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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见一些人说孔子后代多汉奸，甚至说孔家是第一汉奸家族，没有儒家人出声，现在必须出声了！这个我以前就说：或以孔子后代衍圣公降元降清，怪孔子，曰孔子后代多为汉奸，称孔府为汉奸家族，其言甚鄙恶。禹汤之圣王也，而后代有桀纣之暴，岂可怪禹汤？子孙之不肖，岂可怪祖宗？尧之子丹朱傲，舜之子丹朱不顺，亦未有以子责父也。孔子后代之不肖，恶足以损孔子之圣哉！元清之入主中国，汉人降顺者甚多，岂皆骂为汉奸？孔府子孙至如桀纣之暴乎？至如刘秉忠、张弘范、范文程、吴三桂、洪承畴之助虏为伥乎？无有也，何责之重也？曰孔府历代为衍圣公，而为不忠，衍圣公者，封号耳，岂比诸侯卿相哉？降元清有罪，而保存文化有功，一分为二，何纠其罪不放哉？夸大孔府之罪，吾知其居心，无非反孔反儒耳！呜呼！孔府子孙之不肖，岂让孔子背黑锅？儒生岂为孔氏代表？衍圣之罪，岂至若彼所言？孔子之后，子思作《中庸》，传圣道，孔鲋藏书，避秦之焚坑，孔安国为汉博士，传五经，孔颖达为唐学士，整理五经之功，恶可忘哉！恶可忽哉！其贤者不道，不肖者则夸大之，何其居心之恶也！ 满清朝廷里的汉奸魁首 对于孔子后代，我现在再做个补充，孔子后代很多，孔家较显，引人注目，当然总会出些不肖之徒被人知道，但孔子后代都是不肖，都是汉奸吗？当然不是，被网文那么夸张，他们无非就是为了黑孔家，而至黑儒家，看看历史，研究历史，孔家也出了不少君子烈士的，他们丝毫不提。 孔子后代除了这几位贤者还有汉末建安七子之首，抗曹操而死的孔融，南朝正色于侯景之乱的孔奂，与李白、韩准、张叔明、陶河、裴政并称“竹溪六逸”的孔巢父，宋代出使契丹，面斥夷狄亵渎孔子的孔道辅，明末抗御清兵的孔闻诗等等。 面对异族入侵，固有迎降者，亦不乏抵抗，守节不仕者。蒙元灭宋，孔家南宗均不仕元。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朝议立孔子后，查明“孔氏子孙寓衢者乃其宗子”，以寓衢者为大宗，召孔洙赴朝，欲其回曲阜袭封奉祀。孔洙辞爵不仕。留居衢州，奉祀先祖守护陵庙，而且以母亲年老，要求南归。忽必烈知孔洙不坚决不事元，辞爵理由亦无可挑剔，只得称道“宁违荣而不违亲，真圣人之后”，准其所请。 孔洙在元大都期间，经元廷允许，去探望了两个人，一是囚于牢监的文天祥，一是闲居陋巷的家铉翁南宋末年户部侍郎，元攻杭州，丞相贾馀庆、吴坚檄天下守令以城降，家铉翁独不署。奉使元营，留馆中。宋亡，守志不仕，而对当时担任高官的衢州老乡留梦炎南宋末年状元丞相，宋亡降元，官至元礼部尚书、翰林学士承旨，曾参与劝降文天祥，被拒后反对释放文天祥则不屑一顾。由华夷大义也。 华夷之辨的疆域主张 孔闻诗，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二代孙，抵御清兵入侵，战绩卓著。满清入关，被强召入京，他假装患了青盲，在登上吏部台阶时摔倒不起，于是避免被逼做官。孔闻诗家居常头戴竹皮冠，身着汉人村野平民传统的服装，保持汉家衣冠，坚持不穿满清衣服。 明末孔思，抗清义士。明亡后即变卖了全部家产，募得一百余人，开垦瞿山岛，率领人民抵抗清军而死。 孔闻籍，字义绳。山东曲阜人，北宋名臣孔道辅十七世孙。性孝友。十四岁补生员，当时曲阜知县出缺，按照常例从孔门子弟选拔，孔闻籍选为第一，其兄孔闻简选为第二。孔闻礼力辞，让哥哥做了知县。崇祯七年。番兵犯西宁，有监生为内应开城。孔闻籍对妻子说：“我至圣裔，备位宪臣，义与城俱亡，若将奈何？”其妻朱氏回答说：“我命妇，且宗室女，必不辱君。”遂举家投火殉国。其他抗清殉国的不知多少。 