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萌]四库提要

[周　萌]四库提要
《四库提要导读》教学提纲

第一讲 修书与康乾“文字狱”
第二讲 《四库》编撰始末概观
第三讲 《提要》的体例和总叙
第四讲 经部分类提要及其举例
第五讲 史部分类提要及其举例
第六讲 子部分类提要及其举例
第七讲 集部分类提要及其举例
第八讲 《四库》之于乾嘉学风
第九讲 《提要》的辩证并勘误
第十讲 《书目答问》治学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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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提要导读》课程简介

凡今之治中国学问者，莫不以《四库》为必资参考之书目，《提要》为初始问学之根基者也。然《四库》鸿篇巨制，卷帙纷繁，人多视为畏途。至《提要》出而全书纲领明，因总目而提要，因提要而全书，为学之路径亦粲然毕现矣。前贤筚路，肇启明哲，后生问学，岂可不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乎？今若欲略窥学术之玄旨，粗涉夫子之堂奥，舍此则别无他途者也。故分设十章，以总论之：其一曰修书与康乾“文字狱”，其二曰《四库》编撰始末概观，其三曰《提要》之体例和总叙，其四曰经部分类提要及其举例，其五曰史部分类提要及其举例，其六曰子部分类提要及其举例，其七曰集部分类提要及其举例，其八曰《四库》之于乾嘉学风，其九曰《提要》之辨证并勘误，其十曰《书目答问》治学启示。由是观之，则欲修此课者，必有为学之精神，必有文献之根柢，必有谨严之态度，方为上善也。

第一讲 修书与康乾“文字狱”

中国自北宋后期以来，间或有文字狱发生，如乌台诗案与车盖亭诗案都是寻章摘句加以引伸曲解，因言论致人以罪行。明代初期，随意之恶几至难测，一篇颂表会因用字受疑以致杀头，成为言论史上一个残酷的奇观。满清入关，把这种恶劣发展到了极致，特别是在所谓康乾盛世（1662－1795）一个多世纪里，文字狱的发生频率达到了中国古代的巅峰。
满清文字狱的发生不像北宋那样，多由体制内不同派系倾向轧所致，也不同于明代初期，全由皇帝的个人好恶所决定，而是文化身份合法性追求的必然结果。早在顺治二年(1645)，江阴人黄毓祺的诗句“纵使逆天成底事，倒行日暮不知还”被指为反清复明，抄家灭门戮尸，儿女发配给旗人为奴。顺治四年(1647)，广东和尚释函可身携一本纪录抗清志士悲壮事迹的史稿《变记》，被南京城门的清兵查获，在严刑折磨一年后，以私撰逆书的罪名流放沈阳。顺治五年（1648），毛重倬为坊刻制艺所写的序文不书“顺治”年号，被认为是目无正统的不赦之条。
满清禁书可谓五花八门，蔚为大观，除涉及思想、历史、政治及民族问题外，大量纯粹的科学、技术、经济方面的书籍也在禁列。毫无疑问，凡是涉及明代的，如明人的文集、诗集、历史、人物传记，就连明人选编或者作过评注的唐诗选集，如《杜工部集笺注》、《杜工部诗集》、《杜工部诗集辑注》、《杜诗详注》等，都在禁毁之列。甚至很多为满清歌功颂德拍马奉承的书，如《大清典礼》《大清天定运数》，也包括雍正的《大义觉迷录》和顺治的书都被禁毁。

一、康熙朝文字狱
1、《明史》案（康熙二年（1663））
明熹宗天启朝内阁首辅朱国祯告老回浙江乌程后编了本《皇明史概》并刊行，未刊的稿本有《列朝诸臣传》。明亡后，浙江湖州人庄廷鑨从朱国祯后人处买了史稿，并延揽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事。在叙及南明史事时，仍尊奉明代年号，不承认满清的正统，还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之事，如直写努尔哈赤的名字，写明将李成梁杀死努尔哈赤的父祖，斥骂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为“尚贼”、“耿贼”，写清军入关用“夷寇”等。这部《明史辑略》刊刻后，起初并无事，只因数年后几个无耻小人，想去敲诈庄家，才惹出事来。当时主事者庄廷鑨已死，庄父仗着有钱买通官府将敲诈者顶回。不想有个叫吴之荣的小官一怒之下告到了北京，鳌拜等人对此颁旨严究。康熙二年(1663)五月二十六日，清军将《明史》案“人犯”七十余人(为《明史》写序的、校对的，甚至卖书的、买书的、刻字印刷的及当地官吏)，在杭州弼教坊同时或凌迟、或杖毙、或绞死，“主犯”庄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尸，另有数百人受牵连发配充军。
《明史》案开了以“逆书”索赂的恶劣先河。一些恶棍效法吴之荣，去挑别人书文中的纰漏，牵强附会，指为“逆书”，漫天敲诈。如孙奇逢所编的《甲申大难录》被人控告是纪念亡明，孙奇逢因此被押入京，经人营救方才出狱。后来竟发展到歹徒们索性自制逆书，想敲诈谁就把谁的名字列上。其中要数沈天甫、夏麟奇、吕中等人胆最大、心最黑。他们刻印一本诗集，假托为陈济生所编，书中作者为大江南北名士巨室七百余名。康熙六年(1667)沈天甫到内阁中书吴元莱家索银两千两被拒，遂将此书检举报官。经刑部审理大白真相，沈天甫四人被斩于西市。
2、黄培诗案（康熙五年（1666））
黄培在明末官至锦衣卫都指挥使，明亡后隐居于家，曾接济过于七农民起义军，所作诗如“一自蕉符纷海上，更无日月照山东”、“杀尽楼兰未肯归，还将铁骑人金徽”、“平沙一望无烟火，惟见哀鸿自北飞”等，反映出他反清的民族思想，他还和一帮同道结为大社。告黄培的是家仆黄宽之孙黄元衡，此人本姓姜，考中进士、当上翰林后，为了归宗还姓，解除与黄家的主仆名分，就向官府控告黄家私下刻印并藏有“悖逆”的诗文书籍。黄培等十四人被捕入狱，被处斩。黄元衡还嫌不够，又伙同别人上了一道《南北通逆》的禀文，指控顾炎武等“故明废臣”和对清廷怀有二心之人，南北之间的通信，不是密谋造反，就是诽谤朝廷。黄元衡在文中点了约三百人的名字，企图制造一件大案。顾炎武为此被囚禁了近七个月，经朱彝尊等人四处营救才出狱。
3、朱方旦《中补说》案（康熙十九年(1680)）
朱方旦是位名医，他发现了“脑”才是思想中枢，而不是传统医学认定的“心”。此说一经发表，引起医学界极大的震撼，群起挞伐，最后他以“妖言惑众”罪被处斩，所有著作一律焚毁。他还有不少医学著作，如《中质秘录》，这部书会有多少超越西方医学的发现，已无从得知。康熙虽然对科学有兴趣，却也最恨他，力主一定要斩首。当时征吴三桂有功的顺承郡王勒尔锦十分尊敬朱氏，因此极力营救，康熙便先革了勒尔锦，再下诏杀死朱方旦。明中叶以来的文艺和科技复兴，就这样被这一系列的文字狱扼杀中断了。
4、《南山集》案（康熙五十年(1711年）
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对清廷随意篡改明代历史甚感愤慨，于是通过访问明代遗老和参考文字资料写了一本记录明末历史的《南山集》。书印出十年后被人告发，因为书中用南明年号，并涉及多尔衮的不轨之事。康熙十分震怒，下旨将戴名世凌迟处死；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岁以上者立斩，女子及十五岁以下男子，发给满清功臣家作奴仆；同乡方孝标曾提供参考资料《黔贵记事》，也和戴名世同样治罪；戴氏同族人有职衔者，一律革去；给《南山集》作序的汪灏、方苞、王源等处斩刑；给《南山集》捐款刊印出版的方正玉、尤云鹗等人及其妻子，发甯古塔充军。受《南山集》案牵连的有三百多人，后来康熙故作慈悲，改戴名世凌迟为斩刑，本应处斩之人如戴家、方家都流放黑龙江，方孝标已死，仍被发棺戮尸。
此外，康熙五十三年(1714)，民间有说唱艺人徐转，用说唱的方法写历史。这本是一代创举，但康熙认为他亵渎历史，将徐问斩。

二、雍正朝文字狱
1、年羹尧案（雍正三年（1724））
雍正三年(1724年)二月，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天文奇观，臣僚上表称贺，雍正特别注意年羹尧的奏表，并找到了“毛病”，一是字体潦草，二是将成语 “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干”，此语意为终日勤慎，即便写倒了意思也不变。雍正可不管这些，他认为年羹尧居功藐上，心怀不轨，于是定其九十二条大罪，令其自裁，亲族同党或斩首、或流放、或贬谪，凡有牵连者统统受到处罚。
与此相连的有汪景祺《西征随笔》案。汪景祺在做年羹尧幕客期间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献给年氏收藏。年羹尧得罪抄家，《西征随笔》被缴进宫中。大约是《随笔》提及“狡兔死，走狗烹”，以此提醒年氏，雍正读后咬牙切齿。汪景祺被处斩，枭首示众，其头骨在北京菜市口枭示了十年；妻子儿女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满洲军士)为奴；兄弟叔侄辈流放甯古塔；疏远亲族凡在官的都革职，交原籍地方官管束。由于牵累的人多，汪景祺侨居的平湖县城甚至传出“屠城”的谣言，居民惊惶逃窜。
与此相连的还有钱名世名教罪人案。钱名世字亮工，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大概因此而有交谊。雍正二年(1724)，年羹尧进京觐见，钱名世赠诗谀颂，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诗句。年羹尧受诛后，雍正给钱名世定的罪名是“曲尽谄媚，颂扬奸恶”，将其革职逐回原籍后，又御书“名教罪人”四字，命钱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额，挂在钱家中堂上。不仅如此，钱名世离京时，雍正又命京官自大学士、九卿以下都作讽刺诗为钱名世“赠行”，结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诏作诗。雍正过目后，交付钱名世辑成专集，题为《名教罪人诗》，刊印后颁发全国的学校，让天下士子人人知晓。讽刺诗作得够味的给予表扬，不够味的给予处分。正詹事陈万策诗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指《南山集》案的戴名世，而年羹尧也字亮工)，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夸奖。而翰林侍读吴孝登则因诗句“谬妄”，被发配甯古塔给披甲人为奴。作诗之人当中， 查嗣庭批判钱名世“百年遗臭辱簪缨”，谢济世批判钱名世“自古奸谀终败露”，然而没多久，他们也跟着遭殃。
雍正五年(1727)十月，隆科多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谱)罪付审，被劾犯有四十一条大罪，得旨永远圈禁，家产追补赃银，其二子也受处分。而与此案有关的查嗣庭案结束于隆氏治罪前数月。此前查嗣庭被任命为江西省乡试主考官，乡试完毕，雍正反复推敲，找到了一些文字上的“罪证”，但稍嫌不足，于是下令对查氏的寓所和行李作一次搜查，果然查出两本日记。雍正于是召集在京大小官员，当众公布其罪行：一，首题“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认为用此为试题，是对朝廷保举人才之令有所不满，暗中讥讪。二，第三题“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笑”，认为出此题实为居心不良。三，策题“君犹腹心，臣犹股肱”，不尊君为“元首”，分明不知君上之尊，有辱君威。四，《易经》次题“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诗经》次题“百家盈止，妇子宁止”，《易经》三题“其旨远其辞文”，暗示人要把“正”和“止”两字联系起来思考，体会其中寓意，而且暗与汪景祺《历代年号论》一文，说“正”字头上去一横，如同斩头。同时，雍正又宣布查氏第二部分罪证，从其日记中摘出数项：对圣祖用人行政的无端攻击，如以翰林改授科道为“可耻”，以裁汰冗员为“当厄”，以钦赐进士为“滥举”，以戴名世获罪为“文字之祸”等。还有“一派荒唐之言”记载“未有之事”，如记热河（承德）偶发大水，“淹死官员八百人”；又记“雨中飞蝗蔽天”等。雍正还列举查氏“受人嘱托，代人营求之事”，罪行之重，不容辩解。查嗣庭被捕入狱，病死狱中，雍正五年（1727）五月，命“戮尸枭示”。查氏家产一律变卖，充作浙江海塘工程的费用，受牵连的江西官员统统革职。而且，由于连出汪景祺和查嗣庭两案，雍正在浙江特设观风整俗使，并暂停全省乡、会两试，以示惩罚。
2、谢济世案、陆生楠案（雍正四年（1726））
此两案都源于李绂、田文镜互参事件。雍正二年(1724) 田文镜擢受河南巡抚，劾罢过信旭知州黄振国。雍正四年(1726)，新授直隶总督李绂取道河南上任时指责田文镜，于是田氏上密奏参劾李绂与黄振国等人因科举同年而私结朋党。不久，李绂入京觐见，陈述田文镜贪虐及黄振国等人冤抑情状，雍正怀疑李绂等科甲出身的人搞朋党。同年冬，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上疏参劾田文镜十罪。雍正把奏疏退还，而谢济世坚持要上疏，因而被革职逮捕。由于谢氏所劾与李绂完全一致，都为黄振国鸣冤，而黄振国是蔡王廷所荐，蔡王廷又与李绂关系亲密，雍正于是认定这几个人搞朋党，遂将谢济世减死发配新疆阿勒泰，蔡王廷降为奉天府尹；李绂降为工部侍郎(不久革职)。
而与谢济世同乡的陆生楠在觐见时傲慢不恭，所呈奏折又写有“五经四书中如‘惠迪吉’、‘从逆凶’，何以异于佛老”等句，雍正觉得是讽刺自己，进而联系到他们都是广西人，李绂原先做过广西巡抚，于是认定他们也是朋党，便将陆生楠革职，发配阿勒泰。雍正七年(1729)五月，驻守阿勒泰的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疏劾陆生楠著《通鉴论》十七篇，文中“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辞更属狂悖，显系排议时政”。雍正逐条加以批驳，并将陆生楠就地正法。
锡保在疏劾陆生楠的同时，对谢济世也参了一本，说谢济世所著《古本大学注》毁谤程朱，即谢济世注《大学》案。雍正认为谢氏不仅毁谤程朱，而且对时政“恣意谤讪”，尤切齿于《注》中“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一句，咄咄逼人地问道：“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伊为国家敷陈者何事？为朕躬进谏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谏？所饰者何非？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雍正密谕锡保杀陆生楠时把谢济世一同绑赴刑场，最后却宣布谢氏免死。
3、曾静、吕留良案（雍正七年（1729））
雍正七年五月，川陕总督岳钟琪参奏湖南人曾静派门徒张熙投发书信，劝他共同谋划起事。曾静被捕后招供说：因到州城参加考试，见到吕留良评选诗文，其中有论及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等语。又供称与吕留良的门徒严鸿达、沈在宽等人来往，颇为投机等。曾静、张熙等随后被押到京，浙江总督李卫搜查吕留良、严鸿达、沈在宽家中藏书，查获日记等书。雍正认为吕留良的罪过还在曾静之上，将吕留良、吕葆中父子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毅中斩立决；吕留良诸孙发遣甯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家产悉数没收。吕留良学生严鸿逵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其孙发遣甯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学生沈在宽斩立决；黄补庵(已死)嫡属照议治罪；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的车鼎丰等四人判斩监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还有十数人受杖责。而曾静供词及忏悔录，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刊后颁发全国所有学校，并命曾静、张熙到各地宣讲。可笑的是，雍正曾声明“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然而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乾隆继位，尚未改元就公开翻案，命将曾静、张熙押到京师凌迟处死，并列《大义觉迷录》为禁书。
与此相连的还有屈大均案。《大义觉迷录》在广东巡讲时，广东巡抚傅泰从张熙供称钦仰广东“屈温山先生”，想起本省著名学者屈大均号翁山，猜想“温山”是“翁山”之讹。于是追查屈大均所著《翁山文外》、《翁山诗外》诸书，果然发现其中“多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不平之气”。屈大均已死三十多年，其子屈明洪(任惠来县教谕)自动到广州投案，缴出父亲的诗文著作和雕板。结案屈大均戮尸枭首；因屈明洪自首，免死，仅将其及二子遣戍福建，屈大均诗文禁毁。
4、裘琏戏笔之祸（雍正七年（1729））
裘琏少时曾戏作《拟张良招四皓书》，内有“欲定太子，莫若翼太子；欲翼太子，莫若贤太子”、“先生一出而太子可安，天下可定”等语句，当时颇为传诵。康熙末年，七十岁的裘琏中进士，后致仕归乡。雍正七年(1729)，八十五岁的裘琏突然被捕，原来有人告发他那篇代张良写的招贤信是替废太子允礽出谋划策。次年六月，裘琏卒于京师狱中。少年戏笔，老年得祸，真所谓“人生识字忧患始”。
5、“清风不识字”案（雍正八年（1730））
徐骏是康熙朝刑部尚书徐干学的儿子，也是顾炎武的甥孙。雍正八年(1730)，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错写成“狴下”，被革职。后来在其诗集中查出如下诗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雍正认为这是存心诽谤，照大不敬律斩立决。

