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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传统文化网 四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晋武帝这一措施的后果：
杨骏执政才一年（290年3月―291年3月），就被惠帝野心勃勃的皇后贾南风利用宗室和群臣的愤怒，轻轻易易地杀掉了。随后汝南王亮被请出来辅政，然而庸懦的汝南王亮又怎能压得住阵？不过三个月，贾后又利用楚王玮与汝南王亮的矛盾，使玮杀亮，然后又设计杀玮，把全部大权掌握到自己手中。由于任用了“儒雅有筹略，为众望所依”而又“无逼上之嫌”的庶姓张华以及裴Q为宰相[75]，在此后数年中勉强维持了一个和平局面。但根本矛盾并未解决，强大的司马氏宗室又岂能甘心听“昏虐”的贾后摆布呢？恰好后来贾后杀了愍怀太子司马y，于是以此为借口，赵王伦便于公元300年起兵杀掉贾后，幽禁惠帝，篡夺了皇位。不幸赵王伦又“素庸下，无智策”，不足以控制大局，头上又有一顶“篡夺”的帽子，所以不久即被齐王住⒊刹磐跤薄⒑蛹渫躏J推翻。这时斗争也从宫廷政变演化成大规模兵戎相见。随后诸王又因为年纪轻、资历浅、威望低或是惠帝的疏属，彼此互不相让而动兵，“八王之乱”便更加激烈地展开，形成所谓“骨肉相残，四海鼎沸”的局面[76]。西晋王朝也就在这一次次的斗争、屠杀、破坏中，由盛而衰，每况愈下了。
从这一次次斗争中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特点，即登台表演的主要人物：杨骏―汝南王亮―贾后―赵王伦―齐王椎龋没有一个是有威望、有才干，控制得住大局的，而在一个时期内他们手里掌握的却是极度膨胀了的君权，这就不能不启人以觊觎、争夺之心。晋武帝死后“山陵未干”[77]变乱即相继而起，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晋书・文六五传》史臣曰：如果齐王攸不死，“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光辅嗣君，允厘邦政，……何八王之敢力争，五胡之能竞逐哉！”王夫之甚至说：“西晋之亡，亡于齐王攸之见疑而废以死也。攸而存，杨氏不得以擅国，贾后不得以逞奸，八王不得以生乱。”[78]这正是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历史真相。
王仲荦先生说：八王之乱是由于“使诸王出专方面重镇所致”，“如武帝末年，用秦王柬都督关中，楚王玮都督荆州，淮南王允都督江、扬二州，汝南王亮出镇许昌。惠帝即位，用梁王肜、赵王伦、河间王J先后镇关中，成都王颖镇邺。赵王伦擅政，用齐王渍蛐聿。……一切割据称雄与举兵向阙的事情，也均由此而起”。[79]
这个看法是有可以商榷之处的。
首先，如前所述，诸王出专方面重镇本来对中央集权制度起的作用主要是巩固而不是破坏，其所以会发生转化，关键在于晋武帝死后出现了皇位继承人及辅政大臣不得其人这一决定性因素。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何晋武帝早已任诸王以方面重镇，而他在世时却始终没有发生过一起诸王叛乱的事件。
其次，诚然，“八王之乱”的爆发和军队是分不开的，但和军队分不开是否就意味诸王手中掌握大量军队就是“八王之乱”爆发的主要原因呢？这却不然。如果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王先生所列举的诸王，就会发现秦王柬并未参加混战，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就死了。楚王玮、淮南王允、汝南王亮、赵王伦之“乱”，都不在他们出专方面重镇之时，而是在免去都督职务之后，调到京师任职之时。梁王肜附和赵王伦为乱的情况相同。只有河间王J、成都王颖、齐王追⒍战争时是都督。然而他们主要也不是靠手中兵多起事、取胜的（虽然不能说没有关系）。我们试把晋武帝死后历次政变和战争包括这三王发动战争的情况综观一下。