还有一个反对满清剃发。当用中华衣冠的孔子后代。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卷四西宁死事传》载：孔闻謤，字观生，天启四年与闻诗同举进士。初任行人，升礼部郎中，出为副使分守河西道，丁艰居里。崇祯十七年有令官民剃发，闻謤致书摄政王言：“贵国既得中华，当用中华冠服。”有令云：“孔子圣之时，闻謤妄言，殊辱乃祖，理当正法。念圣裔，革职为民，永不叙用。”未几，卒于家。 屈大均的皇明四朝成仁录 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里又记载：“崇祯间有三叛臣，其首恶为孔有德。以先降得为稗王，国变后道经曲阜，欲入谒先圣庙林，孔氏宗人阖门弗纳，且叱其冒称圣裔。呜呼！是真能知先人《春秋》之旨者哉！” 孔有德是不是孔子后代，不确定，历史无记载，而孔氏宗人坚拒孔有德谒孔庙，耻其汉奸之行，斥其冒充圣裔，被屈大均称为真知《春秋》大义，华夷之辨也。 近代最后一个衍圣公亦有民族大节，日本侵华，邀请孔德成前去日本参加孔庙落成仪式，孔德成拒绝前往。其后，日军又来到曲阜发出宴请，孔德成亦以诗相辞，并在汉口发表抗日宣言。 孔昭同更是积极抗日，日军占领鲁北后，进犯滕县，一些软骨头士绅准备成立汉奸“维持会”，因孔昭同在滕县最有名望，就请孔昭同当会长。孔昭同大怒，站在门口大骂：“维持会是个什么东西？那是汉奸卖国贼！你们要卖国，悉听尊便，但不要拉我下水！鬼子的饭，老子一口也不吃！”鲁南各界成立了一支500人的抗日自卫军，由阎锡山旧部军长杨士元出任司令，孔昭同任副司令，军费由孔昭同承担多半。第五战区的邓锡侯率川军在寒冬腊月和日军作战，缺少棉服手套，孔昭同知道后，立刻把家里所有布匹都搬出来，连夜赶制棉服手套。不够用，甚至把儿子、女儿盖的棉被都拆了，做成军用品送到前线。 家里人说抗日总不能连被子都捐了吧？孔昭同怒道：“国家要是亡了，你要被子还有什么用！”最后孔昭同长子被日军飞机炸死，昭同哭之，哭罢，找一条黄带子，写上八个大字——“上尽国忠，下报家仇”，披在身上，更誓与日寇不两立。因长年抗战，染上重病而死，遗嘱犹以爱国复仇为念。 孔子后代未见一汉奸，只能说顺民。汉奸顺民有分，助异族害本族人者，汉奸，归顺异族而不助虐者顺民。 儒家传承了自伏羲黄帝以来华夏的核心文化。他不是和百家并列的一家，他的学术是全面整体的，是道术，不是一方的方术。中国民族的主体是汉族，中国文化的主体是儒家。难以想象，如果汉族没了，中国会怎样，儒家没了，中国文化会怎样。反儒这个主体文化与反汉这个主体民族，其差别有多大？虽然现在儒家不占据主流，历史上也有异端当道。历史上，汉族作为主体民族，也被异族统治过。但作为主体的民族，文化，始终是要恢复其地位统治的。夷狄异端的当道只会有几百年时间，不会超过四百年。
中国的民族思想都源于儒家经典。如果没有儒家，都不知道有华夷之辨。虽然华夷之辨，也是春秋管仲等人的共识，如“诸夏亲昵，不可弃也；戎狄豺狼，不可厌也”，但为儒家所记载，所阐述，所发扬，孔子《春秋》明确了华夷大义。其他百家，没提过华夷之辨，后世受儒家影响，有道教徒也讲华夷之辨以排佛。对华夷之义阐发最精深，最系统，其民族思想之发皇，并接近现代之民族主义，厥为儒家。
后世儒家，宋儒胡安国著《春秋传》大讲尊王攘夷，朱子几篇奏疏主张攘夷复仇，明儒有方孝孺作《后正统论》讲华夷，排斥蒙元于统之外，王洙的《宋史质》，丘叡的《世史正纲》，柯维骐的《宋史新编》都是严华夷之辨的史书，否定元统，继承孔子春秋笔法，明末又有王船山、黄宗羲都大讲华夷之辨，其书《黄书》、《读通鉴论》、《宋论》、《留书》可见甚多。清初有吕留良为此身后被满清剖棺焚书。辛亥革命志士用儒家讲的这些华夷之辨推翻满清，光复汉室。如果没有儒家，华夷之辨会有多少人讲？民族思想之淡薄当如中世纪之欧洲矣。