三、乾隆朝文字狱
乾隆朝的文字狱达到顶峰，共发生一百三十余案，其中，单是社会底层的 “小案”就多达四十二起，包括炫才邀恩十六起，妖言案九起，愤怒谤议八起，僭妄犯讳九起。在这些案件中，四十七案的案犯被处以死刑，这意味着生者凌迟、死者戮尸、男性亲族十五岁以上者连坐立斩。而由牵强附会、望文生义、捕风捉影造出的文字狱，如脱缰之野马不可控制。甚至一些疯子胡乱涂抹也被定为“逆案”，凌迟处死，荒唐到了极点。
1、“伪孙嘉淦奏稿”案（乾隆十六年(1751))
乾隆十五年(1750)前后，民间出现了一个假托孙嘉淦写的奏稿，稿中的内容“五不解，十大过”，直指乾隆，并对当时的朝中大臣几乎全部进行揭露斥责。全国十八省争相传抄伪稿，次年六月，伪稿流传到云南时被当局发现，由此在全国追查伪稿作者。山西巡抚阿思哈上奏，说流寓山西介休县的直隶民人王肇基呈献诗联，毁谤圣贤，狂妄悖逆。乾隆即刻命悉心根究是否为伪奏稿案的党羽。后来查明与此无关，遂将王肇基杖毙，其母、妻等人交地方管束。后来，江西巡抚鄂容安查获传抄伪稿的长淮千总卢鲁生，供出其稿得自南昌守备刘时达、刘守朴父子，而刘守朴的幕友孔则明供称，伪稿得自苏州，封寄给刘时达乃其代为经手。在找不出主犯，又不能继续追查的情况下，乾隆只好将卢、刘二人作为替罪羊。乾隆十八年(1753)二月，“主犯”卢鲁生被凌迟处死，所有伪稿传抄俱加恩宽免，而传抄伪稿的官员则照例治罪。审理不力的官员如江西巡抚鄂昌、按察使丁廷让、南昌知府戚振鹭等革职拿问，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以失察罪交刑部严议。
2、刘震宇献策案（乾隆十八年(1753))
刘震宇著《佐理万世治平新策》一书，阐述“更易衣服制度”的观点，多属迂阔难行之事，甚至与当时制度有冲突，如批评朱熹注经错谬，请撤贬“关圣帝君”（关羽）的封号、祀典等，被乾隆认为大逆不道。刚开始查办时，湖南巡抚范时绶将其革去生员，杖一百，永远禁锢，已属重判，可乾隆觉得判得太轻，将刘震宇即行处斩，书版销毁，并将范时绶交刑部严加议处。十年前，刘震宇曾将此书献给江西巡抚塞楞额，塞氏没有看出问题，还奖励了几句。此案发生时，塞氏早已死去，乾隆帝还就此大发雷霆。
3、胡中藻《诗钞》案（乾隆二十年(1755))
乾隆恶胡中藻为鄂尔泰党羽，遂撮举其《坚磨生诗钞》诗句，如“又降一世夏秋冬”、“一把心肠论浊清”、“无非开清泰”、“斯文欲被蛮”、“与一世争在丑夷”、“相见请看都盎背，谁知生色属裘人”、“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等加以批驳：“‘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认为这些诗句都是讥贬仇视满清，胡中藻被凌迟处死，家属全部监禁，家产全部抄没，死去的鄂尔泰以“私立朋党”罪名撤出贤良祠。
4、王锡侯《字贯》案（乾隆四十年(1775))
王锡侯因不满《康熙字典》为一家之言，花费十七年心血编成一部体例新颖的字典《字贯》，刊行面世后被其同乡以诬蔑康熙的名义告官。经办此案的江西巡抚海成认为王锡侯狂妄不法，奏请先革去其举人，再审拟定罪。乾隆下令将王锡侯处斩，子孙六人处死，全家二十一人连坐，妻媳及未成年之子为奴；并痛斥海成办事不力，革去职务交刑部治罪，海成的上司两江总督高晋，因为难辞失察之咎，一番痛骂后受到降级留任的处分。
5、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乾隆四十三年(1778))
徐述夔去世后，其子为纪念亡父而刊印《一柱楼诗集》，中有诗句“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被指用“壶儿”喻“胡儿”，暗喻满清。又有“明代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乾隆称“用朝夕之朝为朝代之朝，不用上清都、到清都，而用去清都”，“显有兴明灭清之意”。乾隆四十三年(1778)，仇家蔡嘉树检举徐诗辱骂清廷，于是酿成大案，牵连的人很多，徐述夔及其已死之子均被开棺枭首示众，两个孙子虽携书自首，仍以收藏逆诗罪处斩，两个族人徐首发和徐成濯，名字连起来是“首发成濯”，根据《孟子》“牛山之木，若波濯濯，草木凋零也”，因而认定这两人的名字连起来是首“发”成濯，是嘲笑满清剃发之制，以大逆罪处死。连乾隆的宠臣沈德潜也因为给徐述夔写过传记，又写过《咏黑牡丹》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尽管沈氏已死去多年，也被“革其职，夺其名，扑其碑，毁其祠，碎其尸”。徐家惨遭灭门不说，当地其他徐姓族人也被翻箱倒柜抄家，有些人被迫无奈隐姓改名以躲追究。
6、“古稀罪”案（乾隆四十六年(1781))
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月，乾隆西巡五台山回跸保定，而已离休回到老家河北博野的尹嘉铨一心要参加接驾盛典，但没有旨意召他入觐。于是他草拟了两份奏折：一是请谥，二是从祀。乾隆看到他儿子替他送上来的奏本，当即恼了。而尹嘉铨接着又送上一本，请求恩准他父亲从祀文庙。乾隆十分震怒，于是承办官员给尹嘉铨扣上大不敬、假道学、伪君子等罪名，影响最大的是所谓“古稀罪”：尹嘉铨自称“古稀老人”，乾隆说：我称古稀老人，早已布告天下，他怎么也敢自称古稀老人？于是被杀。
7、李一、乔廷英互告案（乾隆四十八年(1783))
李一《糊涂词》有语“天糊涂，地糊涂，帝王帅相，无非糊涂”，被乔廷英告发，经查发现举报人乔廷英的诗稿也有“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句，日月二字合为明，即是谋反。检举人和被检举人皆被凌迟处死，两家子孙均坐斩，妻媳为奴。
8、贺世盛《笃国策》案（乾隆五十三年(1788))
老秀才贺世盛多次参加科举都没及第，平时常替别人代写词状时把道聼涂说的传闻和故事拉杂地拼凑出一部《笃国策》，准备写成以后上京投献，以求获得一官半职。因为书上写了批评捐官制度的意见，便成了“妄议朝政”，被判斩立决。
9、其他涉及“华夷”、“明”、“清”字句的文字狱
祝庭诤为教儿孙读书，自编一本《续三字经》，被人告发。官府查抄发现书中对“于帝王兴废，尤且大加诽谤”，如写元朝有“发披左，衣冠更，难华夏，遍地僧”句，“衣冠更”是指改穿着，“难华夏”是华夏遭难，“遍地僧”是全部光头，虽说是写元朝，被认为影射满清。祝庭诤被开棺戮尸，十六岁以上子孙辈斩立决。
李𬴊《虬蜂集》有“杞人忧转切，翘首待重明”；“日有明兮，自东方兮，照八荒兮，我思孔长兮，夜未央兮”句，被认为影射，定为叛逆大罪。
张缙严在给刘正宗诗稿作序中有一句“将明之才”等，被定为逆案。
卓长龄著《忆鸣诗集》，“鸣”与“明”谐音，被指为忆念明代，图谋不轨。乾隆对卓氏一家深恶痛绝，卓长龄著有《高樟阁诗集》，其子卓敏、卓慎等人亦著有《学箕集》等诗稿，族人卓轶群写有《西湖杂录》等书，均有狂妄悖逆之语，此五人俱先后病故，仍照大逆凌迟律枭首示众。卓天柱系卓长龄之孙，卓天馥系卓慎之子，均依大逆连坐律斩立决。卓连之收藏逆书不行首缴，依大逆知情隐藏律斩立决。陈氏、高氏、王氏并卓天馥二岁幼子均给功臣家为奴。
方国泰收藏其祖方芬《涛浣亭诗集》内有“征衣泪积燕云恨，林泉不共马蹄新”、“乱剩有身随俗隐，问谁壮志足澄清”、“蒹葭欲白露华清，梦里哀鸿听转明”，被认为有反清复明之心，罗织成罪。
有个刘三元，本就疯癫，某日失口对人说：我乃汉室后裔，要众官扶持。这个疯子因此得罪被杀。
有些字句是帝王的专用品，如果不慎误用了，就是僭越犯上。
王尔扬为别人父亲作墓志铭，用“皇考”两字，这是习语，屈原《离骚》和欧阳修《泷冈阡表》都称父为“皇考”，却被斥为“于考字上擅用皇字，实属僭逆”。
韦玉振为父刊刻行述，中有“于佃户之贫者，赦不加息”，不料“赦”字只能由皇帝使用，被指为殊属狂妄。
黎大本为母亲做寿，祝寿文内有“女中尧舜”等字句，被充军乌鲁木齐。
程明𬤇为人作祝寿文，内有“绍芳声于湖北，创大业于河南”，“创大业”被曲解为做皇帝，程明𬤇“语言悖逆”，斩立决。
其他触犯庙讳、御名以及提到皇帝应该换行抬写而没有并因此获罪的，不可胜数。有个刘峨，编印《圣讳实录》出售，本来是为了告诉人们应当怎样避讳，所以把应避讳的满清诸帝的名字“各依本字正体写刻”，却被控大不敬，斩首。
乾隆时的文字狱，甚至是因为向满清统治者歌功颂德、献书献策，因拍马不得法，犯了忌讳，也会遭致杀身之祸。
有个走江湖的医生智天豹，编了部《万年历》，祝颂满清国运久长，其中说“周朝止有八百年天下，如今大清国运，比周朝更久”，可是把乾隆的年数只编到五十七年为止，犯了大忌，被认为是诅咒乾隆短命，被处死。
安能敬写了首颂扬满清的诗，中有“恩荣已千日，驱驰只一时，知主多宿忧，能排难者谁”，被曲解为咒骂皇帝有忧有难，无人辅佐。
著名学者全祖望着有《皇雅篇》，叙清世祖得天下之正。但他的仇家却向乾隆控告说，全祖望文内有“为我讨贼清乾坤”之句，居然冠“贼”字于“清”字之上，此为大逆不道。全祖望几遭陷害，因朝廷官员为之辩解，才得以幸免。
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出现了龚自珍所说的“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以及“万马齐喑亦可哀”的叹息。

四、《四库》与文字狱
纂修《四库全书》，虽说是一件文化盛事，却也是乾隆“寓征于禁”思想的体现，可以是一次彻底的全国图书大检查。不仅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一样多。“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维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明清之际，黄道周、张煌言、袁继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诸人的著作，均在禁之列。后来稍稍放宽，有些人的著作，只要“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但对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锡侯、尹嘉铨诸人的作品，查禁得特别严厉。
修书是文字狱的产物，吴晗说：“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文字狱如此之彻底，甚至连宋应星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也被禁毁，至于吴三桂的《反满檄文》，《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在中华本土湮灭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所以鲁迅先生说：“对我最初的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的头，这才种定了的，到我们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了血史。”
《四库全书》所收古籍经过许多篡改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不仅与满清利益相关的明代作品遭到大力剿灭，而且殃及宋代。《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对于反映民族问题的作品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如岳飞《满江红》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匈奴”犯忌，于是四库馆臣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张孝祥《六州歌头&#8226;长淮望断》“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膻腥”犯忌，改作“凋零”。陈亮《水调歌头&#8226;不见南师久》：“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耻臣戎”犯忌，改作“挽雕弓”。还有更荒谬的，辛弃疾《永遇乐&#8226;千古江山》“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二字与犯忌的“胡”、“戎”、“夷”、“虏”等了无关涉；此处的格律应作“仄平”，两组字也相同，并不涉及音律问题；然而，“寄奴”是刘裕的小名，“宋主”可以说是一种尊称，用小名称呼帝王，使四库馆臣感到别扭，因此即使没有“违碍”也要改。因此鲁迅说《四库全书》不仅藏在内廷，而且“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作者里面，也曾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病后杂谈之余》)。

第二讲 《四库》编撰始末概观

四库，指经史子集四部。四部之书具备，故称《四库全书》，并非无书不有，无本不全之意。四部之名，起于晋初。荀勖与张华整理政府藏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甲部，纪六艺、小学；乙部，纪诸子、兵书、术数；丙部，纪《史记》及其他记载；丁部，纪诗赋、图赞、汲冢书。经史子集的之序，定于东晋。李充整理政府图书时仍分四部：甲部，《五经》之属；乙部，《史记》之属；丙部，诸子之属；丁部，诗赋之属。四库之名，始于初唐。玄宗时，于两都各聚书四部，仍以甲乙丙丁为次，分经史子集四库。经史子集四大类别，由是确定。四库之名，亦由是起矣。全书之名，起于宋代，盛行于明朝，清初犹沿习明朝风气，故用全书之目。《四库全书》之名又乾隆取定，其书由四库馆编纂而成。

编书的原因，就表面而言，主要有三：一是周永年首倡儒藏说，提倡集合儒书，与释藏、道藏鼎足而三；二是乾隆下诏求遗书，令各省督抚学政搜集名著，汇送京师；三是朱筠、王应采奏请校办《永乐大典》，主张择取其中散片，各自成书。就实际而言，则乾隆一人之私意而已，主要表现在十个方面：一是关于本身者，康熙时，有雍正与海甯陈氏易子之说，故后有乾隆似汉非满之事。朝野流传，必有记载之者。乾隆欲借采集遗书之机会，湮灭此类不美之记载。二是关于宫闱者，宫闱之乱，至清初而极。雍乾之际曾谕内监等：国家政事，毋许妄行传说，犯者正法。以前宫闱之事，传至外间，亦必有记载者。乾隆欲借采集遗书之机会，湮灭此类不美之记载。三是关于宗室者，父子之变，兄弟之祸，骨肉之惨，亦至清初而极。宫中府中，有不得而尽秘者。流传后世，丑莫大焉。乾隆欲借采集遗书之机会，湮灭此类不美之记载。四是关于种族者，满清入主中原，汉人反对，势所必然。排满学说散步民间，为满清大患。乾隆欲借求书之名，行焚书之实。而且，满人知识程度之低，远在汉人之下。乾隆欲集汉人数千年之书，使满人能遍观而尽识，以增加其抵抗力。五是关于党派者，乾隆即位以来，鄂尔泰、张廷玉两派党争甚烈。鄂尔泰人颇方正，力持大体。张廷玉人略圆通，阴承旨意。乾隆虽阳排朋党，实袒护张氏。编纂全书之议起，于敏中极力主张，刘统勋则极力反对。盖刘得鄂之方严，于为张之嫡派。乾隆卒用于议，下诏开馆，抑方正而奖圆通。六是关于思潮者，乾隆对于编撰全书，又具有迎合当时思想界潮流之作用。当时思想界有三大趋势：一为厌宋学，开馆编书，以牢笼当时旭日初升之汉学派。二为厌类书，汇集原书，以满足读书界求读原书之新时代。三为辑佚书，当时汉学家一面研究经史，一面考订古书，将旧类书中散见的各种古书，各还原本，乾隆校办《永乐大典》，以收拾当时闭门著书之学者。七是关于明朝者，乾隆欲暴露明朝之短，故搜集其种种失德之记载，使之随古人名著共传于后世，以永播其恶于人间。八是关于清朝者，乾隆一面宣传明朝之过恶，又一面宣扬满清之盛大，使无关轻重之文字亦得与古人并存而不朽。九是出于好胜心者，唐朝《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宋朝《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明朝《永乐大典》，皆巨制也。康熙朝有《古今图书集成》，足以比拟前朝，乾隆乃欲结集空前大业之书，以期压倒一切。十是出于猜忌心者，当时学人，经康、雍两朝惨酷之文字狱，排满之心较前更烈。乾隆既屡举博学鸿词以网罗文章之士，又开馆修书以招致著书守道之书，使之耗精费神于故纸堆，以安其反侧。
四库馆之组织法，当时议有单行条例。正总裁总揽馆事，以副总裁襄助之。正总裁仅由皇室郡王及大学士兼任之，副总裁仅由六部尚书及侍郎兼任之。总裁之下有总阅官，总理阅定各书之事。有总纂官，总理编书之事。有总校官，总理校订之事。有总目协勘官，管理协定全书总目之事。有翰林院提调官、武英殿提调官，管理提取两处藏书之事。总纂官之下有纂修官，分任编书之事。纂修官又分为四种：一是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官，二是校办各省送到遗书纂修官，三是《黄签考证》纂修官，四是天文、算学纂修官。总校官之下有分校官，分任校订之事。分校官除篆隶分校官、绘图分校官外，多由纂修官兼任。缮书处专掌钞书之事。有总校官总理校对脱误之事，有分校官分任校对之事。督催官专掌督促编书、钞书之事。翰林院收掌、武英殿收掌、缮书处收掌，分任三处书籍出入之事。监造官专任刊刻、印刷、装订整理之事。实际任编纂之事者，为总纂官、纂修官、总校官、分校官，故馆中职务，以这些人最为重要。待遇方面，馆臣各照原职支俸，在馆饭食，照武英殿修书处之例，由政府供给。当时，乾隆系令交正总裁福隆安派员经理。

自开馆至第一部分书成，历任馆职者共三百六十人。在此之中，旗人不及六分之一。其中任正总裁者八人，副总裁者一人，总阅者二人，提调者六人，缮书处分校者一人，其余多为督催、收掌、监造等职。历任正副总裁者，正总裁十六人，永瑢、永璿、永瑆、刘统勋、刘纶、舒赫德、阿桂、于敏中、英廉、程景伊、嵇璜、福隆安、和珅、蔡新、裘曰修、王际华；副总裁十人：梁国治、曹秀先、刘墉、王杰、彭元瑞、钱汝诚、金简、董诰、曹文埴、沈初。这些人中，除永瑢、永璿、永瑆三人系以皇子资格加入外，惟和珅为满清最著名之巨奸大滑，其余多为当时名臣。以上二十六人中，刘纶、刘统勋卒于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舒赫德卒于四十二年四月，于敏中卒于四十四年十二月，钱汝诚卒于同年，程景伊卒于四十五年八月，皆不及见全书之成。副总裁中，亦有管理实际事务者，金简曾奉乾隆命令，管理馆中一切刊刻、印刷、装潢等事，《钦定武英殿聚珍板程式》一书，即出其手。值得一提的是，刘统勋当初反对修书，其理由有四：一是修书非当时急务，二是四处搜访遗书易滋骚扰，三是恐乾隆借此大兴文字狱，四是恐朝野文人学士因此益启朋党之争。

除福隆安、金简外，担任馆事最为出力者有四人：纪昀、陆锡熊、陆费墀（chí）、戴震。纪昀为总纂官十三年，始终其事，全书体例，皆其所定。每进一书，则仿刘向、曾巩例，作《提要》，冠诸简首，评论精审，又撰《全书总目》，存书存目，几至万余种，皆一手所定。历任总纂官中，孙士毅任职日短，实际负责者为纪昀与陆锡熊二人。陆氏考订全书，又总撰人之生平，撮书中之大概，为全书提要，用力颇勤。《四库》修成，由于校对者不谨，舛错脱漏，所在多有，文溯阁一份尤甚。陆氏请自往校之，既而以为未尽，乾隆五十七年正月复往，至奉天以病寒卒。馆臣中与四库相始终而实际任事最力者为总校官陆费墀，先后十七年，勤于馆务，而卒亦因馆事忧郁以死。戴震在当时为南北大师，馆中以举人充纂修者，戴氏一人而已；馆臣中如朱筠、朱珪、纪昀、裘曰修、戴之友也，金榜，戴之乡里同学也，王念孙、任大椿，戴之弟子也，声气之盛，又惟戴一人而已。全书经、史、水地、天算、楚辞等类提要，多出戴手，其余大部分，亦为其所商订。馆中有奇文疑义，辄就咨访。馆臣中与戴震齐名者为史学家邵晋涵，馆中总裁问以某事，答曰：“在某册第几页中。”百不失一，咸讶以为神。

