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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谈经书的形成与演变，我们首先要明白什么是“经”。《说文解字》中说：“经，织也。从系，坙声。”段玉裁注云：“织之纵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段玉裁的这个解释，前半段说的还是“经”的本义，后半段就明显是在说“经”作为“常理”、“常道”这个后起的衍生义。东汉刘熙《释名》则云“经，径也”，意即经如同路径一样，无所不达，无所不通，可以看做是“常道”说的另一种表述形式。 从现有的古文字材料来看，甲骨文中无论是“经”字，还是作为其本字的“坙”字，都还没有被发现。西周金文中发现了一些，如大盂鼎“敬雍德坙”、大克鼎“坙念氒保相师华父”、虢季子白盘“肇坙先王令”、叔夷钟“余经乃先祖”等，但在这些铭文中的“经”或“坙”都是当做经纬，或是经维也就是经营的意思讲。迄今，我们尚未在金文中发现将“经”或“坙”当做典籍、经典或是书籍这个涵义来使用的例子。 我们现在所能见到，最早将“经”用作经典或典籍这个涵义的，是战国时期的《管子》和《庄子》。《管子·戒》云：“泽其四经”，这里的四经即是四术，也就是诗书礼乐。《庄子·天运》中说：“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 关于“经”如何演变出典籍、经典这个涵义，章太炎先生有一个解释可供参考：先秦书籍写于简牍之上，牍一板最多只能写一百字左右，因此《仪礼·聘礼》上说“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策即竹简，方即木牍。书于竹简之上，便需要用丝线将其编连在一起，因而便用“经”来称呼这些典册，犹如后世将古书统称为“线装书”一样。
与图中的木牍相比，竹简可以串起来
与图中的木牍相比，竹简可以串起来 章太炎的解释颇有说服力，但有一点尚未解释清楚，“经”本指纺织中的纵线，而竹简在编连时均是横向穿绳，为何称经而不称纬？《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这里的“经”已经有法则、原则、义理的涵义了，因此我们似乎也不应把“经”训为“常”的这个解释推的太靠后。至少不能将之归结为汉代以后的儒家独尊。 那么，我们又有一个问题出来了，那就是战国早期文献中出现的经一般都不出六经范围之外，而到了战国后期，诸子百家都有各自的“经”，墨家有《墨经》，李悝有《法经》，地理有《山海经》，医家有《内经》，《国语·吴语》中“挟经秉枹”中的经又是指的兵书。仿佛早期的经还是专指，而到了后来反而成了泛指。 这个现象并不奇怪，因为在汉武帝置五经博士之前，并不存在一部或几部至高无上的经，当时的“经”只是各学派关键性书籍的泛称。儒家的经不一定是墨家的经，法家的经也不一定是道家的经。那为什么战国早期提到的经基本不出六经范围之外呢？这就要提到宗周王官学了。 自从胡适1917年发表《论九流出于王官说之谬》后，不少学者在谈到诸子百家时都不再提王官学的问题。然而胡适在写这篇文章时并没有清楚王官学的实质，王官学与后世单纯的思想学术不同，而是周室百官在长期任职实践中积累的经验，经过不断修订、不断条理化，最后汇集起来，即成为宗周王官学。 简而言之，王官学是一种包罗了西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军事、科学为一体的，“国家在当时所能涉及（广度）和所能达到（深度）的百科之学”（沈文倬先生语）。其特点就在于学在官府，其学的传承往往是通过上一任对下一任的培养与交接来实现，而周代又实行世卿世禄的制度，因此，王官之学往往是家传的，而且长期是在贵族中流传，民间不得与闻。 但随着王纲解纽，礼乐崩坏，王官失其守，王官学也逐渐向民间流传，王官所藏的典籍也逐渐在民间传播开来。因为百官任职的经验，往往是在父子祖孙间传授的（金文中也有王官升迁的记载，升迁后如何传授，旧官如何安置等问题，因为史料不足，无法讨论），未必形成文字，王官所藏的典籍，主体还是周室或各诸侯国的档案——诗书礼乐易春秋，也就是后来六经的雏形。