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战国与希腊》荀子与他的学生李斯,对于“历史时刻”的认识有何不同？ ...

文 | 干春松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副院长

原题《荀子和李斯对于“历史时刻”的认识》

潘岳先生的文章《战国与希腊》多次提到荀子，这一点十分让我感兴趣。因为自宋儒以降，荀子一直被认为是对儒家思想的偏离。一直要到近代，荀子才重新受到重视，最近儒学研究领域比较重视对政治思想的探究，荀子进一步受到关注。

我自己也十分重视荀子，多次带学生系统研读《荀子》文本，还在2013年写过一篇《贤能政治：儒家政治哲学的一个面向——以〈荀子〉的论述为例》。在我看来，荀子所处时代，处于许倬云先生所提出的“新型国家”建立的前期。判断一个思想家的伟大程度，要看他能否对自己所处的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有清醒的认识，并建立起独特的“历史意识”。荀子肯定属于这样的人，他极大地丰富了儒家思想的层次性。

为了在其“历史意识”中贯彻儒家的价值观，荀子认为“君子必辩”(《荀子·非相》)。他批评墨子太注重功用而轻视差等，批评惠施、邓析“不法先王，不是礼仪”(《荀子·非十二子》)等等，同时，他还反思儒家内部不同的思想倾向。引人关注的是荀子也批评了孟子和子思，认为他们“略发先王而不知其统”，指出孟子、子思之言会令人误解为孔子之意而贻害后人。

战国时楚兰陵令荀况像，出自清宫殿藏画本

在荀子这里，他对儒家传统的当下意义的认识集中地体现的“先王之道”和“法后王”这个议题上。有人说，强调先王是儒家的传统，而“法后王”则是荀子的创见。或者可以说“法后王”是荀子试图处理在坚持“先王之道”的前提下儒家如何进行“现实性变通”，也就是说，要“修百王之法若辨白黑，应当时之变若数一二”（《儒效》）。荀子提出了“效能性”的标准，即以不同的效能来区分“儒”之成色。

作为传经之儒，荀子当然了解先王之道的核心价值，但身处齐、楚这样的争霸之国中，尤其是主持稷下学宫这样的辩论中心，荀子具有比孟子更为接地气的现实关怀，他不再否定诸侯们保卫自己领地的努力，他也不再拒绝承认功利目标的合理性。的确，在那个时代氛围中不能带来现实福利的儒家理想必然会被时代所抛弃。

荀子所要面对的最大挑战即是秦国，该如何理解这个迅速发展起来的，在政治制度上十分善于创新或吸收别国创新成果的国家呢？虽然我们并不能在《史记》的荀子传记中看到他入秦的记载，但在《荀子》中我们则可以看到他与秦有关的记载。首先在《儒效》中记载着他与秦昭王的对话。秦昭王直接对他说，儒家对于治国没有帮助。类似的质疑我们在商鞅游说秦孝公的时期已经见过了。但荀子并非如商鞅那样立刻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而是强调儒家具有在朝美政、在野美俗的“效果”。儒家对于自己的道德品质有内在的要求，这使得儒生不会被贪邪之道所左右，必然会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不过秦昭王接着问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即儒家若成为一个“人上”该如何要求自己。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荀子虽然强调了礼法并重的意思，但更为强调了儒家理想的一面，他坚持认为政治合法性来源于王道，而非暴力获取，“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很显然，在荀子这里，不同的社会角色有不同的道德要求，要治理天下，必须以天下为公的态度，推行王道政治。