公元291年贾后杀杨骏：先指使殿中中郎孟观、李肇启惠帝，夜作诏，“诬骏谋反”。杀骏后，又“矫诏”囚禁杨太后。
公元291年贾后杀汝南王亮和楚王玮：“（贾）后使惠帝作手诏”，赐北军中候楚王玮，命他带兵免辅政大臣汝南王亮官。玮因与亮有私怨，于是借此“矫诏召三十六军（驻在洛阳城内外保卫京城宫城的军队）”，杀亮。可是随后贾后听从张华之计，不承认惠帝曾赐玮手诏，并当众宣布“楚王矫诏”，于是“众皆释仗而走”，不但三十六军散掉了，连楚王玮北军中候的兵也散掉了。“玮左右无复一人，窘迫不知所为”。
公元300年赵王伦杀贾后：“矫诏”命军兵入宫。贾后看到来抓她的齐王资保惊曰：“卿何为来？”对曰：“有诏收后”。后曰：“诏当从我出，何诏也！”并求救于惠帝。可是白痴能有何作为，何况他也落入了赵王伦手中！贾后终于被“矫诏”赐死。
公元300年淮南王允攻赵王伦：本来手下兵不多，但他大呼曰：“赵王反，我将讨之”，“于是归之者甚众”，并连连得胜。而后来失败又是因为支持赵王伦的伏胤“诈言有诏助淮南王”，允“下车受诏，胤因杀之”。
公元301年齐王椎让鹫酝趼祝核淙椎笔笔嵌级皆ブ葜罹事，但和赵王伦比，兵力甚弱，其力量主要来自宣布赵王伦“篡逆”（时伦已废惠帝自立），争得了人心。当新野公歆得到讨伦檄文时“未知所从”。嬖人王绥说：“赵亲而强，齐疏而弱，公宜从赵。”但参军孙询大言于众曰：“赵王凶逆，天下当共诛之，保亲疏强弱之有！”“歆乃从住薄５毕文到达扬州时，刺史郗隆犹疑不决，部下皆说：“赵王篡逆，海内所疾，今义兵四起，其败必矣！”隆仍观望，不公布檄文，为愤怒的部下所杀。当齐王椎氖拐咧邻时，卢志对成都王颖说：“赵王篡逆，人神共愤，殿下收英俊以从人望，杖大顺以讨之，百姓必不召自至……。”颖乃出兵讨伦，“羽檄所及，莫不响应。至朝歌，众二十余万”。
公元302年长沙王V又杀齐王祝浩鹨蚴呛蛹渫躏J长史李含从洛阳逃出，诈称受密诏，使J诛住ｏJ借此“檄长沙王V使讨住薄ＪV正在京师任职，得檄后立即驰入宫中，“奉天子”攻住着扇诵布V“矫诏”，V又称住澳狈础薄Ａ战三日，掌握惠帝在手中的V得到胜利。
公元303年河间王J、成都王颖、东海王越杀长沙王V：讨伐的借口是V“专擅朝政，杀害忠良”。颖派陆机率军二十余万由邺指向洛阳。而V则让惠帝下诏宣布他们是“奸逆”，并“奉帝与机战于建春门。……机军大败”。J又派张方率精兵七万讨V，V同样“奉帝攻张方，方兵望见乘舆，皆退走，方遂大败”。V后又屡胜的原因是：“未尝亏奉上之礼，城中粮食日窘，而士卒无离心”。只是由于东海王越暗中与殿中诸将勾结，夜里捉住了V，控制了惠帝，“启帝下诏免又官”，随后才杀了V。[80]
以上史实说明什么？
它说明“八王之乱”之所以爆发，其力量主要不是来自出专方面重镇之诸王的军队（有的政变、战争且和诸王出专方面重镇风马牛不相及），而是来自反对篡逆、拥护皇权的旗号，或者来自‘矫诏”。这正是“八王之乱”的一个突出特点。
如所周知，东汉末年进行过激烈的混战。但那是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力量经过黄巾大起义的沉重打击极大削弱情况下爆发的，除少数人外，一般不打什么拥护皇权的旗号，也不“矫诏”，而是凭借手中兵力赤裸裸地实行割据和争夺地盘、财富与劳动力。“八王之乱”则不同。由于晋武帝二十六年的统治，形成了强大的皇权，虽然继位皇帝和辅政大臣不得其人，但在一个时期内过去的影响仍是强烈的。赵王伦一“篡逆”，立即遭到全国反对，惠帝被请回复位时，路上“百姓咸称万岁”[81]，都是证明。在这种情况下，“八王之乱”的各个发起人（包括开始发动政变时的赵王伦）都懂得，要争夺就得争夺中央大权，争夺对全国的统治权，就得打着反对篡逆、拥护皇权的旗号，必要时就得“矫诏”。也就是说，必须借助强大的皇权来达到个人目的。否则，单纯依靠手中的兵力发动政变和战争，或不去争夺中央大权，径直保地自守，实行封建割据，公开与强大的皇权对抗，都将无异于以卵击石，只会自取覆亡。
