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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满清统治下的儒家，我还是比较喜欢朝鲜的儒家。中国传统儒家精神为满清阉割，而被朝鲜儒家继承了。朝鲜儒家都讲华夷之辨，他们反清崇明，否定元清正统，反抗洋教入侵，反对倭国，尊亲中国。 如宋时烈，朝鲜历史上唯一尊称子的儒家学者，继承朱子之学，就劝孝宗北伐满清，恢复大明。其《北伐议》曰：“孔子作《春秋》以明大一统之义于天下，后世凡有血气之类，莫不知中国之当尊，夷狄之可丑矣。朱子又推人伦，极天理，以明雪耻之义，曰：‘天高地下，人位乎中。天之道不出乎阴阳，地之道不出乎柔刚。是则舍仁与义，亦无以立人之道矣。然仁莫大于父子，义莫大于君臣，是谓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伦天理之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者。其曰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发于至痛，不能自已之同情，而非出于一己之私也。’臣每读此书，以为此一字一句或有所晦，则礼乐沦于糟壤，人道入于禽兽，而莫之救也。钦惟我太祖高皇帝与我太祖康献大王，同时创业，即定君臣之义，字小之恩，忠贞之节，殆三百年不替矣。不幸顷者得丑虏肆凶，举国沦陷，堂堂礼义之邦，尽污腥膻。彼时之事，尚忍言哉？继值甲申之变，皇京荡覆，天下无主。是则，虽曰非此虏之所为，然乘时聘丑，凌夷我寝庙，歼污我皇族，已为痛疾。至于弘光皇帝，建号南方，大统有存，我朝虽未有聘享之礼，然既是我神宗皇帝之骨肉，则君臣大义，岂以天外而有间哉？何意天不恰逢祸，逆虏复肆弑逆，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性命之伦，莫不有不共戴之义矣。况我国实赖神宗皇帝之恩，壬辰之变，宗社已墟而复存，生民几尽而复苏，我邦之一草一木，生民之一毛一发，莫非皇恩之所及也。……此虏者，君父之大仇，矢不忍共戴一天，蓄憾积怨，忍痛含冤，畀辞之中忿怒愈蕴，金币之中薪胆愈切，枢机之密死神莫窥，志气之坚贲育莫夺，期以五年、七年以至于十年、二十年而不懈。” 其劝朝鲜孝宗之伐清，真如朱子之劝宋孝宗伐金，华夷之义，不得不持，不共戴天之仇，不得不报也。劝孝宗如越王勾践期以十年甚至二十年不懈报之。 面对清国要求朝鲜背弃明朝、向清称臣的要求，朝鲜儒臣洪翼汉上疏坚决反对称：“臣自堕地之初，只闻有大明天子。”城破后遂被皇太极点名押缚沈阳处决。 位居副丞相（议政府左议政）高位的儒生老臣沈器远，嫌国王在明清之间的态度太过暧昧，竟策划发动宫变另立新君。失败受审时，沈器远等人说：“国势艰危，百姓皆思中国”，“拒斥清人，日月重光，乃是男子事业。” 清崇德四年（1639年），满清强令朝鲜出兵伐明，朝鲜儒生向仁祖国王上疏曰：“我国处于偏裔，而重礼义之称，敦于中华者，以其有敦人之教，而明三纲五常之伦也。自箕圣以来，数十年间，虽有治乱之相乘，而亦莫不率是道而行焉！故未尝有称兵犯顺如今日之事者！……君臣上下，虽当危亡之日，三纲五常之伦，不可以不明，以为维持纪纲之地。若以‘不得已’三字，为谋国之道，助逆而犯顺，则殿下将何以立辞于祖宗，而成教于臣民？殿下思神宗再造之恩，念祖宗事大之义，亟寝助兵之义，以明天理民彝于既彰，不负于神皇，而无忝于祖宗矣。” 