据张之洞《国朝著述家姓名略》，当时馆臣中，可称为专门学者约二十一人：彭元瑞、庄存与、谢墉、朱珪、纪昀、陆锡熊、李潢、任大椿、邵晋涵、周永年、戴震、姚鼐、翁方纲、朱筠、王太岳、陈际新、金榜、曾燠（yù）、洪梧、赵怀玉、王念孙。其中，姚鼐名为汉宋兼采之经学家，实阴附于程朱。邵晋涵虽私淑王阳明，专治《尔雅》，精研史事，以开浙东学派。当时算学家，又有中法、西法两派，李潢专用中法，陈际新、戴震则兼用中法、西法。此外，浙江归安丁杰，专心经史，旁及六书音韵算数，长于校雠，未列馆职而以私人资格助理馆事。

四库馆臣中，不但有朋友师弟均列名馆职，而且有父子、兄弟、叔侄同馆任事者，最著名者如：刘统勋、刘墉，刘纶、刘跃云，裘曰修、裘行简，父子也；永瑢、永璿、永瑆，朱珪、朱筠，刘权之，刘校之，兄弟也；戴均元、戴衢亨、戴心亨，则叔侄兄弟也。当然，馆中同事，也有意见不合者，如姚鼐与纪昀，因为前者为理学家，后者为朴学家，学术倾向对立。值得一提的是，总纂官纪昀、副总裁彭元瑞，应对敏捷，出人意表，时称南北两才子。又有进士邵晋涵、周永年、余集，举人戴震、杨昌霖，同入翰林校典秘笈，时称五征君。四库馆臣中，除陆费墀著有《四库全书辨证通俗文字》外，周永年尝约程晋芳、邵晋涵、丁杰共借馆中书，属桂馥为《四部考》，会禁借官书，遂止。

除汉人、满人外，外族人参与馆事最著者为蒙古正黄旗人运昌，后改名法式善，任翰林院提调。外国人参与馆事者为朝鲜人金简，通满洲语，为乾隆所信任，自请入旗籍。除以副总裁管理印书事、手创聚珍板外，还改译辽金蒙元三史人地官名，复以三史国语解，重为编次，附刊于原书。《四库》书中，有满人著作，如纳兰性德《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义》、图理琛《异域录》。有蒙古人著作，如小澈辰萨囊台吉《蒙古源流》、宝巴（保八）《易源奥义》、《周易原旨》。有西域人著作，如赡思（沙克什）《重订河防通议》。还有德国、希腊、意大利、葡萄牙、比利时、朝鲜、安南、日本、印度等国之人的著作，如汤若望《历法西传》、《新法表异》，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利玛窦《乾坤体义》，南怀仁《坤舆图志》等。然而，公私所进之书，有译自回文者，有附列回文者，有出自回教徒之手者，而回教著作仅子部杂家类杂学之属存目书中有两江总督采进的刘智撰《天方典礼择要解》二十卷。又，辽及日本之书极少，沈括《梦溪笔谈》谓契丹书禁极严，传入别国者坐法皆死，故辽朝之书传至内地者颇罕。日本古时亦有书籍出境之禁，除特使献书外，由海舶辗转流入吾国者甚少。

《四库》书中，有由别种文字译成汉文者，如辽金蒙元三史地名、人名、官名及《三史国语解》由满洲语译出，唐《开元占经》由西域九执历译出，《七政推步》由西域默德纳国王哈穆特之回回历译出，西洋人所撰各书由欧洲语译出。而由汉文译成别种文字者，仅满文而已，译《五经》五十八卷，《四书》二十九卷。四库馆臣中，纂修官兼分校官翁方纲精通满洲文字。另外，还有数种文字并列之书，一般以满洲文字为纲。两种文字并列者，如《增订清文鉴》，满汉双语；三种文字并列者，如《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汉蒙满三语；四种文字并列者，如《同文统韵》，西番字母、天竺字母、汉字、满文四语；六种文字并列者，如《西域同文志》，满文、汉字、蒙古、西番、托忒回回等语。
四库馆采集遗书的标准有五：一是历代流传旧书内，有阐明性学治法，关于世道人心者；二是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实用者；三是历代名人与清初士林宿望，向有诗文专集，及乾隆初年沉潜经史，原本风雅，各著成篇并非剿说卮言可比者；四是坊肆所售举业时文（八股）及民间无用之族谱、尺牍、屏障、寿言等类不采；五是其人本无实学，不过嫁名驰骛，编刻唱酬诗文，琐屑无当者不采。按照这一标准，举业时文原在不采之列，但实录《经义模范》与《钦定四书文》两部。楹帖联语，并无不收之条，却并无一部。实际上，录与不录，全在乾隆一人之意耳，乌有所谓绝对之标准者。辑录《永乐大典》的标准有二：一是足资启发牖后学，广益多闻，而实在流传已少者；二是虽属古书，而词意无关典要者不辑。当然，也有合乎四库馆标准而未及采入之书。阮元抚浙时，曾进呈《四库》未收书一百七十五种，皆与四库馆标准相符，御题宛委别藏以贮之。其子阮福，刊有《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五卷行世。

何书着录，何书存目，何书不收，一般先由各纂修官预拟，次由总纂官酌定，交总裁出奏，候乾隆决定，故称为《钦定四库全书》。事先指定必须收入者，为顾栋高、陈祖范、任启运、沈德潜等人著作。而四库馆臣单独或共同述作，得乾隆许可，作为御定或钦定之书方可列入，否则不能。至于妇人女子之书，除散见他人书中及与他人合著者不计外，见于《总目》者二十部。如集部词曲类有宋朝李清照《漱玉词》、朱淑贞《断肠词》等。而僧道著作，经史子集四部俱收，子部、集部尤为集中，见于《总目》者，佛教徒著作百十五部，如唐朝玄奘译、辨机撰《大唐西域记》、宋朝赞甯《宋高僧传》等，道教徒七十三部，如五代杜光庭《广成集》、蒙元邱处机《摄生消息论》等，释家多于道教。不过，《四库》并不收释道二教经忏章咒，原因有四：一是二氏为外教，二是泥于历代着录之旧例，三是释藏、道藏另有结集，四是雍正开藏经馆、乾隆译四体藏经，以牢笼满蒙番藏之人，《四库》则以收拾汉族儒者之心志，不列二氏之经咒，以免引起羼入异端之反感。值得注意的是，《四库》录南怀仁、汤若望等耶教徒著作，却不收耶教经典。因为清初来华传教士虽众，且有任职京朝者，但在社会上，反对者极多。乾隆四十九年，欧人罗吗当秘密传教被捕，严令凡向奉耶教者，经卷勒令缴出销毁；传教与接引传教者，发往伊犁给额鲁特人为奴；曾受番银者，家产查抄入官。当时对待耶教徒之态度，可见一斑。只是乾隆酷爱西法算术，而四库馆中主用西法之算学家，较从前稍占优势，故耶教徒著作得以列入书中。有意思的是，据《总目》所述历代作者履历，就职业而言，以官吏最多，商人最少。除书贾外，纯粹商人仅胡镇有《梦草堂稿》十二卷，系浙江孙仰曾家藏本，在集部别集类存目书中。就里居而言，宋朝以前，北方人为多；此后则南方人为多，而明朝至清初，江浙人几占十分之九矣。

四库馆采书、校书、辑书、还书都有一定的手续。一，采书手续：各督抚访得遗书后，在坊肆者，或量给代价；家藏者，或官为装印；只系钞本者，缮录副本。先将各书叙列目录，注明系某朝某人所著，书中要旨何在，简明开载，具折奏闻，候令汇齐送四库馆校办。二，校书手续：馆臣将送进各本互为校核，考字画之讹、卷帙之脱落、篇第之倒置与他本之互异，是否不谬于圣人，与晁公武、陈振孙等人议论之不同，撰为各书考证。又将书中要旨概括，总叙大略，并详著书人世次爵里，撰为各书提要。再行择叙简明略节，并注明应刻、应钞、应存书目，签粘各书开卷副页右方，进程御览，听候上谕定夺。三，辑书手续：辑录《永乐大典》，亦系先将原书详细检阅，并与《古今图书集成》互为校核，择其未经采录而实在流传已少，尚可连缀成编者，先行摘开目录奏闻，候旨裁定。其校办手续与各省送到遗书相同。四，钞书手续：校核各本奉旨决定后，即交由四库馆中缮书处，缮写成册。须待乾隆信手抽阅，不见讹舛，始作为定本。办书期届五年时，曾将校对誊录诸人议叙实官。五，原书手续：敕撰本、内府本用后仍送原处存贮。各省采进本、私人进献本、通行本，如系购进者，汇交武英殿另行陈设收藏。借用者则原本付还本家。六，还书手续：借钞之书，于进呈时，即在各书面页标记藏者姓名，进到年月，以便给还。还书时，在外省者，由各督抚派员领回，分送本家；在京者，亲赴四库馆领回。对于进书者有三种奖励办法：一是奖书，进书在五百种以上者，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在一百种以上者，赏《佩文韵府》一部。二是题咏，进书中有精醇之本，乾隆亲为评咏，题识简端，并令四库馆尽先发还。三是记名，私人进书在百种以上者，姓名附载于各书提要之末。各省采进本在百种以下者，亦将由某省督抚某人采访所得，附载于后。

《四库》所收之书，有四种来源：一是政府固有藏书，二是公私进到遗书，三是《永乐大典》中散见之书，四是临时编纂加入之书。四库馆所据之书，共分六项本子：政府固有藏书，分为敕撰本，内府本；公私进到之书，分为各省采进本，私人进献本，通行本；从《永乐大典》中辑成之书，即称《永乐大典》本；临时编撰加入之本，亦称敕撰本。所谓敕撰本，指自清初至乾隆时，诸臣遵照皇帝命令编撰之书，有御定、御纂、御批、御制、御注、御选、御编七种，分四库馆未开之前与开馆后临时编撰加入两类，如《钦定明臣奏议》、《钦定历代职官表》、《钦定武英殿聚珍板程式》等，皆临时敕撰加入者。所谓内府本，皇帝住居游憩之地，谓之大内（内廷），当时藏书供皇帝阅览者，如皇史宬、懋勤殿、摛藻堂、昭仁殿、武英殿、内阁大库（即明朝文渊阁）、含经堂、或者宫掖、御园，皆谓内廷。凡取自上列各处藏书者，谓之内府本，分旧板、新刊、钞本三类。所谓各省采进本，指各省督抚学政采集各地遗书送四库馆备用者，分购用与借钞两类。当时进书最多者为浙江，共进书十二次，计四千五百二十三种，五万六千九百五十五卷，另有无卷数者二千零九十二册，刊有《浙江采集遗书总录》。云南、奉天最少。四川、甘肃、贵州均无采进之书，此盖当时平定金川、回部、苗疆之役所致，并非尽由风俗鄙塞，交通险阻所至。所谓私人进献本，指当时藏书家自己送四库馆备用者，有奉旨进献与自愿进献两种。进书五百种以上者，为浙江鲍士恭（626）、范懋柱（602）、汪启淑（524）、江苏之马裕（653）四家。进书百种以上者，为江苏周厚堉（无考）、蒋曾莹（无考）、浙江吴玉墀（305）、孙仰曾（231）、汪汝（王栗）（219）以及在京黄登贤（299）、汪如藻（271）、励守谦（172）等。惟怡贤亲王府之书，全未进呈。分家藏本、家刊本、购进本三类，家藏本系借用性质。所谓通行本，指采自社会上最流行之书籍者，分购用与借钞两类。所谓《永乐大典》本，指从《永乐大典》中采辑散书成帙者。此前徐干学、全祖望、杭世骏等人虽有此议或此举，然属周永年用力最多。当时除校补、校正各书不计外，已辑出收入《四库》者，仅四千九百二十六卷，三百八十五种，其中经部六十六种，史部四十一种，子部一百三种，集部一百七十五种。辑成之书附列别部者四种，存目者百二十七种，尚有已辑出却未列入者，如《宋元两镇志》、《奉天录》、《九国志》等。《四库》所据之书，附载于《总目》书名、卷数之下，未载者则于《提要》内叙明。当时因书有重复违碍或不合标准，被摈弃许多，而《总目》又时有合并数书列为一目之事，故所进与所据之书数目不一。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遗书的刊写本、增删本各不相同，四库馆依据善本、足本著录。另外，在《提要》内，除记录进书藏书人姓名、处所外，并未述及原书的板本、行款。不过，厥后莫友之专就《简目》将各书刊板、善劣、时代，笺注各条之下。又有邵懿辰之子邵绳孙采录乃父所见经籍笔记，录为《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十六卷，专述《四库》书板本、行款，除《四库》着录各书外，间及存目之书，其未收者亦记于上下方。

四库馆开，表面以修书为务，实际以焚书为重，故搜查抵触、违碍满清或与之主张不合之书，几乎成为主要目的。乾隆特派正总裁英廉主办查书之事，英廉指定纂修翰林十三人，将明朝以后之书，逐一详加磨勘，分别签注，呈由英廉会同总纂官纪昀、陆锡熊、孙士毅复核后，请旨定夺。结果，先后查出禁书及应抽毁书目约二千余种。对抵触满清的禁书，办法有三：一是进到之书，奏缴销毁。二是流传之书，开单令各督抚查缴解京销毁，书版亦同。三是石刻拓本，一律缴出销毁，竖碑摩崖，完全摩毁。对有谬于是非或违碍满清而应分别抽出销毁之书，办法也有三：一是将应抽各条，分别撤出销毁，并详悉开明令各督抚将应毁篇页严行查抽封固，一体解京销毁。二是如有原板者，将板内查明，一并铲毁。三是进到之书，如有缺卷，令再将全本查送办理。当时磨勘抽毁各书，苛细达于极点，不但对于满清似有触犯干碍与涉及明末边事之处，不予存留，即认为持论略有乖谬驳杂，纪载涉于荒诞妄戾，或旨意认为狂悖偏诬，甚至寓意感慨，词含愤激，亦在撤毁之列。更有甚者，书中如有挖空字面，墨涂字样，缺行空格，亦指为意存违悖，语必干犯，撤毁期于净尽。对于个人，如屈大均、陈恭尹、吴伟业、龚鼎孳、吕留良、金堡等，其著作编纂选录评点之书，自不必说，就连他人书中，偶有薄物小篇，片词只字，必删洗无遗而后已。而对于钱谦益之诛绝爬剔，尤为无微不至，无孔不入。不但他人书中不容有钱氏文字及与钱氏往来文字，更不用说推重钱氏之文字，甚至凡有钱氏姓名字样之处，亦非悉予窜夺不止，有时竟改钱谦益为朱竹垞。可谓偏狭纤刻，旷古未闻。当时对于禁书，令民间限期缴销。限满后，如有隐匿藏留违碍悖逆之书，发觉后，将藏者从重治罪，并以承办之督抚是问，不可谓不森严也。当时查送销毁之禁书，以浙江为最多。自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六年，先后送毁二十四次，书五百三十八种，共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明朝及清初名臣宿望之鸿篇巨制，多被销毁。

《四库》对于所收之书，多有笔削，最著者有十：一是道院青词，教坊致语，刻本削去，钞本仍旧。二是诗文中语谬于是非者，删去本篇，全集仍旧。三是关帝之谥，改为忠义，钞本、刻本一律照改。四是书籍中有违碍之语，或削去数卷，或削去数篇，或改定字句，或酌加删节，仍录余文。五是书中有直书以前君主之名者，酌改用谥号。六是书中以彝敌代夷狄者，仍改为夷狄二字。七是书中体例混淆，书法讹舛者，依例改纂，纪载仍存其旧。八是诗词媟（xiè）狎，毫无寄托者，削去。九是全书中着录各书，与别本或有同异，详加校订，于提要内说明其股。十是各书中遇有必须笔削之处，乾隆以命令行之。
四库馆将书分为著录（应刻、应钞）、存目两类：凡有益于世道人心之书，一面钞列《四库》中，一面付印流通天下，是为应刻之书；凡有裨实用之书，仅钞录《四库》中，不再付印，即为应钞之书；凡应刻、应钞之书，皆收入《四库》中，即为著录之书。其书虽关系世道人心，有裨实用，而其中有俚浅讹谬之言，不钞其书于《四库》中，仅存其书名于总目，是为存目之书。凡有下列四种之一者，着录、存目一概不收：一是词意抵触满清者，二是其人实不足齿者，三是释道二教之经忏章咒等，四是依声填调剧词小曲等。《四库》着录之书，三千四百五十七种，七万九千零七十卷；总目中仅存书名而未收其书者，六千七百六十六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六卷。共一万零二百二十三种，且存目之书多于着录之书。