但这一策略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采用。如果晋武帝死后继位皇帝和辅政大臣得人或基本得人，中央政局稳定，这一策略就很难采用，即使采用，也很难得逞。因为很快就会被揭穿。所以问题又回到晋武帝临死时的安排上。即由于惠帝是白痴，是“土木偶人”[82]，辅政大臣又无能，它不但如前所述启人以觊觎争夺之心，而且另一面还给他们采用这种“奉土木偶人之孱主以逞”[83]的策略，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贾后明白这一点，所以敢于“使惠帝作手诏”命楚王玮杀汝南王亮，随后又毫无顾忌地宣布对方“谋反”，自称受“密诏”，甚至“奉天子”讨伐对方，玩惠帝于股掌。就这样，强大的皇权实际上变成挑起战乱，破坏皇权的有力工具了。而这一切很显然都根源于晋武帝临死时的安排。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安排，不但“八王之乱”爆发不了，而且诸王或诸王兼都督必将继续有力地巩固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西晋王朝。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要讲一下：晋武帝时形成的强大皇权的影响并没有持续很久。道理很简单：惠帝太不争气。本来人们对惠帝期望甚高，支持他，拥护他，希望他成为一个稳定因素，结束混乱局面。谁知在一次又一次的丑恶斗争中，他不但不能结束混乱，反而一而再，再而三被人利用来发动战争。特别到了“八王之乱”的末期，一方面诸王之间的战争更加频繁，破坏性更大[84]；另一方面由于中央政局混乱招致的全国统治危机也进一步发展[85]。在这种情况下，惠帝的号召力逐渐削弱了，晋武帝留给他的一个时期内的威望慢慢消逝了。到后来，他甚至被人看成是恢复和平的一块绊脚石，希望赶快由一个英明的皇帝来代替了。这可以由以下之事得到证明。公元306年，惠帝食饼中毒而死。《晋书・惠帝纪》称：“或云司马越之鸩。”没有定论。事后也没有任何人追究此事。另一面，《晋书・怀帝纪》载：初即位，“于东堂听政，至于宴会，辄与群官论众务，考经籍。黄门侍郎傅宣叹曰：‘今日复见武帝之世矣’”。两相对照，就可看出傅宣的话，绝不仅代表他一个人，而是反映了统治阶级中很大一部分人对惠帝愚昧的不满，迫切要求一个象晋武帝那样的君主来挽救危机的心情。王夫之就惠帝中毒事评论说：“恶有天子中毒以死，而不能推其行弑之人者哉？惠帝之为司马越鸩也，无疑。越弑君，而当时天下不能穷其奸，因以传疑于后世，而主名不立。当其时，司马模、司马腾皆唯恐无隙而不足以逞者，然而胥中外为讳之，而模与腾不能借以为名，史臣于百世之后，因无所据以正越弑逆之罪，何也？天下胥幸惠帝之死也。”又说：惠帝死，怀帝立，“天下且如释重负而想望图存之机。故一时人心翕然，胥为隐讳……”[86]。惠帝“昏而不虐”[87]，落到这样一个下场当然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的制造者不是别人，就是晋武帝。但惠帝死去并不能解救危机，因为当时的局势已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各种矛盾的不断激化，已超越了任何英明君主、统治集团所能控制的范围，不用说怀帝即位，即便晋武帝再生，也将无济于事，西晋的覆亡已经指日可待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晋武帝不但断送了他的儿子惠帝，而且也断送了西晋的江山！当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高度发展时，封建君主个人的作用是何等地巨大呵！
[1] 为行文简便，本文的“八王之乱”一词包括贾后乱政。
[2]《文选》卷四九史论类干令升《晋纪总论》。
[3]《三国志・魏书》卷二十注引《魏氏春秋》载曹咨鲜橹言。
[4] 《三国志・魏书》卷一九《陈思王植传》。
[5] 《三国志・魏书》卷二十注引袁子。
[6]《三国志・魏书》卷一九注引《魏氏春秋》。
[7]《三国志・魏书》卷二十注引袁子。
[8]《晋书》卷四六《刘颂传》、卷四八《段灼传》。
[9]《资治通鉴》卷七九泰始元年。
[10]《晋书・地理志》。
[11]《汉书・诸侯王表序》。
[12]《晋书・地理志》。
[13]《晋书・职官志》。