朝鲜儒家北学派代表人物朴趾源对明朝怀有深厚的感情，说：“皇明，吾上国也！上国之于属邦，其赐赉之物虽微如丝毫，若陨自天,，荣动一域，庆流万世；而其奉温谕，虽数行之札，高若云汉，惊若雷霆，感若时雨，何也？上国也，何为上国，中华也，吾先王列朝受命之所在。故其所都燕京日京师，其巡幸之所日行在，我孝土物之仪日职贡，其语当宁曰天子，其朝廷曰天朝，陪臣之在庭曰朝天，行人之出我疆场曰天使。属邦之妇人孺子语上国，莫不称天而尊之者。”所以出使明朝，称为朝天，出使清国，则曰燕行。 对满清，则曰：“非上国也，我今称皇帝所在之处曰行在而录其事，然而不谓之上国者，何也？非中华也。我力屈而服，彼则大国也。大国能以力而屈之，非吾所初受命之天子也。今其赐赉之宠，蠲免之谕，在大国不过为恤小柔远之政，则虽代蠲一贡，岁免一币，是惠也，非吾所谓恩也。” 他率朝鲜使团来到北京进贡，于热河跸见了乾隆，丝毫没有表现出对清国的臣服之意，他的《热河日记》表现他对前明的忠贞和对满清的不满，以明朝虽亡，其衣冠制度犹传承于朝鲜，以春秋笔法写道：“崇祯十七年，毅宗皇帝陶社稷，明室亡，于今百四十余年，曷至今称之? 清人入主中国，而先王之制，礼变而为胡坏。东土数千里画江而为国，独守先王之制度，是明室犹存于鸭水之东也。虽力不足以攘除戎狄，肃清中原，以光复先王之旧，然皆能尊崇祯以存中国也。”
热河日记配图
对于奴尔哈赤之反明，洪大容《答韩仲由书》表明鲜明的立场，曰：“我国之服事大明二百有余年，及壬辰再造之后， 则以君臣之义，兼父子之恩。大明之所见待，我国之所依仰，无异内藩而非他外夷之可比也。夫金汗之称兵猾夏，乃大明之贼也。”1627年，皇太极出兵侵略朝鲜，逼迫其定下兄弟之盟，朝鲜史称“丁卯胡乱”。洪大容认为这次盟约有如越王勾践般忍辱负重，尚可理解。当时朝鲜君臣并没有完全背弃明朝，因而在1636年引来了刚刚称帝的皇太极的第二次入侵，朝鲜史称“两子胡乱”。这次战争迫使朝鲜臣服于清朝，并交出了三学士即力主亲明反清的三位主要人物：弘文馆校理尹集、修撰吴达济和台谏官洪翼汉。对此，洪大容说：“兄弟者固可人人而称之，其可以君臣之大伦而权辞伪尊，自托以羁糜之计耶？人无有不死，国无有不亡，伦纲一坠，为天下谬，生不如死，存不如亡。斯义也，通夷夏、贯贵贱，亘百世而不可易者也。”认为对清称臣的举动不但对明朝违反了君臣大义，还违背了华夷大义，主张对清抗争到底，至少不称臣。 满清入主中国后，朝鲜士人多称朝鲜为小中华，洪大容不认同，认为中国现在虽然“不幸沦没臣仆胡戎”，但朝鲜人也要尊敬其中的贤者。“今上帝疾威，时运乖舛，使三代遗民，圣贤后裔，剃头群辫，同归于满鞑，则当世志士悲叹之秋，而神州厄运，十倍于金元矣”。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朝鲜人不但不“哀痛伤感”，反而“欲乘虚正位，隐然以中华自居”，就过分了，是僭也。洪氏来中国之后，与中国士人严诚、潘庭筠及陆飞相善，曰：“三人者，虽断发胡服与满洲无别，乃中华故家之裔也。吾辈虽阔袖大冠而沾沾自喜，乃海上之夷人也。其贵贱之相距也，何可以尺寸记哉！”区分汉人与满虏，朝鲜人。 呜呼！彼东夷之学者犹知华夷为种类之别，虽衣冠文化与中国无异，中国已亡，不敢僭称中华，自谓夷人，华夷之贵贱不可易。而中国之不肖学者乃以夷狄习汉文，而许其为中华，甚乃反谓中国旧民为夷，识之相去，有如此哉！又近代学者不知自贵而自贱，慕拜西戎者，其尤可耻矣！ 吴熙常在他《小华外史序》中对满洲入侵中华说：“今夫夷狄入主中华，举先王疆土人民，尽化为旙裘湩酪之俗。自古猾夏之祸，未有若是之烈，乃阴道之极盛也。”