知府应“行并征均则法”，其中“立柜头”一条云：
　　先年收头，将银两径收私家，任意侵费。今令各县置柜，窍其上方，纳户于包封上自填姓名银数，当官秤收，给票付照。不到者，不许隶卒下乡催扰，止令里排各催其甲，凡勾摄公事，专属见年里长。[12]
从这条资料看，苏州府所属州县在衙门里设置收银之“柜”，令纳户“自封投柜”，始于嘉靖十六年。此后，官府征收钱粮，需要对纳户“给票付照”。苏州府出现“三连票”是五十年之后的万历年间。这五十年间苏州府所属州县所给付为照的“票”，应该已经出现了“二连票”，因为“三连票”是从“二连票”发展而来的。
　　“二连票”在明代后期一直存在，并没有被“三连票”所取代。清初顺治十年所颁定的“串票”格式就是“二连票”。据《歙纪》记载，崇祯年间，在南直隶徽州府歙县，钱粮征收还使用“二连票”。因为“二连票”缺少其中“登都图”或“给总催”的一票，不能“逐里查对，弊蠹自生”，所以知县傅岩就推行“增连票”的办法。《歙纪》记载：
　　一增连票以便查对。纳粮收附，旧止两连，一给花户收执，散漫无稽，一存户房算登比簿，临期迫促，不能逐里查对，弊蠹自生。今立三连票，凡纳户投银，粮里将连票一样填注，裂第三幅付纳户，第二幅存户房查算，第一幅每日晚堂缴进，候临比日查对比单，知差错拘究。[13]
歙县增加的“连票”，是“每日晚堂缴进，候临比日查对比单”的“第一幅”。这说明原来所使用的“二连票”，是一幅付纳户，一幅存户房查算。也就是一幅是收执，一幅是存根。这应该是嘉靖年间在苏州府等地方所应用的“二连票”格式。
　　苏州府于嘉靖十六年推行民户交纳钱粮，用“自封投柜”的方式，“当官秤收，给票付照”。虽然没有资料直接证明，这时官府给付纳户用作“执照”的“票”，就是收执与存根相对应的“二连票”，但可以肯定，“二连票”是在出现官府在衙门内设置“柜收”，令民户“自封投柜”之后产生的。而且，这种“二连票”的产生，是与赋役折银征收，也就是与“折色银”的产生直接相关联的。
　　大体地说，明代赋役征派有一个由“本色”征收到“折色”征收的转化。这个转化的划时代事件，是“一条鞭法”。如所周知，“一条鞭法”是在万历九年（1581）在张居正执政时推行于全国。这个年份，与本文前引的关于“三连串票”的记载联系起来，可以看到“三连票”是在一条鞭法普遍推行之后才产生的。然而，一条鞭法并不是万历年间才出现的。《明史・食货志》说：“嘉靖间，数行数止，至万历九年乃尽行之。”固然点明了一条鞭法在嘉靖年间业已出现，但“数行数止”一语，会给人以误解，以为嘉靖年间推行一条鞭法是断断续续的。一条鞭法自嘉靖九年（1530）由桂萼提出之后，很快就在江西等地推行。关于江西的一条鞭法，文献的记载确实给我们一个“数行数止”的印象。一些地方所推行一条鞭法，确实出现过反复的情况。但从嘉靖以后，徭役折银征收，且将征收对象从“人丁”转向“地亩”，这已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嘉靖年间役法改革的核心就在于此。这样的改革，虽然有巡抚、巡按这样的“钦差”，在地方上着力推行，但具体实施是由州县官来作出的。州县官推行这样的改革，当然必须结合本州本县的实际，需要因地制宜来进行。因此，各州县实际推行的情况很不一样，也存在“人在政在，人亡政息”的情况。但总的来说，徭役折银征收是官府与民间上下都认同的办法。在嘉靖后期，江西、浙江和南直隶等省份，实际上已普遍地实行了将“徭役”折银，以银代役的做法，且“折色银”的折征范围，已经扩大到除漕、白二粮之外的田赋。梁方仲先生早就指出：“从历史看来，一条鞭法的产生，它的最初和最主要的目的是为改革役法，田赋方面的改革是由于役法的改革而来的。”[14]而役法的改革，在明代中期可以说既是一场政治运动，又是一场社会运动。改革的核心是“以银代役”，所以“银差”的出现，是明代役法改革的一个转折点。这也是“一条鞭法”的起点。
