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型与汉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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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弗莱与中国”这一主题之中蕴含着文化人类学所说的“文化传播”（diffusion）和“涵化”（acculturation），因而可以从人类学的角度去观照。按照美国人类学者赫斯科维茨（M・J・Herskovits）的区分：“传播是对已经完成的文化变迁的研究，而涵化则是对正在进行中的文化变迁的研究。”（1）换言之，文化涵化可理解为外来文化要素在本土的传播过程，而这一传播过程中实际发生着两种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在西方各种理论流派的冲击和影响下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弗莱的原型批评和精神分析理论、接受美学等外来学说一样，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已在中国的学术土壤之中扎下了根，并且日益扩大其影响力，滋生出越来越广泛的花果。文化涵化过程中常见的“取代”、“增添”、“排拒”、“综摄”等现象均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原型批评同中国原有的批评模式如何在相互适应和调整之中求得新的变化生机，已成为译介引进的热潮之后学界所瞩目的课题。
据人类学家的看法，文化涵化中最有效也最具生命力的不是单向的移植和取代，而是双向交融的“综摄”。以此来评估“弗莱与中国”这一主题，似应从双重意义上获得理解：弗莱的原型理论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启示和借鉴作用，以及中国的文化传统对于弗莱的文学人类学构想所应有的启示和帮助又是什么。关于前一方面，学者们已做出了相当的努力，出现了不少应用原型批评方法于中国古代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实例；可是后一方面的问题却几乎没有得到相应的关注，甚至还没有作为学术课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笔者过去也曾致力于弗莱理论在中国的介绍和传播，在本文中拟对后一方面被普遍忽略的问题做一点探讨，以期使西方的批评理论同中国文化土壤达成更加有机的“综摄”（Syncretism）性融合。

二、原型批评的中国视角

在《批评的解剖》一书中，弗莱强调了原型批评特有的视界对于系统理解文学现象的重要意义，并且相当成功地为如何从上古宗教与神话中探寻和把握文学原型的问题做出了示范性的说明。按照弗莱的看法，对于西方文学传统而言，有两大本文体系构成了原型的渊薮，那就是古希腊的神话和希伯来人的《圣经》。相对于中国文学传统而言，是否能够按照同样的方式从神话与宗教中梳理出原型意象的完整体系呢？我对此持有保留态度，理由在于，在中国的汉语文化史上，既不存在像希腊罗马神话那样丰富而完整的神话体系，也没有产生类似于犹太－基督教那样的人为宗教及其圣典。我们只有少量残缺、零碎的神话本文片断和叙事规模尚未成熟的史诗雏型，其原型意义显然不能同西方神话与史诗相提并论；在上古时期的中国，像犹太－基督教那样占据着意识形态中心地位的是“儒教”－－个别学者认为它构成了中国式的人为宗教，多数人则认为它还不是宗教，只是一种社会政治和伦理的思想体系（儒家）。儒家不仅没有为汉族保留传承远古的神话，反而以激进的理性姿态拒斥神话以及一切超自然的幻想，这种态度在孔子关于“不语怪力乱神”的教训中表现得非常明确。就在儒家理性的压制和消解之下，以神话史诗为源的叙事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先天发育不良，直到封建时代的后期才以小说和戏剧的形式获得相对的发展。有鉴于此，在中国文化中探求文学原型的尝试似应与西方批评家弗莱所倡导的途径略有不同。笔者在此着重探讨的是汉字对于原型研究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