又曰：“皇朝（明朝），我之父母；建虏，父母之仇雠也，吾不可以存亡而改节者，即我父师所传天地之大义也。”金炳学的序也申明“《春秋》辨君臣之等，严华夷之分，以扶天理而正人极”，因而推重《小华外史》的编纂是“尊南野之正统，立万古之大经” ，贯彻了孔子的《春秋》精神。吴熙常在书中按语说：“兴废系乎天时，义理根乎人心。故天时或与人违，而又理无时可熄。今此中国之沦为夷狄，天时之舛也。尊周而攘夷，内华而外夷，人心之正也。今自永历壬寅，皇统虽绝，其后四年已有我东建庙之议。遥设坛而祀三皇，三皇陟降洋洋在上。于是乎，已晦之日月，复明于一隅青丘；既绝之皇统，长存于数尺之崇坛。则天意人心不归于此，而将奚适也？此书之作，将以讲明大义，成一部坛史。” 吴熙常自比胡铨、鲁仲连，以与夷狄为伍为耻，拒绝向满清低头，有如下言论：“皇纲不振，夷狄生心，羊狠狼贪，共噬中原。以我殿下之智，挟三韩之众，屈身卑心欲拜于禽兽之徒，而君臣不言其非，臣且痛之，宋主事金而胡铨争之，六国帝秦而鲁连耻之，臣今日之志不在胡铨鲁连之下。”骂满清为禽兽，对满清非常鄙视！
朝鲜儒⼠宋时烈剧照
英祖二年 (1726) ，宋时烈再传弟子韩元震入侍，当英祖问及“我国以弱国，虽不能为复仇之计，使今日海东民生，能知其尊周之大义者，何事为大乎?”韩元震答曰: “孝宗大王奋发大志，将以有为，而功业未半，弓剑遽遗，此岂但东土含生之至痛也，实天下万世之不幸也……然圣祖当日，欲为复仇雪耻之时，虏势方强，其势诚有所难者，然不计存亡，惟欲伸大义于天下，今则胡运已穷，欲有所为，正得其时。倘使圣祖而御世，奋发大志，欲伸大义者，必有倍于当日矣。”认为孝宗与宋时烈君臣契合，为“千古旷绝之异数”, 北伐最终化为泡影，实是时势所至。韩元震勉励英祖，如今胡运已尽，绍述孝宗之志，北伐复仇，必能成功。 三藩之叛，朝鲜儒臣尹鑴劝显宗趁机北伐满清，“替天行道”，曰：“臣闻除天下之忧者，必享天下之福；持天下之义者，必受天下之名。其道在因时乘势，审其机而亟图之。呜呼！丙丁之事，天不吊我，禽兽逼人，栖我于会稽，厄我于青城，虔刘我赤子，毁裂我衣冠———当是时，我先王忍一死为宗社，捐一耻为万姓；而沬血饮泣，含羞拊心，思一有所出，以至于今，天道累周，人心愤盈矣！今日北方之闻虽不可详，丑类之窃居已久，华夏之怨怒方兴。吴（三桂）起于西，孔连于南，鞑伺于北，郑（经）窥于东。剃发遗民，叩胸吞身，不忘思汉之心。侧听风飚之响，天下之大势可知也已。我以邻比之邦，处要害之地，居天下之后，有全盛之形，而不于此时兴一旅，驰一檄，为天下偈，以披其势，震其心，与共天下之忧，以扶天下之义，则不徒操刀不割，抚机不发之为可惜。实恐我圣上其承之心，无以奏假于我祖宗我先王，而有辞于天下万世矣！”也是骂满清为禽兽。 肃宗即位之初，尹鑴又上疏申明复仇雪耻大义。他将兴兵北伐、渡海通郑、与北绝和视为国家面临的三件大事。即使耿精忠、尚之信都已纷纷投降，尹鑴仍然鼓动肃宗北伐：“清人与吴三桂相持已累年矣。天下中分，干戈抢攘，国内虚耗，兵民愁怨。我以全盛之国，士卒精锐，当此之时，声大义，率大众，乘虚直捣，则乃彼国灭亡之日也。”拳拳灭虏之心溢于言表！ 朝鲜王朝晚期的理学家柳重教专门作《正统论》，依据朱子《通鉴纲目》评判中国历代王朝的正统问题，认为三代以上“以圣神之德，膺天命建民极，莅中国而抚四夷，其子孙世袭大位累百年，而天下无异志”的王朝是真正的大一统；六朝虽“未及混一天下之时是也，于其中名义有正有不正，生于其世者，择而事之”，东周、蜀汉和东晋“为乱贼所割据，夷狄所侵夺而不能一”，是统之却不能一；满清则是“乱贼之窃居大位，夷狄之冒据中国，其统之非不一矣，而断之以名义，则伪而非真，僭而不正也”，所以“国人士大夫守其义者，举有不欲西向而坐之心，至今重三百年犹以皇明旧君为君，以俟天下义主之兴”。 