　　徭役的对象本来是“丁”，但这个“丁”并不是孤立存在，他们存在于不同的“户”中，而各户的“田产”情况是千差万别的。另一方面，官府的徭役，主要是到官府充役的库子、斗级、门子、听差等等，各种名目的徭役轻重负担也很不相同。因此，按照原来“黄册”编审确定的“十年一周”的轮役方法，难于落实，而且具体的分派，也容易出现弊端。正统年间，江西出现了“均徭法”，“以民间税粮多寡，官为定其徭役”[15]。这是将徭役的征派的对象从“人丁”转向“地亩”的做法，目的是避免“有丁无田”的民户难以承担徭役的情况。官府不能没有应差的徭役，民间有丁无田的民户承担不起繁重的徭役，因此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将徭役的征派对象转向“地亩”。有田就有粮，就有实力来承担官府的徭役。可是有田的民户，尤其是民间田地较多的民户，往往是乡宦人家或者绅衿之家。这些势豪人家享有一定的优免特权。正统之后，又恰好进入了这个阶层迅速发展的时期，生员各额的增加，优免特权的扩大，愈演愈烈。这样就构成一个矛盾，就是一方面官府要将徭役的征派转向地亩，田地多的人家承担更多的徭役，另一方面田地较多的民户往往是势豪人家，他们享有优免的特权。这个矛盾，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但地方政府也别无选择，“惟正之供”当然是要不折不扣地完成，各个衙门的“在官人役”也必须向民间征派。因此，必须强制推行各种名目的办法，如“均徭册”、“虎头鼠尾册”等等，徭役的编审也打破了原来“黄册”十年一轮的办法，除“里甲”仍然为十年一编审之外，其他“均徭”和“杂泛”之役，则按照徭役的轻重，分别采取五年、三年、一年一编审的办法。然而，仅仅通过这样的办法，还是不能解决上述矛盾。一个州县的均徭之役，总不能让势豪人家来承担大部分。到官府里去，除了做官，别的行当，在明代是低人一等的。明朝还规定，到衙门里的“吏员”和“贴役”，有功名的人是不能充当的。“在官人役”中，“吏员”是仅次于官员、比较高级的“公门人”，连这个行当都不能让有功名或者说有身份的人去充当，等而下之的官府杂役，又怎么能让官家子弟去应当呢？所以，那些有田有地的势豪人家，在面对官府将徭役的征派，更多地转向自己的时候，就出现了让家内的仆人去应役，或者出钱让别人代役。“以银代役”，就是所谓“银差”。这并不是“均徭法”之后才有的事。它古已有之。以明代而论，洪武年间，就存在以银代役。宣德年间确立的“柴薪皂隶”，也是以银代役。
　　在明代中叶普遍地出现“银差”的时候，征收的办法仍然沿用原来由粮长、里甲来负责征收。如所周知，“一条鞭法”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所谓“官收官解”。这是相对于原来的“民收民解”而言的。在原来用“本色”征收赋役之时，田赋部分，分“起运”和“存留”两大部分，其中“起运”部分，除白粮一直沿用“民解”，漕粮则于成化年间改为“军运”，已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来“民解”的做法。“存留”部分，包括解运到州县、府、两司和卫所的兵饷，仍然由“民解”到指定的粮仓。徭役原来极大部分是“力役”，是需要“丁”亲身当役的。此时不存在“收解”的问题。出现了“银差”之后，一部分“丁”以银代役，这部分代役的“银”，就出现了“收”与“解”的问题。明代在嘉靖以前，“银差”收解，仍然由粮长和里甲负责。这一点，我们在前文所引嘉靖十六年苏州府的“立柜头”之法中可以看到。