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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由敦《松泉集文集.读荀子书后》曰：荀子言根乎道，而行文委曲纡徐，以畅其旨，孟子而外，卓乎为诸家冠。盖老子谨严，庄列恣肆，惟荀氏理近正而辞大醇，不独唐宋名家多从此出，即汉京贾董亦多依仿其文辞。愚谓学文之士，读六经《论语》而外，当读《荀子》。”
蔡上翔《王文公年谱考略》曰“自孔子没，汉司马迁传儒林，以孟轲、荀卿并列，由汉至唐，日盂、荀、 扬，由唐至宋，则经学愈盛，儒效益彰，非孟、荀、扬、韩勿道，则以此四子皆遵尚孔子者也。”
谢墉《荀子笺释·序》曰：荀子生孟子之后，最为战国老师。太史公作传，论次诸子，独以孟子、 荀卿相提并论，余若谈天、雕龙、炙毂及慎子、公孙子、尸子、墨子之属，仅附见于孟、荀之下。盖自周末历秦、汉以来，孟、荀并称久矣。……愚窃尝读其全书，而知荀子之学之醇正，文之博达，自四子而下，徇足冠冕群儒，非一切名、法诸家所可同类共观也。观于《议兵》篇对李斯之问，其言仁义与孔、孟同符，而责李斯以不探其本而索其末，切中暴秦之弊。乃苏氏讥之，至以为“其父杀人，其子必且行劫”。然则陈相之从许行，亦陈良之咎欤?此所谓“欲加之罪”也。 荀子在战国时，不为游说之习，鄙苏、张之纵横，故《国策》仅载谏春申事，大旨劝其择贤而立长，若早见及于李园棘门之祸，而为“厉人怜王”之词，则先几之哲固异于朱英策士之所为。故不见用于春申，而以兰陵令 终，则其人品之高，岂在孟子下？顾以嫉浊世之政，而有《性恶》一篇，且诘孟子性善之说而反之，于是宋儒乃交口攻之矣。尝即言性者论之：孟子言性善，盖勉人以为善而为此言；荀子言性恶，盖疾人之为恶而为此言。要之，绳以孔子相近之说，则皆为偏至之论：谓性恶，则无上智也；谓性善，则 无下愚也。韩子亦疑于其义，而为三品之说，上品、下品盖即不移之旨，而中品则视习为转移，固胜于二子之言性者矣。然孟子偏于善，则据其上游；荀子偏于恶，则趋乎下风，由愤时疾俗之过甚，不觉其言之也偏。然尚论古人，当以孔子为权衡，过与不及，师、商均不失为大贤也。
汪缙《绳荀》曰：有天下者，将以正人心，扶道术、济民生，比衷诸至圣。 至圣之道一，天道也......、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是授受，至孔子集其大成……孔子殁，曾、思继之，作《大学》《中庸》定其宗，传之孟子……孟子下，智足以知尊孔子者，荀子而已。中录曰《绳荀》，绳也者，绳其出入 也。荀子知尊孔子矣，与其本乎天者未明也。知放弃邪说矣，根株未断也。循其说以公制私，以顺胜逆，为汉唐之治而有余矣…… 世之难荀子者，其首必以性恶矣。以性恶难荀子者，其必主性善者也。性善一言，入圣之要领也。尧之所以为君，舜之所以为臣，孔子之所以为师，以此而已矣。性善一言，诚入圣之要领也。言性善者，使于耳目口鼻四肢，无非天理流行，则是耳善目善口善鼻善四肢善，是诚可言性善矣。吾窃恐言性善者，其于耳目口鼻四肢罔非人欲之所浸灌滋润也，则是耳恶目恶口恶鼻恶四肢恶，独笔之书者曰性善耳。呜呼！恶且不知，于善乎何有？且荀子之言性也，特举其偏而未概其全耳，未可以为大罪也。盖荀子之所谓性，与孟子相表里。孟子言其理，荀子言其质。所谓质者，耳目口鼻四肢而已。天予人以耳目口鼻四肢矣，耳非必逐于声，而声之所引必在耳，又弗能令其耳之无闻；目非必逐于色，而色之所引必在目，又弗能令其目之无见；口非必逐于味，而味之所引必在口，又弗能令其口之无；鼻非必逐于臭，而臭之所引必在鼻，又弗能充其鼻之无嗅；四肢非必逐于愉佚，而愉佚之所引必在四肢，又弗能令其四肢之无动息。盖生而有欲，欲之甚为恶，欲恶肆行莫遏，乱之本也。不有圣人之礼，则亦何所不至哉？荀子所谓礼，言其制度品节、日伪者，从人从为，言人为，非言假也。 耳不学同，然逐于声；目不学同，热逐于色;口鼻四肢不学同，然逐于味于 臭于愉佚。是生而有，故曰性恶。先王为之制节品度，守其耳不得逐于声，守其目不得逐于色，守其口鼻四肢不得逐于味于臭于愉佚。是从后 起，故日伪。