李种徽还以朝鲜属诸夏之一，说朝鲜人本为殷人，朝鲜本为“东夏”。 中间新罗、高丽虽然沦为夷狄，而到李氏朝鲜建国，又变夷为夏。新罗、高丽沦为夷狄的这段历史不能改变朝鲜自古以来就是东夏的事实。其解释曰：“罗丽之间，世变而俗稍陵夷，此犹春秋、战国、六朝、五季乱极之会，固不害于中国之为中国。及我朝启运，而上接箕圣之统，又如中国复为中国之治于汉、唐、宋、明之时，此我所有而人不及知者也。”又曰：“天地大势，以方外别国，高丽最近于中州。山川风气，与燕齐无间，则服色靑黑，何可自别于中国乎？其为水根木干之论者，蔽累甚矣，忠烈以后，开剃辫发，袭胡服以从元俗，殆将百年。及大明太祖高皇帝赐恭愍王冕服，王妃群臣，亦皆有赐，自是衣冠文物焕然复新。彬彬乎古矣。”自内于中国矣。这是对华夏的强烈认同感，而有归属感。 金钟厚不满汉族士人应满清的科举考试，与出使清国之洪大容书曰：“若彼（指中国人）之不思明朝，仆亦未尝以为罪也。来谕欲其没世之思不衰于百年之后，人情、天理之必不能染者，此诚然矣。顾陋意以为此当以言于三代若汉唐之革易，而不可言于明朝也。岂明朝之独可思哉！所思者，在乎明朝后无中国耳。故仆非责彼之不思明朝，而责其不思中国耳。……嗟呼！痛矣！宇宙以来，废兴无常，而夷狄之攘中国亦多有矣，然未有若今时之久，至使中国圣贤之遗裔皆熟习安恬，不复知有华夷之辨者。此志士仁人所以愈益愤痛，无乐乎生者也。”明朝之后无中国盖出于此乎？ 读此书，可叹也哉！非以中国人不思明朝为罪，所念在华夷。明之亡甚于汉唐之亡也，汉亡于权臣，唐亡于盗贼，犹为同族，明则亡于夷狄，非我族类，恣其屠掠之酷，且为剃发左衽之变，夷狄窃据，华夷变态。故汉唐之亡，犹可忘也，不过朝代之更替，明亡不可忘也，实乃夷夏之兴亡。明朝之后无中国，满清夷狄，实灭中国也，中国士民日远日忘，不思亡国之恨，伏拜犬羊为君，邻邦藩邦朝鲜之士亦有不耻。虽有五胡辽金元之猾夏，亦未有如清之久，而中国之遗黎亦多恬然而安之，不复知有华夷之辨，忘其身之为华，满之为夷，十室而九矣。华夷之辨，胡清所甚忌，为此辨者，无不摧残戕戮矣，使朝鲜仁人亦为愤痛。中国之亡于满清，天地之大变也，朝日越之同感，岂独中国旧民乎！辛亥虽复国，数十年后，亦多忘之矣，不以为训轨矣，犹以满清入主非亡国也，读朝鲜人之此信，有不惕然动心者乎！ 朝鲜儒家学者多将满清统治下的中国视为“神州陆沉”、“天下腥膻”，强调朝鲜作为中华仅存之硕果，负有扫清胡虏，恢复中华的神圣使命。在18世纪，仍不断有人主张北伐。如李栽(1657-1730)著《北伐议》，认为朝鲜虽不可轻率北伐，但是“亦不当胶柱而鼓瑟。苟能体祖宗必东之志，审政治缓急之宜，任贤使能。绝偏党反侧之私，训兵积粟，为内修外攘之策，俟天下有变，相时量力而动”。安锡儆(1718-1774)在《拟大庭对策》中也欲建议朝鲜国王以北伐为志。黄胤锡(1729-1791)也梦想着能助中华真主，与清兵鏖战于辽野。到了近代，金平默(1819-1891)还认为朝鲜“上策莫如自治，自治则虽得志天下可也”。吕运亨(1886-1947)的祖父吕圭信(? -1903)还向朝廷建议北伐，并为此四处奔走，联络同志，参与组织秘密结社，事情败露后被流放到平安道的深山之中，仍念念不忘北伐，每天研读兵书和算学。 直到19世纪仍有人主张兴复明室。当满清因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而陷于危机之时，即有人主张朝鲜当“据义绝虏，待时而发。