康熙四十三年，诏令翰林孙致弥于武英殿内新纂《佩文韵府》，乾隆时修书处改在武英殿浴德堂。四库馆因各书原本大小不一，全刻又费时耗款，于是全用钞本，不但可将长短阔狭，统归划一，而且分竿插架，整齐美观。既省时节费，又便于修改原书。不过，钞书易有脱误，四库馆缮书处，任总校官者四人，分校官一百七十九人，尤以翰林院庶起士侍朝任事最力。此一百八十三人，上自编修，下至进士，就知识资格而言，对校对一事，不可谓不郑重。然其结果，信手抽查，即有讹舛，尤以文溯阁书为甚。《四库》书钞成正本七份，副本（底本）一份。其中，原钞四份，一藏紫禁城文渊阁，一藏圆明园文源阁，一藏热河行宫文津阁，一藏奉天行宫文溯阁，是为内廷四阁，又省称北四阁。续缮三份，一藏扬州大观堂文汇阁，一藏镇江金山寺文宗阁，一藏杭州西湖行宫文澜阁，是为江浙三阁，又简称南三阁。七阁之形式全仿浙江范钦所建天一阁，当时特派杭州织造寅著亲至宁波察看阁中房屋造法及书架款式。但在其他方面，南北略有不同，北四阁本，用开化榜纸，南三阁则否；且北阁本较南阁本略宽大。各阁本卷数互有不同，内容亦稍有歧异，尤以文澜、文津两阁本为着。而文津阁书，至嘉庆初年始完全写定。另外，当时间有书已写定，未及发阁，尚留藏宫中者，如《日讲诗经解义》、《老学庵续笔记》；两书，各阁皆有目录而架上无书，其实书藏宫中者尚有若干部，盖因书目之成在先，各书写定在后也。副本（底本）一份，贮藏翰林院，以清秘堂办事翰林掌管。《四库》每份装订三万六千册，册面，经部用青绢，史部用赤绢，子部用白绢，集部用黑绢，分别象征春夏秋冬四时之色，共六千七百五十二函。乾隆上谕内云：《四库》应缮写者，统计十六万八千册。此系四份《四库》与二份《荟要》之总数，《四库》一分三万六千册，四份得十四万四千册；《荟要》一份一万二千册，二份得二万四千册，共计十六万八千册。若论《四库》书全部，则正副本八份，计二十八万八千册；再加上两份《荟要》，总计三十一万二千册，工程之巨，举世罕有。然而，由于藏所不同，七阁书并非全可随时钞阅。其中，文渊阁本，大臣、官员、翰林，许赴阁观览；江浙三阁本、翰林院副本，许士子等进内钞阅；而文津阁、文溯阁地在行宫，文源阁亦居上苑，即大臣官员，非特许随驾，亦不得入内。至摛藻堂、含经堂之《荟要》，则专供御览者也。

《四库》应刻之书，用武英殿聚珍板印刷。聚珍板即活字板，因活字二字不雅，特定一名为聚珍板。四库馆未用雕版而改为活字板，出于乾隆三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副总裁金简之奏请，其格式详记于《武英殿聚珍板程式》一书内。金氏主张用活字板，乃因雕版有三费而活字板有四便，雕版三费是：一是雕版所用板片浩繁，二是逐部刊刻多需时日，三是板多时久，多需款项；活字板四便是：一是活字板成，四库馆书印完，各种书籍皆可资用；二是即便刷印经久，字画模糊，又须另刻一份，所用工价，亦不过此数；三是可能尚有可以拣存备用者，于刻工更为节省；四是较木板体积特小，易于收藏。就大量印刷而言，活字板省费省时省料，在以后便利极大，实为善法。《四库》中付武英殿聚珍板印刷者，经类三十二部，史类三十部，子类三十五部，集类四十二部；《考证》、《提要》及《简目》，均由聚珍板印行。当然，《四库》中武英殿已有雕版者，不另付聚珍板印刷。

所谓《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开馆时，乾隆已六十三，恐不得见全书之成，乃命从到馆各书中，择其尤精者，先为《四库全书荟要》，以王际华特管其事，经部得一百七十三种，史部得七十种，子部得八十二种，集部得三十九种，共四百六十四种。每书前皆有提要，以括书中大旨，有凡例、总目，列为首函，共二千函。书面，经部黄色，史部红色，子部浅黄色，集部灰色。分缮二份，一藏于紫禁城坤甯宫后御花园内摛藻堂，一藏于长春园含经堂内味腴书室。所谓《四库全书考证》：四库馆校书时，附粘考订各书签子，奉旨决定后，应钞本附录于每卷之末，应刊本附刊卷尾。乾隆四十一年九月三十日上谕，命馆中总裁将所有诸书校订各签，另为编次，与《提要》一体附聚珍板排刊流传，名为《四库全书考证》，计一百卷。所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馆将着录与存目之书，汇列书名，缮为《总目》，每目之下，将一书原委，撮举大概，并详著作者姓名、世次、爵里，可以一览了然，是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共二百卷。不过，各阁所藏各书提要，每互异其词，较坊间刻本，同异更多。关于《提要》的撰写，会稽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云：“《四库总目》虽纪文达（昀）、陆耳山（锡熊）总其成，然经部属之戴东原（震），史部属之邵南江（晋涵），子部属于周书昌（永年），皆各集所长。书昌于子，盖极毕生之力，吾乡章实斋为作传，言之最悉，故子部综录独富。虽间有去取失宜及部叙未当者，要不能以一疵掩也。耳山后入馆而先殁，虽未及见四部之成，而目录颁行时，已不及待。故今之言修四库书者，尽归功文达。然文达虽名博览，而于经史之学实疏，集部尤非当家。经史幸得戴、邵之助，故经则力尊汉学，识诣既真，别裁自易。史则耳山本精于考订，南江尤为专门，故所失亦鲜。子则文达涉略既遍，又取资贷园，弥为详密，惟集颇漏略乖错，多滋异议。”可谓撰述《提要》之实况，亦为定评也。所谓《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因《提要》卷帙甚繁，翻阅不易，遂另编《简明目录》，只载著录书名、卷数，注某朝某人撰，并略志数语于其下，共二十卷，与《提要》同时刊行。《简目》间有与《提要》不合者，如《总目》经部易类三，原本《周易本义》十二卷附重刻《周易本义》四卷，《简目》则离为二部：一作原本《周易本义》十二卷，一作别本《周易本义》四卷。下注云：谨案，《总目》此部不存。又《总目》尊称朱子，《简目》则直称朱熹。《总目》以董楷为宋人，而《简目》同条竟误作蒙元人。另刊《考证》，便于民间随时订正；另刊《提要》，俾民间随地得知著者生平、全书大概；另刊《简目》，篇目不繁而检查较易。政府而外，首先刊印《提要》者为浙江，乾隆五十九年，浙江署布政使司谢启昆、署按察使司秦瀛、都转盐运使司阿林保等，因学者钞录《提要》供不应求，乃请于巡抚兼署盐政吉庆，借文澜阁藏本校刊，以惠士人。捐款刊印者为浙江沈青、沈以澄、鲍士恭等，工竣于乾隆六十年。又有安徽桐城胡虔于乾隆五十八年四月单独刊印《四库》附存书名目录，刻成《四库全书附存目录》十卷，仅列书名、卷数、某朝、某人撰，体例与浙江鲍廷傅家知不足斋刻《四库》书正目（即着录书目）相同。

管理方面，设文渊阁领阁事，总其成；其次为直阁事，同司典掌；又其次为校理，分司注册、点验。阁中钥匙，由内务府提举阁事大臣掌管。阁中所有书籍，由内府官属按时检曝，按《大清会典》，乾隆四十一年奏准，于三、六、九月，文渊阁直阁事、校理、检阅等官，如期诣阁，会内务府司员、笔帖式等翻晾，过期归架。然五十三年上谕，每年并不曝晒，至康熙六十一年所定每年三月初六日为秘阁曝书之期，系指其他藏书而言，《四库》书成，并未沿袭旧时日期。
《四库》是区分门类而不拘时地之绝大丛书，自发议求书，至七阁书完全竣工，前后历时约二十年之久。期间经过及大事，大致如下：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从御史王应采、安徽学政朱筠之请，下诏求遗书。
三十八年二月初六从朱筠之请，派军机大臣为总裁官，校办《永乐大典》，并命与《图书集成》互为校核。
同年二月十一谕令拣选翰林等官，详定修书条规，并添派王际华、裘曰修为总裁官。
同年二月二十一校办《永乐大典》条例议就，并令书成时定名《四库全书》。
同年二月二十八令福隆安派员经理馆臣饭食。
同年五月十七令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并令各总裁妥议清理各省送到遗书办法。
同年又令编《四库全书荟要》，以王际华管理其事。
三十九年五月十四赏藏书家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马裕四家《图书集成》各一部，周厚堉、蒋曾莹、吴玉墀、孙仰曾、汪汝（王栗）、黄登贤、纪昀、励守谦、汪如藻等《佩文韵府》各一部。
同年七月二十五令于总目内载明进书藏书人姓名及处所，并令于《总目提要》之外，另编《简明目录》。
四十一年六月初一令大学士会同吏部翰林院议定文渊阁官制及翰林大臣官员等赴阁观书章程。
同年九月三十令刊《四库全书考证》。
四十二年八月十九令于《四库全书》钞录四份完成后，照式再抄一份，贮翰林院，以备就阅。购进之书交武英殿陈设收藏。
四十三年五月二十六令各总裁严饬馆臣悉心校勘，勿得再有讹舛。
四十四年《四库全书荟要》第一份书成。
四十五年九月十七令编《历代职官表》，列入《四库全书》。
四十六年十月二十七令编《明臣奏议》，列入《四库全书》。
四十七年正月《四库全书》第一份（贮北京文渊阁）、《四库全书荟要》第二份，均钞成。
同年七月《四库全书》第二份（贮圆明园文源阁）、第三份、第四份书钞成。
同年令续抄三份，分置江浙三阁。
同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四库简明目录》二书刊成。
四十八年贮《四库全书》一份于奉天文溯阁。
五十年贮《四库全书》一份于热河文津阁。
五十三年续抄《四库全书》三份成，分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
五十五年令士子得入翰林院钞阅《四库全书》副本，掌院不得勒阻留难。
五十七年陆锡熊再往奉天重校文溯阁书。
《四库》书成，距现在已二百余年，正本完全存者两份：一是文溯阁书，民国初年从沈阳故宫运至北京，后在张学良的交涉下返回原库保存，建国十八年由于备战前苏联的需要交由甘肃代管，一直至今；二是文津阁书，现存国家图书馆。已缺而钞补完全者一份：文澜阁书，历太平天国而略有散佚，经浙江藏书家丁申抢救及民国年间两次大规模补钞，已基本齐全，现存浙江图书馆。缺去三十卷者一份：文渊阁书，民国六年清查，计经部缺《四书大全》十卷，子部缺《天经或问》前集四卷、《天步真原》一卷、《天学会通》十卷、《邓子》一卷、《公孙龙子》一卷、《鬼谷子》一卷、《关尹子》一卷，集部缺《李太白集补注》一卷，共缺三十卷，当时撰有《清查四库全书架槅函卷考》，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全毁者三份：文宗阁、文汇阁书，先后毁于太平天国；文源阁书，毁于咸丰十年十月八日英法联军火焚圆明园，含经堂所藏《荟要》第二部，亦化为灰烬。副本一份：英法联军入侵时，因翰林院与使馆相近，外兵对于院中书籍，任意焚毁、遗弃、摧裂、携取，无所不至，《四库》副本多有散失。至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四库》藏书失去四万七千五百零六本，为外兵取出，用海船两艘运至意大利纳托尔埠者，有三万五千本，《永乐大典》亦在其中。惟携出之时，满地狼籍，至不完全。后藏于英国之万国藏书楼，自是翰林院副本散失无余矣。《荟要》全毁者一份，全存者一份：原存于摛藻堂内，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以前有局部翻印《四库》者，有翻刻武英殿雕版者，有翻印武英殿聚珍板者，有局部翻印而又益以《四库》未收之书者，现在则有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津阁《四库》全部，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部（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此在内地印行）。今人主张续修《四库》者为邵瑞彭，真正启动于建国四十六年，竣工于五十四年。今人主张改造《四库》者为吕思勉，未果。建国五十六年，儒藏编纂在争议中正式启动，标志着又一次盛世修典的开始。