[14] 以上参见《晋书》之《地理志》及诸王本传。王国的户数是太康元年数字，诸王食户是泰始年间数字，二者并不正相值，但诸王食户只是王国户数的一部分则是没有问题的。
[15]《通典》卷三一、《宋书・百官志》、《初学记》卷二七引《晋故事》。
[16]《晋书》卷三七《高阳王睦传》。
[17]《晋书・职官志》。《资治通鉴》卷七九系于泰始元年。
[18] 考西晋王国官属无“中郎”，而有“中尉”掌兵，根据段灼两次上书强调王国“缮修兵马”、“增益其兵”的精神看，“郎”字可能是“尉”字之误。
[19] 以上参见《晋书・职官志》。
[20] 参见《晋书》之卷五四《陆云传》、卷三八《乐安王鉴传》、卷九一《儒林・陈邵传》、卷四六《刘颂传》、卷九一《儒林・汜毓传》、卷九四《隐逸・辛谧传》、卷七十《甘卓传》。还可参《太平御览》卷二四八引《山公启事》。
[21]《晋书》卷三九《荀勖传》。
[22] 当然，诸王也养有私兵。《晋书・淮南王允传》：为中护军，“率国兵及帐下七百人”讨伐赵王伦。然据下文“允所将兵皆淮南奇才剑客也”，而且数量不多，加上中护军帐下亲兵才七百人，应该就是本传所说的“密养”的“死士”，这是一小部分亡命徒，和晋王朝配备的王国正式军队不同。
[23]《晋书・职官志》。
[24]《晋书・王浑传》：迁司徒，虽为文官，犹加兵。楚王玮起事，浑“以家兵千余人闭门距玮”。这里的“家兵”大概不是私人豢养的军队，而应和骏、亮情况一样，是所加之兵。因为一个文官司徒在京师洛阳蓄私兵千余人，君主专制制度是不允许的。
[25]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二五《南齐书・百官志》“领军将军”条：“晋宋以来，将军有二等，自骠骑至龙骧将军，皆虚号，非持节出镇，不得领兵。”
[26] 西晋一些虚号将军常有“营兵”。如《晋书・羊祜传》：为卫将军，“给本营兵”。《王F传》：拜辅国大将军，“增兵五百为辅国营”。这些营兵可能是“加兵”的一种，是因为长官有军号而得到军号的。赐给无军号之长官，大概就泛称“加兵”了。
[27]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19-26页。
[28]《三国志》卷五八《吴书・陆逊传附陆抗传》。
[29]《晋书・职官志》。
[30]《晋书》卷三八《齐王攸传》。
[31]《晋书》卷五九《楚王玮传》。
[32]《晋书》卷四六《刘颂传》。
[33]《晋书・职官志》。
[34] 因为这样一来，都督还可以同时指挥王国的军队。《晋书・琅邪王拼》，本为东莞王，因任徐州都督，乃徙封琅邪王。平吴时指挥徐州诸军，还使“琅邪相刘弘等进军逼江”，即其证。
[35] 两次增封见《资治通鉴》卷八十咸宁三年，卷八一太康十年，又见《晋书》卷三《武帝纪》。
[36] 见《宋书・百官志》、《通典》卷三二。这是指正式建立，萌芽则可远至东汉光武帝之时。
[37]《宋书・百官志》。
[38] 何兹全：《魏晋的中军》，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7本。
[39] 参见《晋书》之卷三四《杜预传》、卷三五《陈骞传》、卷四二《王浑传》。
[40] 关于这一问题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罢州郡兵削弱了西晋统治。
[41] 参见《晋书》卷三四《羊祜传》。
[42]《晋书》卷三《武帝纪》：咸宁五年伐吴，共派出六个都督（有的是监军）、一个刺史，共二十余万人，则平均每个都督有三四万人，其中主力监梁、益二州诸军事王F率军达七万人，见《华阳国志・大同志》；入建业时“戎卒八万”，见《资治通鉴》卷八一太康元年。
[43] 这是从惠帝末年开始的，见《通典》卷三二。《历代职官表》卷五十说，自此之后，“盖有不治军之刺史，而无不治民之都督”。
[44]《通典》卷三二。
[45] 这本是骠骑将军的参军，然魏晋都督无不带将军号，将军之参军亦即都督属官。
[46] 参见《晋书》卷三四《羊祜传》。
[47]《晋书》卷三四《羊祜传》。
[48]《宋书・百官志》、《晋书・职官志》。
[49] 对都督控制的制度始于曹魏，参见《三国志》卷二八《魏书・邓艾传》。
[50]《华阳国志》卷十一《何攀传》作“F及纲纪疑辄召万兵，欲先上须报”，文义更胜。