率十万之师，计复华夏，而枭伪酋之首，揭示天下，求大明之裔，更继绝宗，更见天日之复明也”。 其对明之忠诚，对满清之仇恨，虽日远而不忘，数百年不忘也！可谓域外之明朝遗民矣。 华兴学派创始人李恒老承宋时烈尊周攘夷大义，题壁述志：“承羲黄尧舜禹汤文武孔颜孟朱宋之统绪，立五常五伦天地人物之本体，死生不足以动其心，贵贱不足以易其守，古今不足以限其至。”主张“卫正斥邪”、“尊华攘夷”。李恒老强调：“尊中华，攘夷狄，穷天地之大经；黜己私，奉帝衷，有圣贤之要法”，此句话被华西学派奉为圭臬。其思想与朱子、宋时烈一脉相承，唯朱子斥女真，宋时烈斥满清，清末，主要矛盾在西洋，李恒老主要斥西洋。李恒老认为朝鲜是中华，满清是夷狄，西洋是禽兽，并将天主教定性为穷凶极恶的“邪教”，痛斥“充塞仁义、惑世诬民之说，何代无之？亦未有如西洋之惨！”因此要“卫正斥邪”。李恒老反对西洋的思想依据就在于他的理气观，他指出：“吾儒之所事者，上帝也；西洋之所事者，天主也。……吾所谓上帝者，指太极之道也。”而“西洋则不然，不问天所以命我者是何事，只以拜天祈福为事天。此无他焉，吾儒所谓事天之天，专以道理言也；洋人所谓事天之天，专以形气情欲言也。二者之不同，实分于此。”也就是说，李恒老认为儒家所崇拜的天是指“理”（太极之道），而西洋所崇拜的天使指“气”（形气情欲），这是两者的根本差别，因此他认为西洋紊乱人伦，与之誓不两立。虽然偏激了，但卫道精神可嘉。李恒老反对西洋，而未忘敌视满清，秉持宋时烈所倡导的尊周大义和北伐论，主张时机成熟后就率兵北伐，驱除满虏，恢复大明。他为华西学派所制定的规矩中其中一条就是：“北虏毁裂衣冠，西鬼蛊惑心术，当挺身立脚，明心张目，不坠圣贤之教、父祖之业，是儒者彻上彻下法门。”也就是说，“北虏”（满清）和“西鬼”（西洋）是他“尊华攘夷”的共同斗争对象，要绝对坚持，不能妥协。 李恒老为朝鲜末期的朱子学家，也是使近代朝鲜重新燃起“卫正斥邪” 思想风潮的巨儒之一。他曾在高宗三年(1866 年)特拜问副承旨，后辞盲归乡时，在上奏疏文中写道:“呜呼！今天下剃发左衽，而西洋者又夷狄之尤者也。伊欲强此之囊，而艰彼之进，则凡尊攘所系讲明施设正，宜靡不用。极虽曾前所未遑者，亦当追举，岂辍其已举之义乎？岂不曰有其举之无其废之乎？君臣之义，华夷之辨，天经地义，万古之公理。……呜呼！往者不可谏，来者犹 可追，愿殿下渊然深思，涣发德音，亟命复亨，则国人知攘夷之义，而洋寇怀畏惮之心，其风声气势反有过于三军之威。昔日莫重之礼，朝而停辗，暮而复亨。有次诚敬之尔，则有不然者，昔朱子论改正太庙之礼曰：宗庙之札，至严且重。故一有差误，不容不该观”。李恒老在疏文中充分表达出文化上的“卫正斥邪”和民族上的“尊王攘夷”，极力倡导华夷之辨，是“天经地义，万古之公理”，用强烈的华夷观来藐视西方“夷狄”的存在。在他看来，西洋人与“禽兽”无异，而与“禽善”为伍，只能使人类堕落。因此他强调“宗庙之礼，至言且重”，痛斥“洋人者夷狄之尤者也，伊欲强此之囊”，明确主张要全力维护弘扬朝鲜朱子学的正统地位，并以武力来坚决驱逐外来侵略者，以达到“驱逐洋夷，保泰国安”的目的。 对朝鲜一些人已默认满清正统，李恒老深为忧虑。或劝李恒老使用满清年号，被他严拒。李恒老认为朝鲜之所以不能北伐，就是因为不讲尊华攘夷之义，“倘使我国之士民家家而讲尊攘之义，人人而讲尊攘之义，则夷狄无所容身，而孝庙（朝鲜孝宗）之志伸矣；孝庙之志伸矣，则华夏之运启矣”。