第三讲 《提要》的体例和 总叙

《四库》分经史子集四部，每部又分若干类，其中，经部分十类，史部分十五类，子部分十四类，集部分五类。每类之中流别繁琐者再分若干子目，如经部礼类分六子目，小学类分三子目；史部地理类分十子目，传记类分五子目，政书类分六子目，诏令奏议类分二子目，职官类分二子目，目录类分二子目；子部术数类分七子目，艺术类分四子目，杂家类分六子目，天文算法类分二子目，小说类分三子目，谱录类分四子目；集部词曲类分五子目，别集类依时代先后分六子目。也有一些无类可归之书，则别为附录，有附录于某类之后者，有附录于某子目之后者。各类目之书，编列次序之方法有七：一是以撰书人时代先后为序，释道、闺阁、宦侍、外臣亦各从时代，不复区分；二是生卒年月无可考者，附于本代之末；三是考注旧书，仍从旧书之时代，不依作注之时代；四是名为辑旧书而实系自家著述者，仍从辑书之时代；五是历代帝王著作，冠于各代之首，臣下奉敕撰辑者，亦同；六是官撰官印之书，列于私家著述之前；七是伪托之书，仍从其所托之时代。值得注意的是，《四库》分门别目，多因旧史，其所变更，亦非杜撰。如诏令类入史部，从《唐志》例也，奏议类亦入史部，从《汉志》例也，立别史一门，从《宋史》例也，立谱录一门，从尤袤《遂初堂书目》例也，名墨、纵横并入杂家，从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例也，诗集并入别集，从诸史通例也，兼诂群经者，题曰《五经总义》，从《隋志》之文也，凡斯之类，皆务求典据，非妄事更张。故各书分别类目，亦皆考校原书真际，非若从前泛就书名，略为分别，如《笔阵图》、《羯（jié）鼓录》改入艺术类，《左传类对赋》改入类书类，《孝经集灵》、《穆天子传》、《山海经》、《十州记》、《汉武帝内传》、《飞燕外传》改入小说家类，扬雄《太玄经》改入术数类，俞琰《易外别传》改入道家类，《倪石陵》改入集部，陈埴《木钟集》改入子部，皆就原书实质，分别门类。
经部收群经及小学之书，共分十类：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其中，礼类又分为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六子目；小学类又分为训诂、字书、韵书三子目。具体而言，（一）凡解说《易经》之书皆入易类，并附录《易纬》八种。纬书依托经义，多言符箓瑞应，有《易纬》、《书纬》、《诗纬》、《礼纬》、《乐纬》、《春秋纬》、《孝经纬》七种，谓之七纬，与七经相对。托名孔子所作，实起于西汉，至唐其书多佚，惟《易纬》独存。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易纬》八种，以其无可附丽，故着录于易类之末。（二）凡解说《书经》之书皆入书类，并附录《尚书大传》与《书义程式》二书。《尚书大传》于经文之外，掇拾遗文，推衍旁义，非诂经之书，亦纬书之类，故附于书类之末。《书义程式》乃科举程文，当归别集，以其虽非诂经之书，实专发明经义之作，故亦附于书类之末。（三）凡解说《诗经》之书皆入诗类，并附录《韩诗外传》一种。此书乃引诗以证事，非引事以明诗，径列诗类，自为未协。诗类以外，又无可附，故从《尚书大传》之例，附于诗类之末。（四）解说《周礼》之书入周礼之属。解说《仪礼》之书入仪礼之属，并附录《内外服制通释》与《读礼通考》，此二书皆详言丧服、丧礼。《仪礼》虽不专言丧服，而古来丧服之书，皆例附于《仪礼》。盖《周礼》无凶礼之专门，《礼记》又为《仪礼》之义疏，言丧服者，大抵以《仪礼》为根柢，故从其本而类附也。解说《礼记》之书入礼记之属，并附录《大戴礼记》与《夏小正戴氏传》二书。《大戴礼记》为戴德撰，《夏小正戴氏传》据《隋志》注所云亦戴德撰。《礼记》即《小戴》之书，《大戴》所记，未加经号，不易配隶，然二书同源，附录于末，从其类耳。兼注三礼以发明经义为主者入三礼总义之属，通解三礼而兼辑历代之礼者则入通礼之属。关于私家仪注之书，无可附丽，故归为杂礼书一门。附于礼类之末，从《隋志》例也。（五）凡分注或兼释《春秋经》、《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之书皆入春秋类，并附录《春秋繁露》。此书虽本《春秋》立论，而无关经义者多，实亦纬书之类，故置之附录。（六）凡解说《孝经》之书皆入孝经类。（七）凡通解群经之书皆入五经总义类，并附录《古微书》。其中有不及五经者，如《四书管见》之类，有过于五经者，如六经、七经、九经、十一经、十三经之类。题曰五经总义，泥于《隋志》之文也。至专以通解三礼三传为主者，则入礼类、春秋类。《古微书》乃明朝孙毂辑纬书之佚文而成者，七纬之外，又有《论语纬》四部、《河图》十部、《洛书》五部，纯属纬书，故从《易纬》之例，附于五经总义之末。（八）《论语》、《孟子》加《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二篇，为四书。以《论语》为孔子之书，《大学》为曾子之书，《中庸》为子思之书，《孟子》为孟子之书，又称《四子书》。四书合编始于南宋淳熙时。至悬为令甲，则自蒙元延祐复科举始。诸家著述，或分注一书，或通释四书，或兼释《论》、《孟》，或并说《学》、《庸》，皆入四书类。（九）《乐经》虽不存，律吕仍可考；《乐记》虽并入《礼记》，仍列为经，故自来辨律吕、明雅乐之书，皆入乐类。（十）小学类诸书，皆言声音文字训诂之学者也。古代小学所教，不过六书之类，故《汉志》以《史籀》等十家列之小学，四库书从《汉志》例也。宋朝朱熹既出《礼记》之《大学》篇入四书，复作《小学》以配《大学》。朱子之小学，四库书入子部儒家类中。故言文字之意义者入训诂之属，言文字之形制者入字书之属，言文字之声音者入韵书之属。其中，韵书有今韵、古韵、等韵三类，自金朝韩道昭《五音集韵》出而等韵合于今韵，南宋吴棫《韵补》出而古韵亦合于今韵，满清刘凝、熊士伯诸书出而等韵又合于古韵，三类遂相牵而不能分也。小学类附录《六艺纲目》，盖取《周礼》保氏六艺之文，因郑玄注而标为条目，各以四字韵语概括之。虽非专言六书之作，要亦古代小学所教，附于小学之末，存古义也。
史部收纪事之书，其他如考辨史体、评论史事而著有专书者，亦隶史部。又因纪事方法与所纪之事类、范围不同，共分十五类：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其中，诏令、奏议各为一子目；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五子目；地理类又分宫殿簿、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水、古迹、杂记、游记、外记十子目；职官类又分官制与官箴二子目；政书类又分通制、仪制、邦计、军政、法令、考工六子目；目录类又分经籍与金石二子目。具体而言，（一）凡司马迁、班固以下二十四史皆入正史类，其余对正史或训音释义、或掇拾遗阙、或辨正异同、或校正字句，各附本类，便寻检也。二十四史乃二十四种正史，非二十四代之史也。《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是也。（二）凡史书以年月为纲，以事系于年月之下者为编年史，皆入编年类。有历代之编年，有一代之编年，有一时之编年，不复分类。笺释、校补诸编年史附焉。又起居注者，逐日记录帝王一言一动之书也。以可信之书太少，未便另立一门，体亦编年之史，故亦列此类。（三）凡将史事分类排纂，一事为一编，各详其起止，使之部目分明者为纪事本末，凡备一事或诸事之本末者皆入纪事本末类。其不标纪事本末之名而实为纪事本末者，亦归此类。（四）凡体例本为正史，或书已不完整，或向未列正史而修正史者先资草创，或与正史互取证明，或检校异同，足与正史相辅，既非编年之类，又不可入纪事一门，上不列于正史，下不入于杂史，皆入别史类，盖正史之别支也。（五）凡事系庙堂，语关军国，遗文旧典，足以存掌故、资考证，而其书或但具一事之始末，非一代之全编；或但述一时之见闻，只一家之私记，皆入杂史类。其校补、音注杂史者，附于此类。（六）诏令者，上告下之文也。秦汉以后，惟天子布告臣民得称诏令。故天子之命令入诏令之属，臣下对天子因事上陈而条议其是非者入奏议之属。（七）凡纪载事迹者皆入传记类，其中，记载孔孟、伏羲、神农、黄帝、禹汤、文武、周公、夷齐之事者入圣贤之属。其余正人君子、名臣高士、孝子隐逸、道学忠义、贞女烈妇以至翰墨文章，凡属命世之英，有关后世者入名人之属。叙一人之始末者入传之属；叙一事之始末者入记之属；合众人之事以为一书者入总录之属。其类不一，其文不分者入杂录之属。逆乱之人各为一传，其事可信，其书宜存者入别录之属，示不与诸传比，即不与诸人齿也。（八）凡钞录史书，以便循览者皆入史钞类，有专钞一史者，有合钞众史者，有类钞者，有节钞者，有为格言而钞者，有为辞藻而钞者，有钞及注解者，有钞而兼论者，有漫钞者，有钞而意为删正、略施评点者，有纂钞者，有约钞者。（九）虽有别史、杂史、传记，似已无所不包，然立乎中朝，凡叙述偏方、僭乱、遗迹之书，以前尚无类可容者皆入载记类。至《越史略》、《朝鲜史略》，虽为外方私记，不合此例，而为此数卷书另立门目，又嫌太费，故附录焉。（十）凡言岁时节令，本天道之宜，立人事之制者皆入时令类。俾读者用以乘时布政、顺五气之常；趋事劝功，裨四民之业；亦可以采撷词藻，供翰墨之资焉。（十一）凡言地方疆域、山川、风俗、出产、人物、艺文、古迹、沿革者皆入地理类。其中，言帝王所居宫殿、苑囿、门观、池馆之制者入宫殿疏之属。一统之时，总记一国之地理者入总志之属。记录城市、地方、省区、藩属等局部之地理者入都会郡县之属。专录水道源流及海塘、河防以至疏浚水利者入河渠之属。记载名胜风景者入山水之属。言国防、军事、攻守、冲要及邻国形势者入边防之属，即今之所谓“兵要地理”者也。山水之属所录者乃风景游览之书，惟其风景之美；古迹之属所录者乃考证之书，惟其地物之古。美者不尽古，古者不尽美。或述风土，或志物产，或录瑰异，或笔琐谈，或以类聚，或为漫记，或得自传闻，或由于追忆者入杂记之属。游踪所历，纪述见闻，或以道路为纲，或以月日为系者入游记之属。记外国地理者入外纪之属，与专述外国史事之附录于载记者不同。有述自高僧者，有撰自客卿者，有作于中朝大使者，有出之海疆老吏者，或专言一国，或泛及列邦。（十二）言官署之组织、官吏之职掌、百官之品秩及服官之规制者入官制之属。言官吏之道德、做官之方法及天子大僚告诫官属之事者入官箴之属。（十三）凡国政朝章、仪注条格，或为一朝之故事，或为前代之故事，或为历朝之掌故者皆入政书类。其中，纂述掌故，门目多端，仅属于一曹一司之旧事者已入官制之属，而以一代之书以兼六职之全者，不可分属，故总而汇之通制之属。谥法、官仪、典礼、庙制、礼器、位号、学制之仪注则入仪制之属。财政、交通、实业及救荒、垦荒、钱法、捕蝗、保甲者入邦计之属。兵制、马政、武举、平时养兵之法则者入军政之属，与边防类、兵家类之言兵者不同。法令之属多为条格，即法律也，与法家类之言法理及今日合法律命令而统称法令者不同。考工之属以言百工之事之不同于官者为限，他不及也。（十四）记载各书名目称为目录，有但记书名者，有附加题解者，叙录书籍之名目者入经籍之属。收录古刻，条列名目，或附有题跋之书者入金石之属。其因器而及款识者入谱录类，考辨石刻音训者入小学类，至于考证法帖源委，叙述石经本末者，虽非目录，却因其类可归，乃援《宋志》之例，附录于此。（十五）凡考辨史体与评论史事者皆入史评类。
子部收著书立说能成一家之言者，共分十四类：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术、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其中，天文算术又分推步、算术二子目；术数类又分数学、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七子目；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四子目；谱录类又分器物、饮馔、草木禽鱼三子目；杂家又分杂学、杂考工、杂说、杂品、杂纂、杂编六子目；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三子目。具体而言，（一）儒家六经分入经部各类，训诂入经部小学类，经部以外，凡发明孔孟学说者皆入儒家类，今之所谓哲学、伦理学、教育学者俱隶之。（二）凡言兵法者皆入兵家类，今之所谓战略战术者是也。（三）凡言刑名之学、用刑之道及听讼决狱之事者皆入法家类，较今之所谓法学者范围小。（四）凡言农时、农产、农政、农器及五谷蔬菜种植之法，马牛羊豕饲养之事与夫养蚕、植桑、取水、蓄水者皆入农家类，间有杂言商贾之事者亦附焉。（五）凡言病理、诊断、治疗、药性、方剂、针灸、胎产、卫生者皆入医家类，兽医附焉。（六）用仪器与算术考测天象谓之推步，古人所谓推日月五星之度、昏旦节气者入推步之属，其专言数理算法者则入算书之属。观象，大政也；算数，小学也。然数为六艺之一，百度之所取裁也。天下至精之艺，如律吕、推步，皆由之以穷要眇，而测量之术尤可资取，故天文无不根于算书。算书虽不言天文，其法亦通于天文，二者互相出入，盖流别而源同。今不入小学而次于天文之后，其事大，从所重也；不与天文合为一，其用广，不限于一也。（七）凡研究阴阳五行生克制化之理以推知人事趋吉避凶者皆入术数类。其中，物生有象，象生有数，乘除推阐，务究造化之源者入数学之属。因准《易》而作或似为《易》之余绪者，虽言《易》之数，却非作《易》之本，义不可厕于经；然作者既非言仁义道德，诵说先王，又非言主敬存诚，阐明理学，亦不可附于儒。此乃作书之体例与宗旨使然也，与今之所谓数学者，大异矣。占视日月、星土、云气之变与龙蛇、虫鱼、五谷之异以知吉凶祸福者入占候之属。相视生人住宅（阳宅）与死人住宅（阴宅）之方向形势、营造月日以知祸福吉凶者入相宅相墓之属（古谓之堪舆，或作堪余，又谓之形家）。依托《易》义，因数以观吉凶者入占卜之属。用龟、用蓍、用棋、用钱以至随物取数，随数取卦，不复分也。以人出生之年月日时定吉凶妖祥者谓命书（又曰“星命”），视人之形状气色定吉凶妖祥者谓相书（又曰“星相”），入命书相书之属。遁甲、六壬、择日、占星等，以阴阳衰旺、五行休咎、预知祸福，使人早为避趋者入阴阳五行之属。五行家、堪舆家、建除家、丛辰家、历家、天文家、太乙家等皆是也。占梦、相字以至诊脉辨人贵贱吉凶者如“太素脉法”入杂技术之属。（八）凡所谓技能学科，美术游艺者皆入艺术类，与今日泛言艺术者范围又小。其中，论画法、书法者入书画之属。有记载姓名如传记体者，有叙述名品如目录体者，有讲说笔法者，有书画各为一书者，又有共为一书者，彼此钩贯，难以类分，统归于此，而兼说赏鉴古器者则入杂家类杂品中。经部乐类所录之书皆根据律吕，全为雅奏。至于山人墨客之技，识曲赏音之事则入琴谱之属。品题、篆刻、印章者入篆刻之属。记射法、述投壶、谱博弈、论歌舞者入杂技之属。（九）前此各门各类，凡记言、记事、记人、记时、记地、记学、记书、记法、记术、记技者皆已分别配隶无遗，而记物者尚无所系属，乃从尤袤《遂初堂书目》例立谱录类。其中，记载古器、杂器、文具、杂物者入器物之属，并附《云林石谱》。因此书所品诸石，既非器用，又非珍宝，且自然而成，亦并非技艺，专述一物，更非如杂品类之胪陈纤琐者，无类可归，乃以器物之材，附之器物之末焉。茶经、酒史以至品水、煮泉、蔬食、糖霜，与夫天厨珍膳、方州贡物入饮馔之属。花谱、枯录、竹诗、芋纪、笺卉、述菌、圃史、虫志、蟹略、禽经、虎荟、异鱼、怪蛇、谈蝶、牒燕之作，或记载一物，或广谱群芳，入鸟兽虫鱼之属。（十）凡六家、九流，或本自一家，而书少不能成一类，或著述万卷，而意旨不限于一家，统曰杂家。立说者谓杂学，辨证者谓杂考，议论而兼叙述者谓杂说，旁究物理、胪陈纤琐者谓杂品，类辑旧闻、涂兼众轨者谓杂纂，合刻众书、不名一体者谓杂编。其中，名墨、纵横本各一家，传者寥寥，书不能成一类者，或出入九流，旁及释典，宗旨杂错，不拘何家者，或依托儒家，说理而有出入，论事而参利害，不纯为儒家言者，均入杂学之属。考证之书辨论经史子集，不可限以一类者入杂考之属。或抒己意，或订俗讹，或述近闻，或综古义，随意录载，不限卷帙，不分次第，兴之所至，即可成篇者入杂说之属。宋朝以后一切赏心悦目之具，无不勒有成编。闲居消遣，田家杂事，玩好小物，鉴别品评，动成巨帙。其专门明一事一物者入谱录类，其杂陈众品者入杂品之属。采摭众说，缀合群言，以成一篇，而其源不一，又可各因其书而各得其所出者入杂纂之属。以数人之书合为一编而别题以总名者，与夫以一人之书合为总帙而不可名以一类者，入杂编之属，即丛书也。（十一）凡采辑群书，或以事分，或以字分，使便于寻检之用者为类书。杂家类辑旧闻，涂兼众轨，且杂纂之属多补阙遗，可备考证家之校核，而类书仅求寻检，只供词章家之掇拾，宗旨不同也。（十二）凡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聼涂说之所造者谓小说，对于史官之高文大册而言者也。分札记、传奇、章回三体，以其寓劝诫，广见闻，资考证者不少，故自周秦以来，盛传至今。其中，叙述杂事者为杂事之属，记录异闻者为异闻之属，缀辑琐语者为琐语之属。叙述杂事属于朝政军国者入史部杂史类，其参以里巷闲谈、词章细故者则隶于小说家类。（十三、四）四库以释道为外教，其经忏章咒，朱衣青词，一概不录，然二家所录亦为二氏所作之书，使人知其源流变迁之故。所谓古来有是一家即应立是一类；作者有是一体即应备是一格。录此二家，不仅作考证之资，亦以协全书之名耳。
集部收诗文词曲，无论散篇零什、分别部居、辑而次之，抑或考厥源流、评其优劣，以至立之准绳，为之法式，或勒为专书，或散见杂述，均配隶集部。共分五类：楚词、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其中，别集类略依时代先后又分六子目：自汉至五代、自北宋建隆至靖康、自南宋建炎至德祐、自金至蒙元、自明洪武至崇祯、自清初至乾隆修书时；词曲类又分别集、总集、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五子目，南北曲再分曲品、曲谱、曲韵三子目。（一）楚辞者，楚人屈原所创别体之文词也，其后楚人宋玉、唐勒、景差皆摹拟此体，前汉贾谊《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裒（póu）《九怀》亦其体也。至刘向集屈宋、严王及己作《九叹》，共为《楚辞》十六篇，遂有此名。因司马迁称：屈原放逐，乃著《离骚》。后人或举此一篇，以为楚辞之统名，或谓之楚骚，或单谓之骚。又因宋玉《招魂》句尾有“些”字，亦谓之“楚些”。凡训释、音注、辨证、图绘楚辞者皆入楚辞类。（二）以一人之著作汇合一编者为别集，有后人追题者，有自制名者，有区分部帙者，有前集，有后集，有一官一集，此以时分也。有文集，有诗赋集，有别集，此以体分也。有全集，有小集，有逸集，此以多少分也。有正集，有别选，有集略，此以精粗分也。（三）总集者，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集合数人之著作为一编者谓总集，有分体编录者，如《文选》；有谈理选录者，如《文章正宗》；也有以时代、低于、宗派为系者，还有专录一体之文者。其音注总集之作亦附于后。值得一提的是，楚辞虽专录一体之总集，然其体出于古诗而实已非诗，类于古赋而制又非赋，且汉魏以下，赋体既变，无全集皆作此体者。他集不与楚辞类，楚辞亦不与别集类。体例既异，不得与总集不分也。又子部杂家类杂编之属有编一人或数人之著作者，自形式言之，与总集、别集相类，然自其实质言之，两者纯然不类。杂编之属乃立说之书，而集部之书乃文章之属，言各不同，不相贯串。杂编之属所编乃成卷之书，而集部所集者乃散篇之文，言有所宗，自为起迄。（四）凡论文品诗之书为诗文评，其例有五：一为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者，如刘勰《文心雕龙》；二为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者，如钟嵘《诗品》；三为备陈法律者，如释皎然《诗式》四为旁采故实者，如孟棨《本事诗》；五为体兼说部者，如欧阳修《六一诗话》、刘颁《中山诗话》等。（五）四库凡例言“其倚声填词之作，命从屏斥。”所真正屏斥者，仅曲文而已。曲类品题论断之书及《中原音韵》之言度曲用韵者，仍酌取往例，附于篇末。至于词之为体，于曲为高。盖三百篇变而古诗，古诗变而近体，近体变而词，词变而曲。词号为诗余，可附庸于文苑，供雅人之吟咏；曲已入于技艺俳优，故曲文斥而不录。然曲究亦乐府之余音，风人之末派，故曲品、曲谱、曲韵之书，犹不得不录焉。其中，集各人之词者为别集之属；选多人之词者为总集之属；评论词（曲）之源流及工拙者为词话（曲谱）之属，犹诗文评也；集填词制曲之格律而示其程式者为词（曲）谱之属；言词曲中用韵、押韵之书为词（曲）韵之属。诗词歌曲变迁之大要为：自古乐亡而乐府兴，后乐府之歌法，至唐不传，其所歌者，皆绝句也，唐人歌诗之法，至宋亦不传，其所歌者，皆词也，宋人歌词至法，至蒙元又不传，而曲调作焉。考三百篇以至诗余，大抵抒写性灵，缘情绮靡。至曲则依附故实，描摹情状，铺陈点缀，渐成套数。其初被之管弦，其后遂象以衣冠；其初不过四折，其后乃动至数十句，曲始为伶官歌妓之事也。南北曲起源之概要为：自五代至宋，诗降而为词；自宋至蒙元，词降而为曲。金蒙元入中国，所用胡乐，嘈杂缓急之间，词不能按，因变为新声，遂有元曲之名，即北曲也。其后江北渐染胡语，沈约四声遂阙其一。北音舒长迟重，不能作收藏短促之声，凡入声皆读平上去三声，自其风土使之然也。于是复变新体，号为南曲。大抵北曲字多而调促，南曲字少而调缓；北曲宜于和歌，南曲宜于独奏；北曲以弦索为主，板有定制，南曲笙笛不妨长短其声以就板；北曲为贯酸斋、马东篱等所创，南曲则为高则诚所创也。
就体例而言，《提要》在经史子集四部之下复分四十四个小类以统摄群书，同时在四部之首各冠以总叙“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四库提要&#8226;凡例》），在各小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改并隶，以析条目”（同上）。余嘉锡先生《目录学发微》卷二论目录书体制时说：“《四库提要》之总叙、小序，考证论辨，可谓精矣。近儒论学术源流者，多折衷于此，初学莫不奉为津逮焉。”诚如张之洞《𬨎（yóu）轩语》所言，《提要》实为“学问门径”，又如张舜徽先生《四库提要叙讲疏&#8226;自序》所言，总叙与小序“又门径中之门径也，苟能熟习而详绎之，则于群经传注之流别，诸史体例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衍，释道之演变原委，悉憭然于心，于是博治载籍，自不迷于趣向矣。”故总叙与小序，实《提要》之经纬，由此则纲举目张，举一反三，学术之路径明矣。研读《提要》，必自此而始。

（一）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二）所论次者，诂经之说而已。（三）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四）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赵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维。（五）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如王柏、吴澄，攻驳经文，动辄删改之类）。（六）学脉旁分，攀援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如《论语集注》误引夏包咸夏瑚商琏之说，张承中《四书通证》即阙此一条，以讳其误。又如王柏删《国风》三十二篇，许谦疑之，吴师道反以为非之类）。（七）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材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如王守仁之未派，皆以狂禅解经之类）。（八）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如一字音训，动辨数百言之类）。（九）要其归宿，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十）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十一）今参稽从说，务取持平，各明去取之故，分为十类：曰易、曰书、曰诗、曰礼、曰春秋、曰孝经、曰五经总义、曰四书、曰乐、曰小学。（经部总叙）