[51]《晋书》卷三《武帝纪》作“都督江北诸军事”。吴廷燮《晋方镇年表》以为“江北”当作“沔北”。是也。江北都督已于泰始、咸宁间罢去，见《晋书・羊祜传》。
[52]《晋书》卷四二《王F传》。
[53]《晋书》卷三八《扶风王骏传》、《资治通鉴》卷八一太康七年。又东北边境都督也立有大功，见《晋书》卷三六之《卫传》、《张华传》。
[54]《三国志》卷二八《魏书・王凌传》。
[55]《三国志》卷二八《魏书・丘俭传》。
[56]《三国志》卷二八《魏书・诸葛诞传》。
[57]《三国志》卷二八《魏书》之《邓艾传》、《钟会传》。
[58]《晋书》卷四二《王浑传》。
[59] 当然，明清的总督、巡抚后来兼掌军、民大权，与西晋初都督不同，但就封建王朝对他们又赋予大权，又权力予以限制的精神言，则是一脉相承的。
[60]《晋书》卷四七《傅咸传》。
[61] 参见《晋书》卷三一之《武元杨皇后传》、《胡贵嫔传》，卷三三之《何曾传》、《何劭传》、《石崇传》，卷四二之《王济传》。又可参《世说新语》卷下“汰侈”门。
[62]《世说新语・方正》注引干宝《晋纪》载和峤语为：“季世多伪，而太子尚信，非四海之主，忧太子不了陛下家事……”，意更明。
[63]《晋书》卷四十《杨珧传》。
[64]《晋书》卷三八《齐王攸传》。
[65]《晋书》、《通鉴》皆言齐王攸就国是荀勖、冯、杨珧所构，其实是他们迎合了晋武帝心意而提出的，上引“诸医希旨，皆言无疾”，以及齐王攸死后晋武帝表面“哭之恸”，而冯一说齐王攸坏话，他立即“收泪而止”，可证。
[66] 根据《世说新语・规箴》注引《晋阳秋》：晋武帝考太子，是紧接在卫进谏之后，其护短之意甚明。所以《世说》称他“不悟太子之愚，必有传后意”。
[67]《世说新语・方正》注引《晋阳秋》称荀没有参预这件事，似是。因当时已是太尉，地位甚高，又“行太子太傅”，常与太子见面，恐怕没有必要找他。《晋书・荀传》、《通鉴》均从《晋阳秋》。
[68]《晋书・荀勖传》称：“时帝素知太子弱，恐后乱国，遣勖及和峤往观之”，似乎要他们如实反映情况，供自己参考。这和晋武帝一贯言行不合，今不取。
[69]《晋书》卷五三《愍怀太子y传》：永康元年（公元300年）被贾后杀死时二十三岁，则太康十年（公元290年）晋武帝死前已十二、三岁，恶行不会不有所反映。
[70] 此从《晋书》卷四十《杨骏传》。《武帝纪》称仅以汝南王亮一人辅政。但从晋武帝信任杨后，长期以来重用后党的行径看，《杨骏传》较合理，《通鉴》亦从《杨骏传》。
[71]《晋书》卷五九《汝南王亮传》。
[72]《晋书》卷三《武帝纪》太熙元年：“竟用王佑之谋，遣太子母弟秦王柬都督关中，楚王玮、淮南王允镇守要害以强帝室，又恐杨氏之浚复以佑为北军中候，以典禁兵。”
[73]《晋书》卷四十《杨济传》。
[74]《晋书》卷四十《杨济传》。
[75]《资治通鉴》卷八二元康元年。又参《晋书》卷三六《张华传》。
[76]《晋书》卷一○一《刘元海载记》。
[77] 干宝语，见前引《晋纪总论》。
[78]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一。
[79]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216-217页。
[80] 以上由贾后杀杨骏事至此均见《资治通鉴》。
[81]《晋书》卷五九《赵王伦传》。
[82]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二。
[83]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二。
[84] 参见《晋书》卷四《惠帝纪》永兴元年。
[85]参见《资治通鉴》卷八五、卷八六。
[86]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二。
[87]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二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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