佛教从未放弃过渗透政权
没有儒家，佛教入侵中国，也无法抵制。那么中国有可能佛化，变成佛国，像泰国一样。宋明儒有很多辟佛啊！他们维护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拒斥异教的侵袭！宋儒石介的《中国论》，就在文化上有强烈的中国意识，反对佛教以夷狄文化变易中国风俗。因为儒家的华夷之辨，唐宋明儒生都反对佛教以夷狄之教凌驾于儒家之上。 韩愈《原道》曰：“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法之上，几何其不沦胥而为夷也？”韩文公又曰：“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行，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韩文公弟子李翱曰：“佛法之染流于中国也，六百余年矣。始于汉，浸淫于魏、晋、宋之间，而澜漫于梁萧氏，遵奉之以及于兹。盖后汉氏无辨而排之者，遂使夷狄之术，行于中华，故吉凶之礼谬乱，其不尽为戎礼也无几矣。” 宋儒孙复更将佛教的盛行，引为儒家的耻辱，作《儒辱》文，曰：“儒者之辱始于战国，杨朱墨翟乱之于前，申不害韩非杂之于后，汉魏而下，则又甚焉。佛老之徒横乎中国，彼以死生祸福虚无报应为事，千万其端绐我生民，绝灭仁义以塞天下之耳；屏弃礼乐，以涂天下之目，天下之人愚众贤寡惧其死生祸福报应人之若彼也，莫不争举而竞趋之。观其相与为群，纷纷扰扰周乎天下，于是其教与儒齐驱并驾，峙而为三，吁，可怪也。凡今之人与人争詈，小有所不胜，则尚以为辱，矧彼以夷狄诸子之法乱我圣人之教耶，其为辱也大哉！噫，圣人不生，怪乱不平，故杨墨起而孟子辟之，申韩出而扬雄距之，佛老盛而韩文公排之，微三子，则天下之人胥而为夷狄矣！”孙复开启了宋儒辟佛之风。 明儒罗念庵《异端论》曰：“记曰：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是言也，其有所本乎！故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夫天竺之国，处中国之西，得金气之专者也，其民刚梗暴烈，徤鬬喜杀，淫湎贪盗，而无纪度，然重信好洁，嗜音乐而少机智，此可以计诱，不可以力挟也。故释氏多方设科调伏之，于是为之慈忍以消其忿，为之澹素以坚其性，为之戒律以摄其欲，为之果报轮回之说以恐怖其愚，为之苦空寂乐上乘之门以安其上智，为之髠缁游戏以和其俗，为之偈咒赞呗以畅其情，即意之所便安，而阴以为利，使之聼顺而不疑，故列子谓之西方之圣人，盖谓其不以刑宪法制，而人自不乱，甚异之也。夫自西方言之，斯可耳，东西之必不可易，犹南北之不相谋也。夫南北之极，或祝髪而裸，或鞨巾而裘，辄沭之食子，仪渠之焚亲，其得之若素习，其从之若性成，此未易以常情度也。今居中国，情变百出，谗说殄行寇攘奸宄，自尧舜之世，已不能恭己无为而化，乃欲诵习西方之教，比于圣道，以行于伦理事物之间，不亦谬乎！” 明儒丘文庄亦以华夷之辨辟佛，为《崇正辩》序曰：“昔者圣人于华夷之辨盖甚谨焉，《书》言蛮夷猾夏，《诗》称戎狄是膺，《春秋》内夏外夷，其为斯世防也深矣。然其所谓蛮夷者，皆处中国近境，时或侵秩，以害吾民之生，未至入吾域中，为斯人心术之害也。至战国时，邪说始盛，然所为说者，其人固中国之人也。其说虽未合于正，而犹不至悖逆天常，灭绝人理，如佛氏之甚焉。如杨氏为我，墨氏兼爱，其初其真无父无君哉？孟子斥之，盖极其流弊而言之耳。然人道生生之本固自如也。佛氏乃弃其天性之亲，而自谓出家，则真无父矣；蔑其无所逃之君，而自谓出世，则真无君矣。无父无君，非臣非子，其人何等人耶？