经部总叙共分十一层，第一层乃尊经崇孔之说，自司马迁以来，儒者莫不言孔子删定《诗》《书》，定《礼》《乐》，然无征于《论语》，不见于孟、荀，秦火以前，无此说也。盖自汉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言及六籍，必推尊孔子所删定，此犹言易卦者，必托名于伏羲；言本草者，必托名于神农；言医经者，必托名于黄帝；言礼制者，必托名于周公，莫不高远其所从来，以自取重于世。第二层总括经部内容，历代解经之说，至为繁杂，《提要》依时世先后着录其书名、卷数，且各为提要，系于每篇之下。第其高下，评其得失，而归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盖远规刘向《别录》之例，近效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之体，而翔实过之。遍及四部，皆有评述，不第论次经部诸书而已。第三层言汉世五经博士之学，流于拘隘之弊。汉初经籍复出，学尚专门，谨守师法，无敢逾越。五经分立，此经不通于彼经，此说不通于彼说。一经之中，又各有门庭，互相攻诘。专固已甚，流弊日滋，故论者病之。第四层言魏晋以至唐宋，治经风气流于泛杂之弊也。汉儒说《易》，多主象数。魏王弼注《易》，排击汉儒，自标新学，乃趋于专言名理。汉末经生，多宗郑玄之学，王肃独不好郑氏，为《诗》、《书》、《礼》、《论语》、《左传》新注以敌之。唐初孔颖达撰集《五经正义》，贾公彦述《周礼疏》、《仪礼疏》，亦时出己见，于旧注不为苟同。啖助、赵匡说《春秋》，与三传立异，启废传解经之渐。至宋孙复撰《春秋尊王发微》，刘敞撰《春秋传》，逞臆见说《春秋》，务以攻击三传相高，而穿凿琐碎之弊日生，此其所以杂也。第五层言宋及蒙元诸儒说经，空所依傍，以至无所顾忌之弊也。洛阳程颐作《易传》，不及象数；闽中朱熹作《诗集传》，屏弃小序。不守汉唐窠臼，志在阐明理道。王柏作《书疑》、《诗疑》，乃至并全经移易补缀，删削原文；蒙元吴澄撰《易纂言》、《书纂言》、《春秋纂言》，语多杜撰，于经文复不免割裂点窜，故论者病其强悍耳。第六层言明初经义定于一尊，以至偏党之弊也。蒙元延祐中定科举法，用朱熹《易本义》、蔡沈《书集传》，朱熹《诗集传》、胡安国《春秋集传》、郑玄注《礼记》。明初承用蒙元制，《礼记》则去郑注而代以陈澔《礼记集说》。永乐中又诏儒臣纂《四书五经大全》，空疏固陋，益甚于前，顾炎武所谓“《大全》出而经说亡”，实为此而发也。第七层言明代经说定于一尊之后，才智之士，摧破藩篱，自造新说，以至放肆之弊也。自宋以经义取士，守一先生之说，至明而浅陋益甚。物极必反，乃有摆脱羁绊，竟以臆说解经者，乘之而起。于是空疏不学，皆得名为经师。正德、嘉靖以后，说经之书目日多，益溃决而不可收拾。至于丰坊伪造子贡《诗传》、申培《诗说》，世人亦莫之能辨矣。盖放肆之极，必至于此也。第八层言清初诸儒力矫明末之病，经学得以复兴，由是考证之风大振，不免流于烦琐之弊也。自宋人以空言解经，汉唐注疏，弃同糟粕。蒙元及明以经义取士，天下学者埋头讲章，经学之湮晦者数百年。明亡，昆山顾炎武倡“经学即理学”之说，数朝积弊，为之一振。由是萧山毛奇龄解《易》说《礼》，太原阎若璩治《尚书》，德清胡渭辨《易图》，咸崇考证，开满清经学之先声。秀水朱彝尊、武进臧琳，更究心故训，立满清经学之基础。其后吴、皖诸儒继起，满清经学乃臻于极盛。一人独治一经，专著一书者，风起云涌。末流所至，自不能免于烦辞琐碎之弊也。第九层言汉宋之争，“汉学”、“宋学”之名，初见于此。其后江藩撰《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于是门户之间，牢不可破，彼此攻诘，视同水火。龚自珍曾致书江藩，认为《汉学师承记》“立名有十不安”，且劝其改书名为《国朝经学师承记》，亦调和之论矣。第十层言治经学之基本法则，然通观《提要》全书，于评定学术高下，审断著述精粗之际，仍多扬汉抑宋之辞。盖习尚移人，贤者不免。且纪昀学术根柢，仍在考证。有所轩轾，不足怪也。第十一层言经部分类，此承《汉书&#8226;艺文志》、《隋书&#8226;经籍志》之旧目而稍作变通耳。《汉志》序六艺为九种，即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也。《隋志》益以图谶为十类。《汉志》有“五经杂议”，入孝经类，《隋志》附五经总义于论语类，四库则以五经总义自为一目，广《论语》为四书，不列图谶，故仍为十类。

（一）史之为道，撰述欲其简，考证则欲其详。莫简于《春秋》，莫详于《左传》。鲁史所录，具载一事之始未。圣人观其始未，得其是非，而后能定一字之褒贬，此作史之资考证也。丘明录以为《传》，后人观其本末，得其是非，而后能知一字之所以褒贬，此读史之资考证也。苟无事迹，虽圣人不能作《春秋》；苟不知其事迹，虽以圣人读《春秋》，不知所以褒贬。儒者好为大言，动曰舍《传》以求《经》，此其说必不通；其或通者，必私求诸《传》，诈称舍《传》云尔。（二）司马光《通鉴》，世称绝作，不知其先为《长编》，后为《考异》。高似孙《纬略》，载其《与宋敏求书》，称其到洛八年，始了晋、宋、齐、梁、陈、隋六代。唐文字尤多。依年月编次为草卷，以四丈为一卷，计不减六七百卷。又称光作《通鉴》，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二家，李焘《巽严集》亦称张新甫见洛阳有《资治通鉴》草藁盈两屋（案：焘集今已佚，此据马端临《文献通考》述其父廷鸾之言）。今观其书，如淖方成“祸水”之语，则采及《飞燕外传》，张彖“冰山”之语，则采及《开元天宝遗事》，并小说亦不遗之，然则古来著录，于正史之外，兼收博采，列目分编，其必有故矣。（三）今总括群书，分十五类。首曰正史，大纲也；次曰编年，曰别史、，曰杂史，曰诏令奏议，曰传记，曰史钞，曰载记，皆参考纪传者也；曰时令，曰地理，曰职官，曰政书，曰目录，皆参考诸志者也；曰史评，参考论赞者也。旧有谱谍一门，然自唐以后，谱学殆绝。玉牒既不颁于外，家乘亦不上于官，徒存虚目，故从删焉。（四）考私家记载，惟宋明两代为多。盖宋明人皆好议论，议论异则门户分，门户分则朋党立，朋党立则恩怨结。恩怨既结，得志则排挤于朝廷，不得志则以笔墨相报复。其中是非颠倒，颇亦荧听。（五）然虽有疑狱，合众证而质之，必得其情；虽有虚词，参众说而核之，亦必得其情。张师棣《南迁录》之妄，邻国之事无质也；赵与时《宾退录》，证以金国官制而知之。《碧云騢》一书，诬谤文彦博、范仲淹诸人。晁公武以为真出梅尧臣，王铚以为出自魏泰，邵博又证其真出尧臣，可谓聚讼，李焘卒参互而辨定之，至今遂无异说，此亦考证欲详之一验。然则史部诸书，自鄙倍冗杂，灼然无可采录外，有稗于正史者，固均宜择而存之矣。（史部总叙）

史部总叙共分五层，第一层言史传主于记事，苟无事实记载，则是非善恶，不可空言而定。因发明《经》《传》相为表里之意，深斥空言说经之非。汉儒尚昌言不可舍《传》以求《经》，四库馆臣所指责者，乃唐宋以来经生耳。第二层言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历时十九年，先有《丛目》《长编》两程式，其自言“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则当日涉览之广博，剪裁之烦劳，用力之勤恳，可以想见。即如五胡十六国，事迹最为纷乱错杂，而《资治通鉴》所述，条理秩然。故到洛八年，始了晋、宋、齐、梁、陈、隋六代，可见其功力之深。第三层总括史部内容，《汉志&#8226;六艺略》无着录史籍之类，而以《世本》、《楚汉春秋》、《太史公书》及《汉大年纪》之属，附于《春秋》之后，良以其时史籍无多，不烦别立一门也。其后记事之书日繁，乃不得不自成一类。然如西晋荀勖《中经新簿》以史籍为丙部，东晋李充《晋元帝时书目》又改为乙部，萧梁阮孝绪《七录》有《记传录》以统史传，《隋书&#8226;经籍志》始明标“史部”之名，复分为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十三目。其后历代史志，递有增损进退。《旧唐书&#8226;经籍志》、《新唐书&#8226;艺文志》同分为正史、编年、伪史、杂史、起居注、故事、职官、杂传、仪注、刑法、目录、谱牒、地理，亦十三目，而稍有不同。《宋史&#8226;艺文志》所异于前者，惟别史、史钞两目为新立耳。此外公私书录，分别史目，皆大同小异，略有出入。第四层言宋明两代私家记载之流弊，两宋新旧党争，明朝阉党与东林党，互相攻击之时，丑诋谩骂，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唆使文士造为短书小册以播之遐迩，于是记事之作遂繁，仍附诸史部。颠倒是非，多不可信，故四库馆臣拈出言之。第五层言伪书虽行于世，然能多方取证以证断之，亦无由以荧惑众听也。《南迁录》一卷，旧题金朝张师彦撰，纪金爱王大辨据五国城及蒙元围燕，贞祐迁都汴京之事，与《金史》多抵牾不合，宋朝赵与时《宾退录》卷三辨其伪。《碧云騢》一卷，《文献通考&#8226;经籍考》卷四十四引李焘之语，详辨其非出自梅尧臣可知。

（一）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二）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区而别之，名品乃定；其初亦相轧，自董仲舒别而白之，醇驳乃分。其中或佚不传，或传而后莫为继，或古无其目今增，古各为类而今合。（三）大都篇帙繁富，可以自为部分者，儒家以外，有兵家，有法家，有农家，有医家，有天文算法，有术数，有艺术，有谱录，有杂家，有类书，有小说家。其别教则有释家，有道家。叙而次之，凡十四类。儒家尚矣，有文事者有武备，故次之以兵家。兵，刑类也。唐虞无皋陶，则寇贼奸宄（guǐ）无所禁，必不能风动时雍，故次以法家。民，国之本也；谷，民之天也；故次以农家。本草经方，技术之事也，而生死系焉；神农、黄帝，以圣人为天子，尚亲治之，故次以医家。重民事者先授时，授时本测候，测候本积数，故次以天文算法。以上六家，皆治世者所有事也。百家方技，或有益，或无益，而其说久行，理难竟废，故次以术数。游艺亦学问之余事，一技入神，器或寓道，故次以艺术。以上二家，皆小道之可观者也。《诗》取多识，《易》称制器，博闻有取，利用攸资，故次以谱录。群言岐出，不名一类，总为荟萃，皆可采摭菁英，故次以杂家。隶事分类，亦杂言也，旧附于子部，今从其例，故次以类书。稗官所述，其事末矣，用广见闻，愈于博奕，故次以小说家。以上四家，皆有旁资参考者也。二氏，外学也，故次以释家道家终焉。（四）夫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余皆杂学也，然儒家本六艺之支流，虽其间依草附木，不能免门户之私；而数大儒明道立言，炳然俱在；要可与经史旁参，其余虽真伪相杂，醇疵互见；然凡能自名一家者，必有一节之足以自立。其有不合于圣人者，存之亦可为鉴戒。虽有丝麻，无弃菅（jiān）蒯（kuǎi）；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在博取而慎取之尔。（子部总叙）

子部总叙共分四层，第一层言子书来源，周秦百家之书，不皆亲自撰述，多由门人后学录其言行，缀辑成书，故名其书曰某子。统百家而为言，则称诸子；其所撰述，则称子书。第二层言子书分类，此始于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分诸子为阴阳、儒、墨、法、名、道等六家，《汉志&#8226;诸子略》本刘歆《七略》分诸子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汉武帝时表章儒术，罢黜百家之政策得以实行，以董仲舒鼓吹之力为多。诸子百家之书佚而不传，传而后莫为继者，见于《汉志》、《隋志》。至于古无其目而今增者，如《汉志》止有道家而无释家，今《提要》依阮孝绪《七录》别增释家类。古各为类而今合者，如《鬻子》一卷、《鹖冠子》三卷，《汉志》皆入道家；《尹文子》一卷、《公孙龙子》三卷，《汉志》皆入名家；《墨子》十五卷，《汉志》入墨家；《慎子》一卷，《汉志》入法家；《鬼谷子》一卷，《隋志》入纵横家；是皆古各为类，今《提要》均并入杂家类。第三层总括子部内容，《提要》参考历代史志，私家簿录，增损而分合之，厘定为十四类。《隋志》分子部为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十四类，《提要》惟合名、墨、纵横于杂家，天文、历数并而为一，易五行为术数，新立艺术、谱录、类书、释家四类。四库馆臣于此诸类先后次序，亦考虑至为审密。第四层言经史乃学问根柢，儒家固可与经史旁参，其他诸家，亦各有所长，不能尽废也。四库之中，惟子史最为浩博，亦最为芜杂，虽有冗滥之弊，亦有助于资考证、广学问者，明此方能博收慎取，以通万方之略矣。

（一）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之，总集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余也。（二）古人不以文章名，故秦以前书无称屈原、宋玉工赋者。洎乎汉代，始有词人。迹其著作，率由追录。故武帝命所忠求相如遗书，魏文帝亦诏天下上孔融文章。至于六朝，始自编次；唐末又刊版印行（事见贯休《禅月集》。夫自编则多所爱惜，刊版则易于流传。四部之书，别集最杂，兹其故欤）。然典册高文，清词丽句，亦未尝不高标独秀，挺出邓林。此在剪刈卮言，别裁伪体，不必以猥滥病也。（三）总集之作，多由论定。而兰亭金谷，悉觞咏于一时，下及汉上题襟，松陵唱和，《丹阳集》惟录乡人，《箧中集》则附登乃弟。虽去取佥孚众议，而履霜有渐，已为诗社标榜之先驱，其声气攀援，甚于别集，要之浮华易歇，公论终明，岿（kuī）然而独存者，《文选》、《玉台新咏》以下数十家耳。（四）诗文评之作，著于齐梁。观同一八病四声也，钟嵘以求誉不遂，巧致讥排；刘勰以知遇独深，继为推阐；词场恩怨，亘古如斯。冷齐曲附乎豫章，石林隐排乎元祐，党人余衅，报及文章，又其已事矣。固宜别白存之，各核其实。（五）至于倚声末技，分派诗歌。其间周柳、苏辛，亦递争轨辙。然其得其失，不足重轻，姑附存以备一格而已。（六）大抵门户构争之见，莫甚于讲学，而论文次之。讲学者聚党分朋，往往祸延宗社；操觚（gū）之士，笔舌相攻，则未有乱及国事者。盖讲学者必辨是非，辨是非必及时政，其事与权势相连，故其患大。文人词翰，所争者名誉而已，与朝廷无预，故其患小也。然如艾南英以排斥王、李之故，至以严嵩为察相，而以杀杨继盛为稍过当。岂其扪心清夜，果自谓然？亦朋党既分，势不两立，故决裂名教而不辞耳。至钱谦益《列朝诗集》，更颠倒贤奸，彝良泯绝，其贻害人心风俗者，又岂鲜（xiǎn）哉。今扫除畛域，一准至公。明以来诸派之中，各取其所长而不回护其所短。盖有世道之防焉，不仅为文体计也。（集部总叙）

集部总叙共六分层，第一层言集部分类及渊源，《汉志&#8226;诗赋略》仅着录屈原赋二十五篇，宋玉赋十六篇，以及其他诸家赋共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为屈赋之属，而无楚辞之名。自刘向录屈宋诸赋为一集，定名楚辞，实为总集之祖，叙文谓“楚辞最古”、“总集次之”，盖就后出总集言之耳。第二层言楚辞与别集情况，古人本无意以能文立名，虽有所作，皆不自题姓名。故秦王始见《孤愤》、《五蠹》之篇而不知出于韩非；汉武读《子虚赋》而不知为司马相如所作。名且不自标记，更无收拾篇章之举。由汉武帝遣人求司马相如遗书及魏文帝诏求孔融文章之事，可知古人于所为文，不自爱重如此，更不足以言编次矣。至前汉始有词人，然学与文未分，如司马相如、扬雄之俦，俱以实学名于时，相如有《凡将篇》，扬雄有《训纂篇》，并着录于《汉志》，皆古小学名家，非仅擅长词赋而已。至后汉以下，词人始盛，《后汉书》遂分立《儒林传》与《文苑传》，然尚未有自编所为文辞以成一集者。故《隋志》集部所录别集四百三十七部，四千三百八十一卷，自荀况、宋玉下逮两汉魏晋六朝诸家之集，丛杂猥多，大抵由后人集成编者也。六朝萧齐张融自编所为文成《玉海集》十卷，乃自编文集之始。其时书皆手写，传钞至难，故流传尚不能广。至李唐雕版术兴，刊布捷便，文辞易于行世，篇什富于前时。下历宋元明清，作者多如牛毛，其名集之例，或以官阶，或以郡望，或以别号，或以谥称。而以斋、馆、亭、园自名其集者，尤不可胜数。然别集既多，瑕瑜互见，自可审辨良莠，区别处理，不必概加鄙弃也。第三层举例言总集情况，东晋王羲之等有《兰亭集》，西晋潘岳有《金谷诗集序》，今已佚，《唐志》有温庭筠、段成式、余知古等《汉上题襟集》十卷，李唐陆龟蒙编有与皮日休、崔璞唱和之《松陵集》，殷璠编同乡十八人之诗为《丹阳集》，元结编友好及弟融七人之诗二十四首为《箧中集》，是皆私门敦好，有意揄扬，自不免声气标榜。萧梁昭明太子萧统选录秦汉三国以下各朝诗文成《文选》六十卷，陈朝徐陵选录萧梁以前之诗为《玉台新咏》十卷，但分门类，不事品题，而遗佚篇章赖之保存者不少。总集之编次，斯为上乘，故后编总集，多沿其体。第四层言诗文评情况，论文之作，以萧梁刘勰《文心雕龙》最著；评诗之作，以萧梁钟嵘《诗品》为最著。沈约实仅言四声，至唐始有八病之目，宋人又加以发挥。沈约有大名于齐梁间，当时撰述之士，皆欲得其一言以为重。史称沈约未褒《诗品》，钟嵘怒而列其中品，序中深诋声律之学。其于《文心》则常陈诸几案，从而推阐之。宋僧惠洪及识黄庭坚，《冷斋夜话》称引元祐诸人十之八，而语及黄氏者尤多。宋朝叶梦得出自蔡京之门，《石林诗话》论诗推重王安石而阴抑元祐诸人。第五层言词曲情况，填词多依前人之调为之，故称倚声。词极盛于两宋，名家辈出，流派亦多。此处举周柳、苏辛，特约略言之耳。第六层言讲学与论文的门户之见，讲学家门户之争，始于赵宋而盛于朱明，自朱熹撰《伊洛渊源录》即已发其端。论文之有门户，亦以明人为甚。如艾南英之于王世贞，深恶痛绝，势不两立，攻诋之词，自不免过激耳。至于钱谦益，则因《初学集》、《有学集》以语涉诽谤，板被禁毁。四库既未着录其著述，撰叙文又假论及《列朝诗集》耳抨击加剧，非定评也。四库馆臣虽于品评朱明诸家之集有意持平，既扬其长，复揭其短，然逞爱憎之私，失是非之公，亦于此毕现矣。