所以《庄子·天运》中说“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到后来清代章学诚所说的“六经皆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没错的。 那么这些档案又自何而来呢？我们分开来看。 传说伏羲氏作八卦以类物情，而后人更三圣，事历三古，遂有《周易》，为太卜所掌。此前夏易叫《连山》，商易叫《归藏》，均已失传，这是《易经》之由来。 《汉书·艺文志》说“上古之君，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记言者为《尚书》；记事者为《春秋》。上古唐尧虞舜夏商周均有书，这个从现存29篇中也能看出来。而《竹书纪年》作为魏国国史，上溯至上古，则《春秋》原本应该也是如此。现在《史记》尚有伯禽之后历代鲁国国君在位年数，可证。这是《尚书》《春秋》之由来。 谣谚之兴甚早，《吴越春秋》记载有号称黄帝时的诗“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虽不可信，但也必是古歌之孑遗。《诗·大雅序》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自虞夏以后，三代均有采诗之官。夏有遒人，商有太师。《王制》说其“采之民间，陈于天子，以观民风。”这就是《诗经》的开始。 采诗之官去四处诸侯之国采及民风——通过民间的歌唱声音，可以得出一个邦国的治理水平与百姓的生活状况，从而最后汇报给天子。孟子所谓：“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古人通过音调、音律可以判断一个地方、一个人的状态如何。明代名医张景岳在辽东的时候，听到老百姓在田野里唱歌，一听那种悲凉的声音，就知道将要亡国，可谓得古之遗风。 《吕氏春秋·古乐篇》说，乐舞始于葛天氏，而伏羲神农都有乐名，至黄帝时，发明了六律五音之用。以后凡帝王改朝易姓、受命、都要作乐以表示功成。而日常祭祀、宴飨、朝觐、婚冠无一不用乐，圣王更要以乐教化百姓，故音乐之技，代有兴作，这就是《乐经》的开始。当然，《乐经》是否有文本写成，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古之贵族宴饮必奏乐，以与神沟通
古之贵族宴饮必奏乐，以与神沟通 上古之时社会蒙昧，圣王既作，本习俗以定礼文。所以唐虞之时，以天、地、人为“三礼”；以吉、凶、军、宾、嘉为“五礼”。夏、商，都有所损益。而到了西周，周公制礼作乐，由是而郁郁乎文哉，这是《礼经》的开始。但《礼经》最初是没有文本的，它不像《诗》《书》《易》《春秋》均有写成的文本，以便随时查阅。礼最开始是在礼官的不断演习中传承的，直到平王东迁，礼崩乐坏之后，恐有失传之虞，才写成文本，以便流传。 以上所述六经，《易》掌于太卜；《书》与《春秋》掌于太史、外史；《诗》掌于太师；《礼》掌于宗伯；《乐》掌于大司乐。如此看来，六经无一不是王官旧典，而当时学术自然也不会有超出六经之外的可能。 宗周礼乐文明赖周公而开，他不仅将远古至殷商的文化精髓加以总结和发展，形成系统化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以“礼”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和核心，同时并注入“敬德保民”等德治思想的因素，使其具有道德伦理的深刻内涵，这也是中华文明耀眼的地方。 周公制礼作乐的大旨，其实正是要从制度上追慕尧舜之治，以建设道德礼制为主要目的，而这在春秋战国之际遭遇了最大的危机。规范被践踏，秩序被破坏，德治被抛弃，礼乐失去了旧日的尊严与力量，成为了当权者夸示与享乐的工具，文武之道，礼乐之制此时已濒临消亡，而在这样一个严峻的时刻，一个存亡继绝的伟大人物出现了，那便是先师孔子。
孔子推动了王官之学普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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