甚至反阴阳之常，绝生育之理，忘其生之所从来，而阏其气之所由续。噫！穹然愦然治间，而无蠢然禅续以生生，则人类绝也久矣！天地尚得为天地哉？万无是理也。虽然，彼犹道其所道于所生印度国中，去中国万余里，势不能以相及也。奈何后世主中国者无故自决其内外之防，引绝域之裔夷入我华夏，使吾人从其俗，习其法，祀其鬼，诵其书，而或者又从而推演张大之，以乱吾中国圣人之教。上贬天帝，中误世主，下愚生人。世无古今，地无华夷，人无智愚，莫不恬而安之，以为党然；利而慕之，觊其必得；畏而怖之，莫敢轻议。宫室日广，僧侣日众，论说日巧。滋蔓至于今日，殆将与天地相为终始而无穷。其为中国民心之害，岂止如《诗》《书》所称，《春秋》所书，孟子所辟而已哉！”
历代圣贤从未放弃过辟佛
丘文庄的《世史正纲》也几次提到佛教，以佛教入华为天地开辟以来之大变，夷狄之祸未有甚于此者。于“西域浮屠法始入中国国。”后论曰：此佛法入中国之始。呜呼！自天地开辟以来，夷狄之祸未有甚于此者也。自古夷狄之祸止于猾夏，止于乱华。然不过侵吾之边鄙，戕吾之人民，劫吾之货财而已。于吾之彝伦，于吾之义理，于吾之风化，固未尝相妨也。然其所侵边鄙亦有时也，所戕人民亦有数也。所劫货财亦有限也，今则永无已时矣，永无限数矣。呜呼！岂非天地间之一大变欤？盖尝论之，天地之区域，中国为正。天地之生人，中华为正，中华之人必有妃偶，必有亲属，必有产业，必有衣冠。人而无此数者，则非人矣。人而非人，是何等物邪！是故，人必有偶也，自是中国始有无偶之人；首必有发也，自是中国始有无发之首；家必有业也，自是中国始有无业之家；书必同文也，自是中国始有不同之文；衣必有袖也，自是中国始有独袖之衣。有父则有子，中国至是乃有不父之子。庄周所谓不可解于心者，于是乎解矣。有君则有臣，中国至是乃有不君之臣。庄周所谓无所逃天地之间者，于是乎逃矣。教之大者孔子也，至是乃有可并孔子之教。神之尊者上帝也。至是乃有大于上帝之神。孔子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浮屠氏之所言所为，真所谓大乱之道而实有以丽于吾圣人莫大之罪。在三代圣王所必诛而无赦者也。明帝为人之子，乃崇无父之教；居君之位，乃容不拜之臣；为中国之主，乃党外夷之人。开兹大衅以为中国千万年无穷之祸害，春秋之法。推见至隐，必诛党恶之人，必原开端之始。呜呼！明帝之罪，上通乎天矣。虽秦政之暴虐，新莽之奸恶，其祸不若是之烈且久也。呜呼！若明帝者，岂非名教中万世之罪人哉！” 而汉明帝引进佛教在他看来，比秦焚书坑儒还严重，“为中国千万年无穷之祸害”，是万世罪人！ 又于匈奴人刘渊称帝论曰：“自古夷狄为中国害，莫甚于犬戎之弑幽王也。然旋即远遁，未有据中国之地，臣中国之人，借中国之号，而至于数十年之久者。有之。始自刘渊焉。原其所以致此者，岂夷狄之罪哉？中国之人有以感召之也。昔平王之东迁，辛有适伊川，见有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后至鲁僖之口秦，晋果迁陆浑之戎于此。鸣呼！既为沮泽，潦水自归。既为夷俗，戎狄自至。气数之相感，风声之相召，有由然矣。当汉明帝时，无故以梦寐恍惚之思，遣遐荒绝漠之使，迎胡鬼，致胡书，构帝王之宫以居之，屈帝王之尊以事之。其所以尊崇敬奉之者，不止被发野祭而已也。以夷召夷，遂有五胡乱华之祸，滥觞于北朝之分治，滔天于蒙古之混一，而中国之土地人民尽为胡有矣。呜呼！不有圣人复生，则中国帝王所自立之天下，几何而不尽沦于夷哉！”都是不忘佛教作为夷狄文化的本质。华夷大辨，不可使夷教凌驾于中华圣教只上。以夷召夷，夷教盛，则夷祸亦烈。