第四讲 经部分类提要及其举例

　　易类&#8226;小叙
圣人觉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诗》寓以风谣，《礼》寓以节文，《尚书》、《春秋》寓于史，而《易》则寓于卜筮，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禨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瑷、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援以入《易》，故《易》愈繁，夫六十四卦皆有君子以字，其爻象多戒占者，圣人之情，见乎词矣，其余皆《易》之一端，非其本也，今参校诸家，经因象立教者为宗，而其他易外别传者亦兼收以尽其变，各为条论，具列于左。
　　书类&#8226;小叙
《书》以道政事，儒者不能异说也，小序之依托，五行传之附会，久论定矣，然诸家聚讼，犹有四端：曰今文古文、曰错简、曰《禹贡》《山水》、曰《洪范》《畴数》。夫古文之辨，至阎若璩始明。朱彝尊谓是书久颁学官，其言多缀辑逸经成文，无悖于理，汾阴汉鼎良亦善喻，吴澄举而删之，非可行之道也，禹迹大抵在中原，而论者多当南渡，昔疏今密，其势则然，然尺短寸长，互相补苴，固宜兼收并蓄，以证异同，若夫刘向记《酒诰》《诏诰》脱简仅三，而诸儒动称数十，班固牵《洪范》于《洛书》，诸儒并及《河图》，支离，淆经义矣，故王柏《书疑》、蔡沈皇极数之类，非解经之正轨者，咸无取焉。
　　诗类&#8226;小叙
　　诗人四家，毛氏独传，唐以前无异论，宋以后则众说争矣。然攻汉学者意不尽在于经义，务胜汉儒而已，伸汉学者义亦不尽在于经义，愤宋儒之底汉儒而已，各挟一不相下之心，而又济以不平之气，激而过当，亦其势然欤，夫解《春秋》者惟《公羊》多驳，其中高子沈子之说，殆转相附益，要其大义数十，传自圣门者，不能废也，诗序称子夏，而所引高子、孟仲子乃战国时人，固后来挽续之明证，即成伯瑍等所指篇首一句经师口授，亦未必不失其真，然去古未远，必有所受，意其真膺相半，亦近似《公羊》，全信全疑，均为偏见，今参稽众说，务协其平，苟不至程大昌之妄改旧文，王柏之横删圣籍者，论有可采，并录存之，以消融百年之门户至于鸟兽草木之名，训诂声音之学，皆事须考证，非可空谈，今所采辑，则尊汉学者居多焉。
　　礼类&#8226;小叙
　　古称议礼如聚颂，然《仪礼》难读，儒者罕通，不能聚颂。《礼记》辑自汉儒，某增某减，具有主名，亦毋庸聚颂，所辨论求胜者，《周礼》一书而已，考大司乐章，先见于魏文侯时，理不容伪，河间献王但言阙《冬官》一篇，不言简编失次，则窜乱移补者亦妄。三礼并立，亦从古本，无可疑也。郑康成注，贾公彦、孔颖达疏，于名物度数特详，宋儒攻击，仅摭其好引谶纬一失，至其训诂则弗能逾越，盖得其节文，乃可推制作之精意，不比《孝经》、《论语》可推寻文句而谈，本汉唐之注疏，而佐以宋儒之义理，亦无可疑也，谨以类区分，定为六目，曰周礼、曰仪礼、曰礼记、曰三礼总义、曰通礼、曰杂礼书，六目之中各以时代为先后，庶源流同异，可比而可焉。
　　春秋类&#8226;小叙
　　说经家之有门户，自春秋三传始，然迄能并立于世，其间诸儒之论，中唐以前则左氏胜，啖助赵匡以逮北宋则公羊谷梁胜，孙复刘敞之流，名为弃传从经，所弃者特左氏事迹，公羊谷梁月日利耳，其推阐讥贬，少可多否，实阴本公羊公梁法、犹诛邓析用竹刑也，夫删除事迹，何由知其是非，无案而断，春秋是其射覆矣，圣人禁人为非，亦予人为善，经典所述，不乏褒词，而操笔临文，乃无人不加诛绝，春秋岂吉网络钳乎，至于用夏时则改正朔，削尊号则贬天王，春秋又何僭以乱也，沿波不返，此类宏多，虽旧说流传，不能尽废，要以且实有征，平易为本者为本，其瑕玉互见者，则别白而存之，游谈臆说，以私意乱圣经者，则仅存其目，盖六以之中，惟易包众理，事事可通，春秋具列事实，亦人人可解，一知半见，议论易生，着录之繁，二经为最，故取之不敢不慎也。
　　孝经类&#8226;小叙
　　蔡邕明堂论引魏文候孝经传，吕览审微篇亦引孝经诸候章，则其来古矣，然授受无绪，故陈骙注、应辰皆疑其伪。今观其文，去二戴所录为近，要为七十徒之遗书。使河间献王采入一百三十一篇，与《儒行》、《缁衣》转从其类，惟其各出别行，称孔子所作，传录者又分章标目，自名一经，后儒遂以不类系辞论语绳之，亦有由矣，中间孔郑两本，互相胜负，始以开元御注用今文，遵制者从郑，后以朱子刊误用古文，讲学者又转而从孔，要其文句小异，义理不殊，当以黄郑之言为定论语见《黄氏日钞》，故今之所录，惟取其词达理明，有裨来学，不复以今文古文区分门户，徒酿水火之争，盖注经者明道之事，非分朋角胜之事也。
　　五经总义类&#8226;小叙
　　汉代经师如韩婴，治诗兼治易者，其训诂皆各自为书，宣帝时始有石渠《五经杂议》十八篇，汉志无类可隶，遂杂置《孝经》中，隋志录许慎《五经异义》以下诸家，亦附《论语》之末，旧唐书志始别名经解，诸家着录因之，然不见兼括诸经之义，朱彝尊作经义考别目曰群经，盖觉其未安而采刘勰正纬之语以改之，不见为训诂之文，徐干学刻九经解，顾湄兼采总集经解之义，名曰总经解，何焯复斥其不通语见沈廷芳所刻何焯点校经解目录中，盖正名若是之乱也，考隋志于统说诸经不别为部分，然论语类末称孔丛家语尔雅诸书并五以总义，附于此篇，则固称五经总义矣，今准以立名，庶犹近古，论语孝经孟子中自为书，实均五经之流别，亦足以统该之矣，其校正文字，经及传经诸图，并约略附焉，从其类也。
　　四书类&#8226;小叙
　　论语孟子旧各为帙，大学中庸旧礼记之二篇，其编为四书自宋淳熙始，其悬为令甲，则自元佑延复科举始，古来无是名也。然二戴所录曲礼檀弓诸篇，非一人之书，迨立名曰礼记，礼记遂为一家，既王逸所录屈原宋玉诸篇，汉志均为之赋，迨立名曰楚辞，楚辞遂亦为一家，元邱葵周礼补亡序称圣朝以六经取士，则当时固经以四书为一经，前创后因，久则为律，是固难以一说拘矣，今从明史艺文志例，别立四书一门，亦所谓礼以义起也，朱彝尊经义考于四书之前仍立论语、孟子二类，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凡说大学中庸者皆附于礼类，盖欲不去饭羊，略存古义，然朱子书行五百载，赵岐何晏以下，古籍存者寥寥，梁武帝义疏以下，且散帙并尽，元明以来之所解，皆自四书分出者耳，明史并入四书，盖循其实，今亦不复强析所其名焉。
　　乐类&#8226;小序
　　沈约称《乐经》亡于秦，考诸古籍，惟《礼记经解》有《乐教》之文，伏生《尚书大传》引辟舟张四语，亦谓之《乐》，然他书均不云有《乐经》《隋&#8226;志》：《乐经》（四卷），盖王莽元始三年所立，贾公彦《考工记》磬氏疏所称《乐》曰，当即莽书，非古《乐经》也。，大抵《乐》之纲目具于《礼》，其歌词具于于《诗》，其铿锵鼓舞则传在伶官，初制氏所记，盖其遗谱，非别有一经为圣人手定也，特以宣豫导和，感神人而通天地，厥义至精，故尊其教于经。而后代锺律之书亦遂得著录于经部，不与艺术同科，顾自汉氏以来，兼陈雅俗，艳歌侧调，并隶云韶，于是诸史所登，虽细致筝琶，亦附于经末，循是以往，将小说稗官未尝不记言记事，亦附之《书》与《春秋》乎。悖理伤教，于斯为甚，今区别诸书，惟以辨律吕，明雅乐者，仍列于经，其讴歌末技，均退列杂艺词曲两类中，用以见大乐母音，道侔天地，非郑声所得而奸也。
　　小学类&#8226;小叙
　　古小学所教，不过六书之类，故《汉&#8226;志》以《弟子职》附《孝经》，而《史》、《籀》等十四家四十五篇列为小学，《隋&#8226;志》增经书法、书品，已非初旨，自朱子作《小学》以配《大学》，赵希弁《读书附志》遂以《弟子职》之类并入小学，又以《蒙求》之类相并参列，而小学益多岐矣，考订源流，惟《汉&#8226;志》根据经义，要为近古，今以论幼仪者别入儒家，以论笔法者别入杂艺，《蒙求》之属，隶属故事，以便记诵者别入类书。惟以《尔雅》以下编为训诂，《说文》以下编为字书，《广韵》以下编为韵书。庶体例谨严，不失古义，其有兼属两家者，则各以所重为主如、李焘《说文五音韵谱》实字书，袁子让《字学元元》实论等韵之类。，悉条其得失，具于本篇。

第五讲 史部分类提要及其举例

　　正史类&#8226;小叙
　　正史之名见于隋志，至宋而定着十有七，明刊监版，合宋辽金元四史为二十有一，皇上钦定明史，又诏增旧唐书为二十有三，近搜罗四库，薛据正旧五代史得裒集成编，。钦禀睿裁与欧阳修书并列，共为二十有四，今并从官本校录，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今典，莫敢私增，所由与稗官野记异也，其他训释音义者，如史记索引之类，掇拾遗阙者，如补后汉书年表之类，辨正异同者，如新唐书纠谬之类，校正字句者，如两汉补遗刊误之类，若别为编次，寻检为繁，即各附本书，用资参证，至宋辽金元四史译语，旧皆舛谬，今悉改正以存其真，其子部集部亦均视此，以考校缠订自正史始，谨发其凡于此。
　　编年类&#8226;小叙
　　司马迁改编年为纪传，荀悦又改纪传为编年，刘知几深通史法，而史通分叙六家，统归二体，则编年纪传均正史也，其不列为正史者，以班马旧裁，历朝继作，编年一体，或有或无，不能使时代相续，故姑置焉。无他义也，今仍搜罗遗帙，次于正史，俾得相辅而行，隋志史志有起居注一门，着录四十四部，旧唐书载二十九部，并实录为四十一部，新唐书载二十九部，存于今者，穆天子传六卷，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三卷而已，穆天子传虽编次年月，类小说传记，不可以为信史，实惟存温大雅一书，不能自为门目，稽其体例，亦属编年，今并合为一，犹旧唐书以实录附起居注之意也。
　　纪事本未类&#8226;小叙
　　古之史策，编年而已，周以前无异轨也，司马迁作史记，遂有纪传一体，唐以前亦无异轨也，至宋袁枢，以通鉴旧文，每事为篇，各排比其次第，而详叙其始终，命曰纪事本末，史遂又有此一体，夫事例相循，其后谓之因，其初皆起于创，其初有所创，其后不能不因，故未有是体以前，微独纪事本末创，即纪传亦创，编年亦创，既有是体以后，微独编年相因，纪传相因，即纪事本末亦相因，因者既众，遂于二者之外别立一家，今以类区分，使自为门目，凡一书备众事之本末者，总汇于此，其不标纪事本末之名，而实为纪事本末者，亦并着录，若夫偶然记载，篇帙无多，则仍隶诸杂史传记不列于此焉。
　　别史类&#8226;小叙
　　《汉书&#8226;艺文志》无史名，《战国策》、《史记》均附见于《春秋》，厥后著作渐繁，《隋&#8226;志》乃分正史、古史霸史诸目。然梁武帝、元帝实录则列诸杂史，义未安也，陈振孙书录解题创立别史一门，以处上不至正史，下不至于杂史者，义例独善，今特从之，盖编年不列于正史，故凡属编年，皆得类附，《史记》、《汉书》以下，已列为正史矣，其岐出旁分者，《东观汉记》、《东都事略》、《大金国志》、《契丹国志》之类，则互取证明，《古史》、《续后汉书》之类，则检校异同，其书皆足相辅，而其名则不可以并列，命曰别史，犹大宗犹有别子云尔，包罗既广，六体兼存，必以类分，转形琐屑，故今所编录，通以年代先后为叙。
　　杂史类&#8226;小叙
　　杂史之目，肇于《隋书》，盖载籍既繁，难于条析，义其乎兼包众体，宏括殊名，故王嘉《拾遗记》，《汲冢》、《璅语》，得与魏《尚书》、梁《实录》并列不为嫌也，然既系史名，事殊小说，著书有体，焉可无分，今仍用旧文，立此一类，凡所着录，则务示别裁，大抵取其事系庙堂，语关军国，或但具一事之始未，非一代之全编，或但述一时之见闻，祗一家之私记，要期遗文旧事，足以存掌故，资考证，备读史者之参稽云尔，若夫语神怪，供诙啁，里巷琐言，稗官所述，则别有杂家小说家存焉。
　　诏令奏议类&#8226;小叙
　　记言记动，二史分司，起居注右史事也，左史所录蔑闻焉，王言所敷，惟诏令耳，唐志史部，初立此门，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则移制诰于集部，次于别集，夫涣号明堂，义无虚发，治乱得失，于是可稽，此政事之枢机，非仅文章类也，抑居词赋，于理为亵，尚书誓诰，经有明征，今仍载史部，从古义也，文献通考始以奏议自为一门，亦居集末，考汉志载奏事十八篇列战国策史记之间，附春秋未，则论事之文，当归史部，其证昭然，今亦并改隶，俾易与纪传互考焉。
　　传记类&#8226;小叙
　　纪事始者称传记始黄帝，此道家野言也，究厥本源，则《晏子春秋》即是家传，《孔子三朝记》其记之权舆乎，裴松之注《三国志》、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所引至繁，盖魏晋以来，作者弥多，诸家注录，体例相同，其参错混淆，亦如一轨，今略为区别，一曰圣贤，如《孔孟年谱》之类，二曰名人，如《魏郑公谏录》之类，三曰总录，如《列女传》之类，四曰杂录，如《骖鸾录》之类，其杜大圭《碑传琬琰集》、苏天爵《名臣事略》诸书，虽无传记之名，亦各核其实，依类编入，至安禄山、黄巢、刘豫诸书，既不能遽削其名，亦未可薰莸同器，则从判臣诸传附载史末之例，自谓一类，谓之曰别录。
　　史钞类&#8226;小叙
　　帝魁以后书，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删取百篇，此史钞之祖也，宋志始立门，然隋志杂史类中有史要十卷，注汉桂阳太守卫飒撰，约史记要言，以类相从，又人三史略二十卷，吴太子太傅张温撰，嗣后专钞一史者，有葛洪《汉书钞》三十卷，合钞众史者，有阮孝绪正史削繁九十四卷，则其来已古矣，沿及四代，又增四例，通鉴总类之类，则离析而编纂之。十七史详节之类，则简汰而刊削之，史汉精语之类，则采摭文字而存之，两汉博闻之类，则割裂词藻而次之，迨乎明季，弥衍遗风，趋简易，利剽窃，史学荒矣，要其含咀英华，删除冗赘。即韩愈所所称记事提要之义，不以未流芜滥责及本始也，博取约存，亦资循览，若倪思《班马异同》，惟品文字，娄机《班马字类》惟明音训，及《三国志文类》，总汇文章者，则各从本类，不列此门。
　　载记类&#8226;小叙
　　五马南浮，中原云扰，偏方割据，各设史官，其事迹亦不容泯灭，故阮孝绪作《七录》，伪史立焉，隋志改称霸史，文献通考则兼用二名，然年祀绵邈，文籍散佚，当时僭撰，久已无存，存于今者，大抵后人追记而已，曰霸曰伪，皆非其实也，案后汉书班固传，称撰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为载记，史通亦称平林下江诸人东观列为载记，又晋书附叙十六国亦云载记，是实立乎中朝以叙述列国之名，今采录吴越春秋以下，述偏方僭乱遗迹者，准东观汉记，晋书之例总题曰载记，于义为允，惟越史略一书为其国所自作，僭号纪年，真为伪史，然外方私记，不过附存以声罪示殊足昭名分，固毋庸为此数卷别为区目焉。
　　时令类&#8226;小叙
　　《尧典》首授时，舜初受命，亦先齐七政，后世推步测算，重为专门，已别着录，其本天道之宜以立人事之节者，则有时令诸书，孔子考献征文，以小正为尚存夏道，然则先王之政，兹其大刚欤，后世承流，掳有撰述，大抵家家日用，闾阎风俗为多，与礼经所载小异，然民事既王政也，浅识者岐视之耳，至于选词章，隶故实，夸多斗靡，濅失厥初，则踵事增华，其来有渐，不独时令一家为然，汰除鄙倍，采择典要，亦未始豳风月令之遗矣。
　　地理类&#8226;小叙
　　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其书今不可见，然禹贡周礼职方氏其大较矣。元和郡县志颇涉古迹，盖用山海经例，太平环宇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元明以后，体例相沿，列传侔乎家牒，艺文溢于总集，末大于本，而舆图反若附录，其间假借夸饰，以侈风土者，抑又甚焉，王士祯称汉中府志载木牛流马法，武功县志织锦璿玑图，此文士爱博之谈，非古法也，然踵事增华，势难遽返，今惟去泰去甚，择尤雅者录之，凡芜滥之编，皆斥而存目，其编类，首宫殿疏，尊宸居也，次总志，大一统也，次都会，郡县，辨方域也，次河防，次边防，崇实用也，次山川次古迹，次杂记次游记，备考核也，次外记，广见闻也，若夫山海经，十洲记之属，体杂小说，则各从其本类，兹不录焉。
　　职官类&#8226;小叙
　　前代官制史多着录，然其书恒不传，南唐书徐锴传称后主得齐职制，其书罕见，惟锴知之，今亦无举其名者，世所称述周官外，惟唐六典最古耳，盖建官为百度之纲，其名品职掌，史志必撮举大凡，足备参考，故本书繁重，反为人所倦观，且惟议政庙堂，乃稽旧典，其间如元丰变法，事不数逢，故著述之爱，或通是学而无所用，习者少而传者亦稀焉，今所采录，大抵唐宋以来，一曹一司之旧事，与敬戒训诰之词，今缠为官制官箴二子目，亦足以稽考掌故激劝官方，明人所著，率类州县志书则等之自郐矣。
　　政书类&#8226;小叙
　　志艺文者有故事一类，其间祖宗创法，奕叶慎守，是为一朝之故事，后鉴前师，与时损益者，是为前代之故事，史家着录，大抵前代事也，隋志载汉武故事，滥及稗官，唐志载魏文贞故事，横牵家传，循名误例，义例殊乖，今总核遗文，惟以国政朝章六官所职者，入于斯类，经符周官故府之遗，至仪注条格，旧皆别出，然均为成宪，义可同归，惟我皇上制作日新，垂谟策府，业已恭登新笈，未可仍袭旧名，考钱溥《秘阁书目》有政书一类，谨据以标目，见综括古今之意焉。
　　目录类&#8226;小叙
　　郑元有三礼目录一卷，此名所仿也，其有解题，胡应麟《经义会通》谓始于唐李肇案汉书录七略书名，不过一卷，而刘氏七略别录至二十卷，此非有解题而何，隋志曰，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序，推寻事迹，自是以后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其文甚明，应麟误也，今所传者，以崇文总目为古，晁公武、赵希弁、陈振孙并准为撰述之式，惟郑樵做通志艺文略，始无所诠释，并建议废祟文总目之解题，而尤袤遂初堂书目因之，自是以后，遂两体并行，今矣兼收，以资考核，金石之文，隋唐志附小学，宋志乃附目录，今用宋志之例，并列此门，而别为子目，不使与经籍相混淆。
　　史评类&#8226;小叙
　　春秋笔削，议而不辨，其后三传异词，史记自为序赞，以著本旨，而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进奸雄，班固复异议焉，此史论所以繁也，其中考辨史体，如刘知已倪思诸书，非博览精思不能成帙，帮作者差稀，至于评骘旧闻，抨弹往迹，则史略，即可成文，此是彼非，互滋簧鼓，故其书动至汉牛，又文士立言，务求相胜，或至凿空生义，僻谬不情，如胡寅读史管见，讥晋元帝不复牛姓者，更往往而有，故瑕丛生，亦惟此一类为胜，我皇上综括古今，折衷众论，钦定评鉴阐要，及全韵诗昭示来兹，日明着明，爝火可息百家谰语，原可无存。以古来著录旧有此门。择其笃实近理者，酌录数家用备体裁云尔。