当时太平天国反清的消息传入朝鲜，有人认为不应该在此时背弃满清，这种观点被李恒老斥为“为北虏守节”，他说：“使斯人（洪秀全）扫清夷狄，君长天下，则我国当用圃隐（郑梦周，高丽末年亲明派）之义，背北胡而向真主可也；彼或复拾崔莹（高丽末年亲北元派）之余论者，天地之罪人也！”朝鲜正统儒家学者支持太平天国反清！如果洪秀全能灭清复夏，当弃满清而向天王，痛斥亲清言论者，是天地之罪人！呜呼！曾左以儒标榜，扶满清镇压太平天国，虽治程朱学者罗泽南亦为虏伥，中国几无真儒矣，率皆党满清而斥天国，而朝鲜犹有真儒晓明华夷之辨也。 李恒老还组织门人编辑了《宋元华东史合编纲目》，一方面将蒙元黜出中国正统，另一方面将高丽历史（即“东史”）编入中国史中。前者是为了彰显尊周大义，而后者则引起争议，李恒老对此解释道：“我东，中国之属国也。自高丽时，骎骎然知尊周之义，有变夷之实，而至我朝则纯如也。又自圃隐先生倡程朱之学于丽季，以至我朝一二先觉，扩大推明，以承统绪，则古所谓进于中国者，莫如我东。而其在神州陆沉、西洋昏垫之时，正如重阴之底，阳德来复也。又当表章于始，昭布百代，示法四裔也。” 柳麟锡为李恒老弟子，继承其学，在1897年10月12日，高宗李熙自称皇帝，改国号称“大韩帝国”时。柳麟锡站出来坚决反对。他说：“吾国帝大明，是孝庙（朝鲜孝宗）与老先生（宋时烈）所立光明大义而世守者也。天下无二帝，不当复帝。”高宗“只得谨守华法，以帝先王先祖所帝之皇明，为待天下真主之作而已。” 柳麟锡承宋时烈以来朱子学者的尊周大义，奉明朝为正朔，否定满清，并认为朝鲜作为“小中华”，延续着明亡以后“中华”之血脉。他对中国极度推崇，说：“吾之慕中国，非我独为也，吾之先师，吾东诸先贤为之已甚矣。先贤、先师为之已甚，吾不敢不为也。”他还说：“盖中国，世界之一大宗，天地之一中心也。中国立则世界定而天地成，中国跌则世界乱而天地毁。”其对中国之尊崇无以复加矣！他在给中华民国的书信说他所保之国不是朝鲜，而是“中华一脉”，救国之道也就是他所说的“保华之道”。 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满清王朝被推翻，建立了中华民国。柳麟锡起初对满清的灭亡感到十分高兴，虽然认为在“三百年陆沉”之后，“中华”终于“复明于天地间”，但也委婉提出了批评。在致革命政府的贺信中表示，“今有中华之名而去中华之实”，令人深感不安，说：“中国乃天下中心，不可一日无帝。”希望中国尽快选出皇帝，好为属国表率。同时他又写了《与中华国政府》的书信寄给南京临时政府，主张中国重建华夷秩序，以维持世界和平。朝鲜人还有希望中国重建华夷秩序，可惜民国内乱，没有恢复华夷秩序。 真为朝鲜的儒家感动，几百年，还怀念着大明，不忘华夷之辨，拒斥满清，尊崇中国，维护华夷秩序。而当时中国儒者所不及，所当惭愧也。我儒家精神被满清阉割，而犹传于朝鲜，则儒家不幸中之幸也。朝鲜儒家以理学朱子学为主，尊崇朱子甚于中国，常持华夷复仇之义，是真承朱学者，亦可见朱学之正传，于此义之严正也，真正的理学家必严辨华夷，在清唯吕晚村、曾静承之。章太炎为邹容《革命军》所作序曰：“中国吞噬于逆胡，已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诈暴之工，人人所身受，当无不昌言革命。然自乾隆以往，尚有吕留良、曾静、齐周华等持正议以振聋俗，自尔遂寂泊无所闻。”而闻于朝鲜者犹不少也。华夏正声之不没于朝鲜也，这些反清的朝鲜儒士也是我们要顶礼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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