“先年收头，将银两径收私家”，这是原来粮长制度下的做法。粮长负责一个粮区的税粮征收，将所在民户的税粮收缴起来，本来就存贮在民间的仓房之内。其中的漕、白粮则按照规定的期限，负责起运，后来则与运军交兑。存留部分，则根据各级官府需要，临时解运。而当普遍地出现“银差”之后，收解的办法，也仍然沿用原来的老办法。但新的问题出现了，“银差”之银，是官府要用于“雇役”的。应当的徭役，如系代人充役，就需要给以“工食”。按照官府里的做法，“工食”与“俸薪”一样，是一季发放一次。于是，粮长、里甲所负责的“银差”征收，就需要更为及时，不得有丝毫拖欠。而严重的问题是，粮长对于“银差”出现了侵蚀、挪用的舞弊。原来粮长负责征收本色粮食，侵蚀的情况也存在，但因为是粮食，总不可能将全部粮食消耗殆尽，但对于“银子”，情况就大不同。一旦发生即使数量只有几两银子的侵蚀，也成为一个大问题。官府不能及时收到“银差”，无以应付各种名目的差徭，在粮长、里甲与纳户之间，也产生了严重的麻烦。解决的办法，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将银差征收的权力上收，收到州县衙门。
　　嘉靖十六年，苏州府“立柜头”，“令各县置柜，窍其上方，纳户于包封上自填姓名银数，当官秤收”，这就是将征收银差及其他杂役的折役银征收，上收到州县衙门的做法。由此而产生设柜收纳和“自封投柜”的办法。这种办法，不一定是苏州府最早创立，但大体上可以确定，它产生于嘉靖年间。这是与全国普遍地出现“银差”相一致的。
　　原来由粮长（收头）负责征收“银差”之时，也一定有给付纳户收执的单票。但目前尚未看到资料，可以证明这就是“连票”。粮长收粮或者收银，一定会登记簿册，但给付纳户的“收执”，大约不是“连票”，而只是“登簿发票”或者“出票注簿”。这个“票”，并不是与“存根”相对应的单票，而是与“簿册”相关联的单票。
　　最简单的单票技术，就是一票一簿相对应、相配合的。所谓“登簿发票”，就是这种技术的最明确表达。当然，即使是出“三连串票”，也可以此语表达。因此，仅仅根据“登簿发票”或“出票注簿”，尚不能判断当时所使用的单票是或者不是“连票”。但有一点可以推断，最早格式的单票，就是与册簿相对应配合的单票。后文将要说明的宋代“户钞”，当是与册簿相配合的簿票技术。在明代，这样的技术一直存在。吴遵《初仕录》记载：常平仓收贮“赎谷”，置簿两扇，一存县，一给斗级。“犯人赎谷，先书县簿，给小票挂号，发犯人赴仓交纳。斗给亦书簿，给与犯人收票，赴县销缴。”[16]这里的“收票”就是与册簿相配合的“收执”。在票簿相对应的簿票技术中，“册簿”是主体，单票是一种辅助性手段。而在“连票”出现之后，虽然“册簿”的地位没有改变，但“单票”在功能上独立了。质言之，“存根联”的产生，使单票在功能上自我满足。“连票”一票作收执，一票为存根，因为“存根联”的出现，在技术上复杂化了。这是在一票一簿基础上的演进。而“三连票”又是在“二连票”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顺便说明，单票技术的发展确实存在着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过程，在特定领域也确实存在复杂技术取代简单技术的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复杂技术出现之后，简单技术就退出历史舞台。即以最简单的一票一簿相对应的技术，直到今天还在应用。一种技术的存在，既取决于需要，也取决于应用技术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