第六讲 子部分类提要及其举例


　　儒家类&#8226;小叙
　　古之儒者，立身行己，诵法先王，务以通经适用而己，无敢自命圣贤者，王通教授河汾，始模拟尼山，相标榜，此亦世变之渐矣，迨脱克脱等修《宋史》，以道学儒林分为两传，而当时所谓道学者，又自分自二派，笔直舌交攻，自时阙后，天下惟朱陆交争，门户别而朋党起，恩仇报复，蔓延者垂数百年，明之末叶，其祸遂延至宗社，惟好名好胜之私心不能自克，故相激而至是也，圣门设教之意，其果若是乎，今所录者，大旨以濂洛关闽为宗，而依附门墙，借词卫道者，则仅存其目，金溪姚江之派，亦不废所长，惟显然以佛语解经者，则斥入杂家，凡以风示儒者无植党，无近名，无大言而不惭，无空谈而鲜用，则庶几孔孟之正传矣。
　　兵家类&#8226;小叙
　　《史记&#8226;穰苴列传》称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是古有兵法之明证，然风后以下，皆出依托，其间孤虚王相之说，杂以阴阳五行，风云气色之说，又杂以占候，故兵家恒与术数相出入，术数亦恒与兵家相出入，要非古兵法也，其最古者，当以孙子吴子司马法为本，大抵生聚训练之术，权谋运用之宜而已，今所采录，惟以论兵为主，其余杂说，悉别存目，古来伪本流传既久者，词不害理，亦并存以备一家，明季游士撰述尤为猥杂，惟择其著有明效，如戚继光《练兵实效》者列于篇。
　　法家类&#8226;小叙
　　刑名之学，起于周季，其术为圣世所不取。然流览遗篇，兼资法戒，观于管仲诸家，可以知近功小利之隘，观于商鞅韩非诸家，可以知刻薄寡恩之非，鉴彼前车，即所以克端治本，曾巩所谓不减其籍，乃善于放绝者欤？至于凝幪所编和凝、和蒙父子相继撰《疑狱集》，阐明疑狱，桂吴所录桂万荣、吴讷相续撰《棠阴比事》，矜慎祥刑，并义取持平，道资弼教，虽类从而录，均隶法家，然立议不同，用心各异，于虞廷钦恤，亦属有裨，是以乃准旧史，录此一家焉。
　　农家类&#8226;小叙
　　农家条目至为芜杂，诸家着录，大抵辗转旁牵，因耕而及《相牛经》，因《相牛经》而及《相马经》、《相鹤经》、《鹿经》、《蟹录》至于《相贝经》，而《香谱》、《钱谱》相随入矣。因五谷而及《圃史》，因《圃史》而及《竹谱》、《荔枝谱》、《桔谱》至于《梅谱》、《菊谱》，而唐昌《玉蕊辨证》、《扬州琼花谱》相随入矣，因蚕桑而及《茶经》，因《茶经》及《酒史》、《糖霜谱》，至于《疏食谱》，而《易牙遗要》、《饮膳正要》相随入矣，触类蔓延，将因四民月令而及算术天文，因田家五行而及风角鸟占，因救荒本草而及素问灵枢乎，今逐类汰除，惟存本业，用以见重农贵粟，其道至大，其义至深，庶几不失豳风无逸之初旨，茶事一类，农家稍近，然龙图凤饼之制，银匙玉之华，终非耕织者所事，今亦别入谱录类，明不以末先本也。
　　医家类&#8226;小叙
　　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观元好问《伤寒会要序》，知河间之学与易水之学争，观戴良作《朱震亨传》，知丹溪之学与宣和局方之学争也，然儒有定理而医无定法，病情万变，难守一宗，故今所序录，兼众说焉，明制，定医院十三科，颇为繁碎，而诸家所著，往往以一书兼数科，分隶为难，今通以时代为次，汉志医经经方二家，后有房中神仙二家，后人误读为一，故服饵导引，岐途颇杂，今悉删除，周礼有兽医，《隋志》载《治马经》等九家，杂列医书间，今从其例，附录此门，而退置于末简，贵人贱物之义也，《太素》、《脉法》，不关治疗，今别收入术数家，兹不著录。
　　天文算法类&#8226;小叙
　　三代上之制作，类非后世所及，惟天文算法则愈阐愈精，容成造术，颛顼立制，而测星纪闰，多述帝尧，在古初已修改渐密矣，洛下闳以后，利玛窦以前，变化不一，泰西晚出，颇异前规，门护构争，亦如讲学，然分曹测验，具有实征，终不能指北为南，移昏作晓，故攻新法者至国初而渐解焉，圣祖仁皇帝御制数理精蕴诸书，妙契天元，精研化本，于中西两法权衡归一，垂范亿年，海宇承流，相推衍，一时如梅文鼎等，测量撰述，亦具有成书，故言天者至于本朝，更无疑义，今仰遵圣训，考校诸家，存古法以溯其源，秉新制以究其变，古来疏密，嫠然具矣，若夫占验禨祥，率多诡说，郑当再火，裨龟先诬，旧史各自为类，今亦别入之术数家，惟算术天文相为表理，明只艺文志以算数小学类，是古之算数，非今之算术也，今核其实与天文类从焉。
　　术数类&#8226;小叙
　　术数之兴，多在秦汉以后，要其旨不出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实皆易之支派，传以杂说耳，物生有象，象生有数，乘除推阐，务究造化之源者，是为数学，星土云物，见于经典，流传妖妄，浸失其真，然不可谓古无其说，是为占候，自是以外末流猥杂，不可殚名，史志总概以五行，今参验古书，旁近及近法，析而别之者三，曰相宅相墓，曰占卜，曰命书相书，并而合之者一，曰阴阳五行，杂技术之有成书者，亦别为一类附焉，中惟数学一家为易外别传，不切事而犹近理，其余皆百伪一真，相煽动，必古无是说，亦无是理，固儒者之迂谈，必谓今之术士能得其传，亦世俗之或志，徒以冀福畏祸，今古同情，趋避之念一萌，方技者流各乘其隙以中之，故悠谬之谈，弥变弥伙，然众志所趋，虽圣人有所弗能禁，其可通者存其理，其不可通者姑存其说可也。
　　 艺术类&#8226;小叙
　　古言六书，后明八法，于是字学书品为二事，左图右史，画亦古义，丹青金壁，渐别为赏鉴一途，衣裳制而纂组巧，饮食造而陆海陈，踵事增华，势有驯致，然均与文史相出入，要为艺事之首也，琴本雅音，旧列乐部，后世俗工拨捩，率造新声，非复清庙生民之奏，是特一技耳，摹印本六体之一，自汉白元朱，务矜镌刻，与小学远矣，射义投壶，载于戴记，诸家所述亦事异礼经，均退列艺术，于义差允，至于谱博弈，论歌舞，名品纷繁，事皆琐屑，亦并为一类，统曰杂技焉。
　　谱录类&#8226;小叙
　　刘向《七略》，门目孔多，后并为四部，大纲定矣，中间子目，有增减，亦不相甚远，然古人学问，各守专门，其著述具有源流，易于配隶，六朝以后，作者渐出新裁，体例多由创造，古来旧目，遂不能该，附赘悬疣，往往牵强，隋志谱系，本陈族姓，而未载竹谱钱图，唐志农家，本言种植，而杂列《钱谱》、《相鹤经》、《相马经》、《鸷击录》、《相贝经》、《文献通考》亦经通考入农家，是皆明知其不安，而限于无类可归，又复穷不变，故支离颠舛，遂至于斯，惟尤袤《遂初堂书目》创立谱录一门，于是别类殊名，咸归统摄，此亦变而能通矣，今用其例，以收诸杂书无可系属者，门目既繁，检寻亦病于琐碎，故诸物以类相从，不更以时代次焉。
　　杂家类&#8226;小叙
　　衰周之季，百氏争鸣，立说着书，各为流品，汉志所列备矣，或其学不、传，后无所述，或其名不美，人不宜居，故绝续不同，不能一概着录，后人株守旧文，于是墨家仅《墨子》、《晏子》二书，名家仅《公孙龙子》、《尹文子》、《人物志》三书，纵横家仅《鬼谷子》一书，亦别立标目，自为支派，此拘泥门目之过也，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于寥寥不能成类者并入杂家，杂之义广，无所不包，班固所谓合儒墨兼名法也，变而得宜，于利为善，今从其说，以立说者谓之杂学，辨证者谓之杂考，议论而兼叙述者谓之杂说，旁究物理，胪陈纤琐者谓之杂品，辑旧文，涂兼众轨者谓之杂纂，合刻诸书，不名一体者谓之杂编，凡六类。
　　类书类&#8226;小叙
　　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史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皇览》始于魏文，晋荀《中经部》分隶何门，今无所考，《隋志》载入子部，当有所受之，历代相承，莫之或易，明胡应麟作《笔丛》，始议改入集部，然无所取义，徒事纷更，则不如仍旧贯矣，此体一兴，而操觚者易于检寻，注书者利于剽窃，转辗裨贩，实学颇荒，然古籍散佚，十不存一，遗文旧事，往往得以托以得存，《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诸编，残玑断璧，至捃拾不穷，要不可谓之无补也，其专考一事，如同姓名录者，别无可附，皆入之类书，亦今仍其例。
　　小说家类&#8226;小叙
　　张衡《西京赋》曰：“小说九百，本自虞初”。《汉书&#8226;艺文志》载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注称武帝时方士，则小说兴于武帝时矣，故伊尹说以下九家，班固多注依托也《汉书&#8226;艺文志》注凡不注姓名者皆班固自注。，然屈原《天问》杂陈神怪，多莫知所出，意即小说家言。而《汉&#8226;志》所载《青史子》五十七篇，贾谊《新书》《保傅篇》中先引之，则其来已久，特盛于虞初耳，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班固称小说家盖出于稗官，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然则博采旁搜，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杂废矣。今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徙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
　　释家类&#8226;小叙
　　梁阮孝绪作《七录》以二氏之文别录于末，隋书尊用其例，亦附于志末，有部数卷数而无书名，旧唐书以古无释家遂并佛书入道家颇乖名实，然惟录诸家为二氏作者，而不录二氏之经典，则其义可从，今录二氏于子部末，用阮孝绪例，不录经典，用刘煦例也，诸志皆道先于释，然魏书已称释老志，七录旧目载于释道宣《广弘明集》者，亦矣释先于道，故今所叙录，以释家居前焉。
　　道家类&#8226;小叙
　　后世神怪之迹多附于道家，道家亦自矜其异，如神仙传道教灵验记是也，要其本始，则主于清净自持，而济以坚忍之力，以柔制刚，以退为进，故申子韩子流为刑名之学，而阴符经可通于兵，戎后长生之说，与神仙家合为一，而服饵导引入之，房中一家，近于神仙者亦入之，鸿宝有书，烧练入之，张鲁立教，符录入之，北魏寇谦之又以斋醮章入之，世所传述，大抵多后附之文，非其本旨，彼教自不能别，今亦无所事于区分，然观其遗书，源流造变之故，尚一一可稽也。

第七讲 集部分类提要及其举例


　　楚辞类&#8226;小序
　　裒屈宋诸赋，定名楚辞，自刘向始也，后人或谓之骚，故刘勰品论楚辞，经辨骚标目，考史迁称屈原放逐，乃著离骚，盖举其最著一篇，九歌发下均袭骚名，则非事实矣，隋志以楚辞别为一门，历代因之，盖汉魏以下，赋体既变，无全集皆作此体者，他集不与楚辞类，楚辞亦不与他集类，体例既异，理不得不分著也，杨穆有九悼一卷，至宋已佚，晁补之朱子皆尝续编，然补之书亦不传，仅朱子书附刻集注后，今所传者大抵注与音耳，注家由东汉至宋，相补苴，无大异词，迨于近世，始多别解，割裂补缀，言人人殊，错简说经之术，蔓延及于词赋矣，今并刊除，杜窜乱古书之渐也。
　　别集类&#8226;小叙
　　集者始于东汉。荀况诸集，后人追题也，其自制名者，则始张融玉海集，其区分部帙，则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诗赋集有文集，有别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谢眺有集有逸集，与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约之正集百卷，又别选集略三十卷者，其体例均始于齐梁，盖集之盛，自是始也，唐宋以后名目益繁，然隋唐志所着录，今又十不存一，新刻日增，旧编日减者，岂数有乘除欤，文章公论历久乃明，天地英华所聚，卓然不可磨灭者，一代不过数十人，其余可传可不传者，则系乎有幸有不幸，存佚靡恒，不足异也，今于无代以前，凡讼定诸编，多加甄录，有明以后，篇章弥富，则删薙弥严，非曰沿袭恒情，贵远贱近，盖阅时未久，珠砾并存，去取之间，尤不敢不慎云尔。
　　总集类&#8226;小叙
　　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络放佚，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三百篇既列为经，王逸所裒又仅楚辞一家，帮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始，其书虽佚，其论尚散见艺文类聚中，盖分体编录者也，文选而下互有得失，至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始别出谈理一派，而总集遂判两途，然文质相扶，理无偏废，各明一义，未害同归，惟末学循声，主持过当，使方言俚语，俱入词章，丽制鸿篇，横遭嗤点，是则并真德秀本旨之失耳，今一一别裁，务归中道，至明万历以后，侩魁渔利，坊刻弥增，剽窃陈因，动成巨帙，并无门径之可言。姑存其目，为穴滥之戒而已。
　　诗文评类&#8226;小叙
　　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于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杰本事诗旁采故实，刘颁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宋明两代均好为议论，所撰尤繁，虽宋人务求深解，多穿凿之词，明人喜作高谈，多虚㤭之论，然汰除糟泊，采撷菁英，每足以考证旧闻，触发新意，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以集部之末，别立此门，岂非以其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博参广考，亦有裨于文章欤？
　　词曲类&#8226;小叙
　　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品厥颇卑，作者费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然三百篇变而古诗，古诗变而近体，近体变而词，词变而曲，层累而降，莫知其然。究厥渊源，实亦乐府之余音，风人之末派。其于文苑，同属附庸，亦未可全斥为俳优也。今酌取往例，附之篇终，词曲两家，又略分甲乙。词为五类，曰别集、曰总集、曰词话、曰词谱、曰词韵。曲则惟录品题论断之词，及中原音韵，而曲文则不录焉。王圻续文献通考以西厢记琵琶记入经籍类中，全失论撰之体裁，不可训也。

周萌简介
周萌，1977年生，字承宪，号普寂，又号涳濛。其文自称：“涳濛道人，生于后70年代。闻读书即生厌，论游冶则倾心。恨不如家父之孔武，惜不得衙内之风标。常念苏子“人生读书忧患始”，益知世间“无灾无难到公卿”。
又沧粟君撰其简述，云：“为人面冷心热，有书卷气,名士风流。坚持大学&#39;精英主义&#39;教育。多诗词创作，习小山、少游遗风，精丽巧制，委婉愁郁。求之于其诗，“轻弹锦瑟红颜醉”差强近之！惜其诗境偏隘，才气略逊，未臻游刃之境矣！”
观涳濛君年不过而立，而文多文言，其文今较少时，愈显苍劲古朴，实多有可取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