扬儒即是尊华，尊崇华夏正统文化，拒斥异族文化侵袭。尊华而反儒者，自相悖矣。反倒了儒，如何抵制夷狄异族文化的侵略？虽然主体是华族，然而精神信仰多从了夷教异域文化，又“几何其不沦胥而为夷也”！精神信仰无归，而归夷教，华夷之区别淡薄，则民族意识亦会淡薄。汉圈一些人口说兴汉而贬儒反儒者，岂不知儒为汉文化之正统耶？反儒有利于兴汉吗？相反，对兴汉很有害的，汉没有主体文化凝聚之，只会是一盘散沙！汉人之于儒教正如犹太人之于犹太教，印度人之于印度教，阿拉伯人之于伊斯兰教，如果他们没有这个宗教，他们的民族又如何能延续如此之久？就可能会被外族同化。如果汉人没有儒教，精神信仰都佛化，如泰国一样，那么汉人就如罗马人一样，不只是两次亡于夷狄，可能万劫不复。
一些人尊华，却反对儒家，这本身自相悖。因为你尊华，却把儒家反掉了，没有根据，没有古人的观点言论作为支撑，如何伸尊华之义？一般人相信权威，你说得再有理，而没有一个权威，一些有名望的人支撑的你的论点，很难让人相信。有时阐述民族观点，必须引经据典。而历代儒家有很多人的言论可以支撑你的民族观点！我之尊儒，亦是因为中国古代的民族思想多在儒家那里啊！
尊华扬儒，乃一体两面也！愈尊华，则愈扬儒，愈尊儒，则愈尊华。笃信儒家之道，则视华夷为天经地义，万世守之不可徙；尊华则以儒家为正统正道，凝聚华族精神之灵魂，誓死卫之而不易！
儒家的民族思想精义，如贾谊以中国天子为天下之首，蛮夷为天下之足，认为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匈奴是“足反居上，首顾居下”。汉儒注易，以华夏为乾象，夷狄为坤象，天尊地卑，贵夏贱夷也。夷狄入主被儒家称为天地翻覆，首足倒悬。 儒家思想是汉民族核心价值观，其民族精义体现为华夷之辨 宋儒胡安国曰：“中国之有戎狄，犹君子之有小人。内君子外小人为泰，内小人外君子为否。《春秋》，圣人倾否之书，内中国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无不覆载者，王德之体；内中国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诸夏而亲戎狄，致金缯之奉，首顾居下，其策不可施也。以戎狄而朝诸夏，位侯王之上，乱常失序，其礼不可行也。以羌胡而居塞内。无出入之防，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萌猾夏之阶，其祸不可长也。”以尊华贱夷，严华夷界限为意。 范如圭亦与秦桧书曰：“《春秋》之于中国书名爵，而夷狄则以号，外而贱之也。王者欲一乎天下，曷外而贱之？以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得不峻内外之限，别贵贱之分，以防不测之患于未然也。凡中国诸侯与夷狄盟会者，《春秋》必谨志而深讥之，其法严矣。” 明儒方孝孺反对以蒙元为统：“夷狄之不可为统，何所本也？曰：《书》曰‘蛮夷猾夏，寇贼奸宄’，以蛮夷与寇贼并言之。《诗》曰‘戎狄是膺’，孟子曰‘禹遏洪水驱龙蛇，周公膺夷狄’，以戎狄与蛇虫洪水并言之。《礼》之言戎狄详矣。异服异言之人，恶其类夷狄则察而诛之，况夷狄乎？” 明代儒臣李贤谏英宗曰：“臣闻帝王之道，在赤子黎民，而禽兽蛮貊。待黎民如赤子，亲之也；待蛮貊如禽兽，疏之也。虽圣人一视同仁，其施也必自亲以及疏，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施惠于禽兽，况夺赤子之食以养禽兽，圣人忍为之哉？”儒家之爱讲亲疏，必先中国而后夷狄。 儒家多以阴阳判华夷，明儒丘叡曰：“天地间无非阴阳之理也。君阳而臣阴，男阳而女阴，中国阳而夷狄阴。先儒程氏谓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犹可言也。妇居尊位武氏是也，非常之变不可言也。然臣而居尊位，妇而窃男权，犹吾类也。