在《强国》篇中，记载了有人问他对秦国的认识，这可知荀子对秦国的秩序有其亲身经历。(对此过程，潘岳先生做了文学化的描述:“公元前269至262年之间，60多岁的荀子，一边观察一边记录，穿过秦国座座乡邑城镇，一路走入了都城咸阳。”)荀子回答说：秦国地理环境优越，物产丰富，是“形胜”。而“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认为百姓的生活方式简朴有古风。尤其是对于官吏和士大夫的表现，大加赞赏，认为他们恭俭、敦敬、忠信。士大夫则能够“公私分明”，不比周，不朋党。朝廷也有决断力，从治理国家的方式上看，秦国可以作为一个表率。但是，若从更高的标准来看，亦及从“王者之功名”的角度，则秦有所欠缺。荀子特别区分了一般性的治国和王天下的差别，也就是若你只是要建一个强大的国家，那么采用霸道等手段也可以，但要平天下，则需要纯粹的先王之道的标准，这是秦国之所短。

的确，秦国采用耕战的方式扩大领土、组织生产，破除等级制度，鼓励靠自己的努力去获得社会地位，这都是秦国统一六国的重要制度创新的优势，但要“一天下”，让天下人归往，则需要“价值的感召力”，秦二世而亡，体现了荀子的眼光，也就成为汉儒试图以儒为主统合百家而建立德主刑辅的社会秩序的滥觞。

李斯 泰山刻石（明拓本）故宫博物院藏

荀子被后世儒家诟病的地方，除了他主张性恶论之外，就是他教出了两个法家的弟子：李斯和韩非。司马迁说李斯、韩非曾经跟荀子学“帝王术”，这应该是荀子在楚国的时期。因为李斯觉得楚国难以实现他的理想，而六国则显出了衰败之相，所以他辞别荀子，要去秦国寻找机会。在辞别之时，李斯也体现出他对于“历史时刻”的认识。他说：他必须把握住一切机会。在秦国要吞并天下的时候，也是布衣之士发挥其能力并获得成就的好时机。他说，这个社会普遍看不起卑贱之人，鄙视穷苦之士。“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讬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由此可见，李斯之游说秦王，一方面是他看到秦国为了其大目标需要吸纳大量的人才，另一方面，则是要改变自己的处境。

李斯和韩非都是对“历史时刻”有充分认识的，韩非推进了荀子的历史观，并否定了荀子的“先王之道”，他提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力气”。认为先王之道对于上古可能是适用的，但在这个竞争时代，主要靠“力气”。韩非虽为秦始皇所欣赏，但他并没有获得治国之机会，而李斯抓住了将他的“历史意识”现实化的“时运”。在秦统一六国之后，如何确定国家治理体制的争论中，有人主张恢复分封制，而李斯并不认为基于血缘的封建秩序能够“持续发挥效能”，所以主张实行郡县制。李斯说：“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秦始皇接受了李斯的建议，认为天下初定，如果再分封诸王，则会为未来埋下争战的祸根。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最终形成。

韩非画像

李斯和韩非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他们更为相信权力（势）和术（御下之术）在统治中的作用，而否定了道德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意义，实践证明了这样的政治秩序的脆弱性，而某种程度上看，汉儒是对荀子的儒家现实主义的回归。我们并不能将荀子的隆礼尊法看做是儒法的合流。从某种意义上，秦以后的列朝，虽然大一统的秩序得以建立，但其核心的理念则是“国”为其根本追求，而“平天下”只是一种虚设而已，或者只是家天下的一种“掩护性表述”，由此，若我们要从荀子的角度来重建儒家的理想，则需要重温荀子对于“国”和“天下”的区分，因为对于“平天下”者，我们则依然要坚持“道德理想主义”，在此一点了，孔子和孟子、荀子则是一脉相承的。

荀子在《正论》中说：“曰：国，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国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亡也，天下者，至大也，非圣人莫之能有也。”

我们现在正经历新的“历史时刻”，这个时刻即是在全球化时代如何理解中国的“历史使命”，这就要求我们突破“小道”“小力”，而追求人类之公共福祉。荀子相信圣人可学而致，我们每一次对于自己的局限性的突破，都是对“天下主义”的接近。而如果沉沦于依赖于术势的统治术，则是“坐井观天”的自缚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