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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上海文汇报 御笔亲署的洪武二十三年，就是杀李善长的当年。李善长确实是朱元璋的“股肱心腹”，《明史》说元璋打天下，“事无巨细，悉委善长，一切听便宜行事”，得天下后封韩国公，授太师丞相，位在徐达、常遇春、刘伯温之上，“制词比之萧何，褒称甚至”。彼此还结为亲家，赐铁券丹书，“父免二死，子免一死”，可见优遇之极，倚仗之深。 但雄主驭下纯用权术，倚之深则忌之更深，待天下坐稳，就要杀功臣了。朱元璋先杀了李善长推荐的胡惟庸，“词连善长”，终于锻炼成叛国大案，善长“并其妻女弟┘铱谄呤馀人悉诛”，只驸马李祺“以公主恩，得不坐”，但旋即“亡故”，只留下他和公主所生的“皇亲外孙李盛庆”，也被“贬罚二百十六春为民”，赶回安徽老家去。
在“高皇”的赫赫“天威”下，胡惟庸案、蓝玉案都诛杀了好几万人。李善长也是“坐胡惟庸”的一个，他功居第一，挨刀自然也居第一，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令人“莫测”的是，将李氏后人（还是公主亲生的呢）“贬罚为民”的期限，何以不多不少恰恰定为“二百十六春”，又何以要承诺二百十六春后“复韩国公”、“还你开国勋臣”呢？是杀了“向后复查，毫不干你事”，于是这样来补救一下呢；还是“天誓我常害怕”，想给斫脑壳鬼一个“将来总会平反”的希望，免得夜夜梦见髑髅血模糊来索命呢？
无论如何，这“二百十六春”的期限是如何定出来的，总是“莫测”得令人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是刘伯温献出了比《烧饼歌》更神奇的秘本，使朱元璋真能未卜先知，知道明朝只有二百多年的气数，到“二百十六春”之后再来翻案，翻不翻得成，对大家都已经无所谓了么。
事实也确实如此。李祺和公主的九世孙世选“捧高皇御笔龙封”进京时，明朝大势已去，救亡还来不及了。皇帝将此事交阁臣讨论，大家揣摩圣意，翻案不如不翻，于是说字迹不尽似太祖笔迹，又胡惟庸写作惟容，李祺写作李棋，可能有假（其实太祖高皇帝本是白字连篇的，如果是别人造假，又怎么会写错字）。仅因安徽抚臣查明，“盛庆以三岁贬，世选为善长后，俱实”；绩溪县令也奏称，“龙封相传已久，士大夫及里民俱知，非新造者”；《三垣笔记》的作者时司刑科，也力陈非假，世选方得免予刑罚，遣送回乡。(钟叔河 原题:二百一十六年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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