夷狄之居尊位，则非我族类矣。反天之经，乱地之纪，败人之类。其为非常之变，又岂但妇居尊位而已哉！”以夷之干华，甚于女之干男。又曰：“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而人居乎其中。人必得其所以为人，然后天地得其所以为天地。是则人之为人，天地赖焉以有立者也。人所以不得其所者孰使之哉？夷狄害之也。天生圣人以为一世之主，必使华夷各止其所，而安其分。则人道立而天理明，地利得矣。不然，则纷扰扰，相争相夺，竞地之利，昧天之理。而人道于是乎不立矣。圣人有见手此，故其致治保邦，拳拳以蛮夷猾夏为忧；著书立言，谆谆以内夏外夷为戒。非徒为一世计，所以为万世计也。” 明儒湛若水《圣学格物通》曰：“日，阳精也，君象也。日明于昼，照临下土，犹君主中国统御万方也。日出于夜，则昼夜反易，阳失其所以为阳，君失其所以为君，天地古今之大变，非常者也。天地反复，华夏扰乱，冠履倒置，旷古所无之祸者矣。”又曰：“古之圣王严中外之辨，非特人道尔，其天道阴阳之介当然也。江统之论察微知著，超然为识治君子矣，惜其论不及此，使中外之义未明于天下，而徒以区区利害计之尔。”意思是中外之辨，也就是华夷之辨，不仅是人道，也是天道阴阳之别，江统的《徙戎论》是察微知著，可惜他没有从这义理上论证戎夏不可杂，只是从利害上说起，而华夷大义还是未明于天下。认为戎夏不杂不只是利害得失问题，更是天道阴阳之义。他支持江统，但觉得还不足，更将戎夏不杂绝对之。 圣学格物通 明末诸儒，黄宗羲《留书》曰：“中国之与夷狄，内外之辨也。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犹人不可杂之于兽，兽不可杂之于人也。是故以中国之盗贼治中国，尚不失为中国之人也。徐寿辉改元治平，韩林儿改元龙凤，吾以为《春秋》之义必将与之。使天地亟去撑犁区脱之号，彼史臣从而贼之伪之，独不思为贼为伪有甚于蒙古者耶！” 顾炎武《日知录》曰：“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华夷之防所系者在天下。故夫子之于管仲，略其不死子纠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盖权衡于大小之间，而以天下为心也。夫以君臣之分犹不敌华夷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提出华夷之防大于君臣之分。 又解释《中庸》“素夷狄行乎夷狄”章曰：“素夷狄行乎夷狄，然则将居中国而去人伦乎？非也。处夷狄之邦而不失吾中国之道，是之谓素夷狄行乎夷狄也。六经所载，帝舜猾夏之咨，殷宗有截之颂，礼记明堂之位，春秋朝会之书，凡圣人所以为内夏外夷之防也，如此其严也！文中子以元经之帝魏，谓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何其语之偷而悖乎！宋陈同甫谓黄初以来陵夷四百余载，夷狄异类迭起以主中国，而民生常觊一日之安宁于非所当事之人。以王仲淹之贤，而犹为此言，其无以异乎凡民矣。夫兴亡有迭代之时，而中华无不复之日，若之何以万古之心胸而区区于旦暮乎！杨循吉作金小史序曰，由当时观之，则完颜氏帝也，盟主也，大国也。由后世观之，则夷狄也，盗贼也，禽兽也。此所谓偷也。汉和帝时侍御史鲁恭上疏曰：‘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别，若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污辱善人。’夫以乱辱天人之世，而论者欲将毁吾道以殉之，此所谓悖也。孔子有言：‘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夫是之谓素夷狄行乎夷狄也。若乃相率而臣事之，奉其令，行其俗，甚者导之以为虐于中国，而借口于素夷狄之文，则子思之罪人也已！” 王船山《黄书》曰：“夫人之于物，阴阳均也，食息均也，而不能绝乎物。华夏之于夷狄，骸窍均也，聚析均也，而不能绝乎夷狄，所以然者何也？人不自畛以绝物，则天维裂矣。华夏不自畛以绝夷，则地维裂矣。天地制人以畛，人不能自畛以绝其党，则人维裂矣。是故三维者，三极之大司也。……圣人先号万姓而示之以独贵，保其所贵，匡其终乱，施于孙子，须于后圣，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以华夷为天下三大原则之一，中国君主可以用各种方式更换，而绝对不能夷狄异族干涉进来。又曰：“夫玄驹之右君也，长其穴壤，而赤蚍、飞蚹之窥其门者，必部其族以噬杀之，终远其垤，无相干杂，则役众蠢者，必有以护之也。”从自然万物论证民族主义的普遍性。蚂蚁的举例比喻证明民族主义的自然性，普遍性，可谓前无古人 又曰：“天下之大防二：中国、夷狄也，君子、小人也。非本未有别，而先王强为之防也。夷狄之与华夏，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气异而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乃于其中亦自有其贵贱焉，特地界分、天气殊，而不可乱；乱则人极毁，华夏之生民亦受其吞噬而憔悴。防之于早，所以定人极而保人之生，因乎天也。君子之与小人，所生异种，异种者，其质异也；质异而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乃于其中亦自有其巧拙焉，特所产殊类、所尚殊方，而不可乱；乱则人理悖，贫弱之民亦受其吞噬而憔悴。防之于滥，所以存人理而裕人之生，因乎天也。” 确定华夷为古今通义：“为天下所共奉之君，君令而臣共，义也；而夷夏者，义之尤严者也。五帝、三王，劳其神明，殚其智勇，为天分气，为地分理，以绝夷于夏，即以绝禽于人，万世守之而不可易，义之确乎不拔而无可徙者也。” 王船山把华夷之辨看得最重要，君臣之义可以变，但华夷之辨是绝对不能变的，隔绝夷狄于华夏，正如隔绝禽兽于人类，这是最大的原则，这是永远都要遵守而不能改变的原则，你没有理由可以以变通之名而事夷狄，一事夷狄，其污不可洗矣。 君臣之义固然是，而为人的道义所在，但夷夏大防更是道义中的道义，在船山看来华夏与夷狄之别如人类与禽兽之别，所以历代圣王都殚精竭虑地把夷夏区分开，从天气地理分开，来防止夷夏混杂，遑论委身尽忠于夷狄。
有人说：儒家思想影响了中国两千年，但儒士基本上都讲儒本位的，一旦有官做就不管其当权者是汉人还是异族，都不在乎，更不会反抗。蒙元和满清时期的儒士，都这德行。蒙元和满清时期，大多数饱读儒学的儒士，有哪个敢反抗异族统治的？ 我说：胡说八道，抹杀多少反抗元清的儒士！儒家讲华夷之辨，儒家没有民族思想？文化儒本位，民族汉本位。儒经《春秋》内夏外夷，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朱子曰：“春秋大指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霸而已。”真儒必严辨华夷，耻事夷狄。明儒方孝孺、丘叡、姚涞、黄宗羲、王船山、顾炎武等皆严辨华夷。顾炎武曰：“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华夷之防所系者在天下。”王船山曰：“夫人之于物，阴阳均也，食息均也，而不能绝乎物。华夏之于夷狄，骸窍均也，聚析均也，而不能绝乎夷狄。所以然者何也？人不自畛以绝物，则天维裂矣。华夏不自畛以绝夷，则地维裂矣。天地制人以畛，人不能自畛以绝其党，则人维裂矣。是故三维者。三极之大司也。”以华夷之防为地维。又曰：“天下之大防二：中国、夷狄也，君子、小人也。”又曰：“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又曰：“使桓温成功而篡，犹贤于戴异族以为中国主。”又曰：“夷夏者，义之尤严者也。五帝、三王，劳其神明，殚其智勇，为天分气，为地分理，以绝夷于夏，即以绝禽于人，万世守之而不可易，义之确乎不拔而无可徙者也。”真儒辨华夷，则对元清异族入侵，无不反抗。降元清者，伪儒也，儒之败类，岂可谓儒家皆是此类乎？ 问：请问，蒙元和满清奴役汉人期间，反清抗元的儒士有几个？ 我说：多了去了！明末就有王船山、黄宗羲、朱舜水、顾炎武、方以智、孙奇逢、黄道周、袁继咸、张煌言、钱肃乐、归庄、阎尔梅、屈大均、郑成功、张名振、陈子龙、陈子壮、谈迁、龚贤、张家玉、陈恭尹、吕留良、魏禧、路振飞、陈邦彦、邝露、钱澄之、夏允彝、孙承宗、史可法、刘宗周、吴钟峦、魏耕、姜曰广、张同敞等，可以列个抗清儒士名单，还有很多不知名的，不能一一列单。明遗民有名字记录者达五千以上，百分之八十的是儒士。 抗清儒士名单：
王船山
黄宗羲
朱舜水
顾炎武
方以智
孙奇逢
黄道周
袁继咸
张煌言
钱肃乐
归庄
阎尔梅
屈大均
郑成功
张名振
陈子龙
陈子壮
苏观生
文安之
谈迁
龚贤
张家玉 |
陈恭尹
吕留良
魏禧
路振飞
陈邦彦
邝露
钱澄之
夏允彝
孙承宗
史可法
刘宗周
吴钟峦
魏耕
姜曰广
张同敞
黄淳耀
陈佐才
黎遂球
侯峒曾
冯梦龙
屈士煌
黄公辅 |
岑征
李成宪
吴嘉纪
李邺嗣
顾梦游
黄毓祺
吴易
顾杲
吴应箕
江天一
孙临
孔闻诗
孔思
钱栴
卢象升
孙士美
张春
刘廷训
张秉文
颜胤绍
张铨
梁宏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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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完淳
孙嘉绩
孙璋
王翊
陈士京
夏万亨
高弘图
徐石麒
高倬
李向中
冒襄
陈贞慧
张慎言
丁时魁
堵胤锡
黄奇遇
陈子升
余应桂
章旷
杨廷麟
陈弘绪
傅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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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鼎铨 揭重熙
王忠孝
蒋德璟
郭符甲
卢若腾
曾樱
朱继祚
郭之奇
李若星
傅作霖
吴炳
侯歧
李颙
严起恒
李元胤
管嗣裘
侯伟时
李兴玮
金俊明
熊兴麟
史德威 |
必须承认，满清五甲子国运就是伪儒托起来的，必须曝光培养伪儒的文化思想土壤 明清交替之际，壮烈殉国牺牲的仁人志士和儒生士大夫数以十万计。皇太极尝问汉人谋士范文程：“我见中原名将多矣，只要战败势劣，大多倒戈投降，而那些文臣儒士，却多不为所屈，杀身报国，此何原因？”范文程答：“文臣读圣贤书，忠孝名节，皆其平生所学，所以才危而忘身，一心赴国难。”鞑酋都说儒士多不屈，杀身成仁，说儒士不反抗，真是天大的谎言，恶意满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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