《性恶篇》曰:“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胃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后然者，谓之生于伪。是性伪之所生，其不同之征也。 荀子主性恶，非毁之也，盖欲以顺而从，其从之也易；礼以逆而制，其制之也难。凡人从欲，必不曰从欲，曰吾以适性也。凡人不安礼，必不曰不安 礼，曰吾恐戾吾性也。直指其恶，见情欲之必不可从，礼之必不可不安；明其恶，遵其伪，见节制之在自为，不为则不立，不立则不能制，不制则乱，不能自已。《虞书》曰:“人心惟危。”人心虽危，不得不谓之心。荀子深识其 危，惟礼足以防之，故《富国篇》曰:“生也皆有可也。智愚同，所可异也，智 愚分。”言乎智愚不同，人心同也。《正名篇》日:“虽为守门，欲不可去。虽为天子，欲不可尽。”言乎势位不同，人心同也。唯人心之危也，故尽人不可以自纵，必于礼是归。此荀子之学，礼为之宗。礼有天有人。荀子以人制天，故人为之宗也。
难荀子者不可以已乎？虽然，吾知难之者之方未有已也。难者必曰:“李斯相秦，焚《诗》《书》，扫除先王之法度，是荀子之非思、孟有以启之。 斯固荀子之徒也。”应之曰:“斯之焚《诗》《书》，扫除先王之法度，有自来矣，以其便从事也。乌知其以便从事也？斯尝问荀子曰:‘秦四世有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非以仁义为之也。以便从事而已。斯之所由来可睹 矣。呜呼！小便者，大毒之所腊也。荀子斥之曰:‘非汝所知也。汝所谓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谓仁义者，大便之便也。”然则斯之所以相秦，焚《诗》《书》，扫除先王之法度者，叛荀子也。乃谓荀子启之乎?” “是则然矣。然则荀子何以非思、孟也?”应之日:“当战国之时，儒分为八，儒者之异同亦多矣，独荀子乎哉？”难者且曰:“韩非言说难，荀子先言说难。非之死，荀子诱之也。非亦荀子之徒也。”应之曰:“韩非之言说难，欲以售其术也。荀子之言说难，欲以行其道也。荀子曰:‘君子之度己则以绳，接人则用泄。’接人用泄，韩非有之矣；度己以绳，非亦有此乎？而谓荀子诱之，可乎？”难者且曰:“荀子有言:‘治则刑重，乱则刑轻。'是教世以重刑也，岂仁人之言哉？”应之日:“荀子之所谓刑重刑轻，非言制刑者也，言乎犯刑者也。世治则犯刑者少，犯则必刑，以其刑之称罪也，故曰刑重。世乱则犯刑者多，犯者不必刑，以其刑之不称罪，故曰轻也。不然，荀子尝言：进退诛赏，政之终也。用其终为始，则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乱所以自作矣。而肯重刑乎哉？”难者且曰:“荀子以便要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窥远收众之门户庸向，是导人主以近宦官宫妾也。”应之曰:“荀子之指。乃谓左右之不可不早选耳，非谓近宦官宫妾也。言涉便嬖，辞之失也。若夫便嬖左右亲比己者之用，如是者危削，綦之而亡，荀子固已知之矣。”难者且曰:“荀子尝言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是教臣以不忠也。”应之曰:“此为春申君言之也。春申擅主之威，荀子早知其无所税驾矣，故以此讽 之。《荀子.成相篇》曰:‘春申道缀，基毕输。'于其死而哀之深，以是知于其生而虑之切也。”难者且曰:“荀子尝述周公执贽而见者十人，还贽而见者 三十人，貌执之士百有余人，是何周公之劳也。”应之曰:“此古大臣礼贤下 士之盛轨也。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所以为休休如有容也。劳云乎哉。然则难荀子者不可以已乎。于此而不已，是必周、孔而后可也。”或曰:“奚必周、孔哉？荀子之说诚未至。其说至矣，如孟子者，孰得而难之?”应之曰:“是奚免于难哉。难孟子者，首必以王天下予诸侯矣， 以王天下子诸侯，其何以处周室哉？孔子尊周室，孟子王诸侯，岂《春秋》 志哉？孟子于齐宜王之问桓、文则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于其 问交邻国之道则日‘太王事獯鬻，勾践事吴’，勾践之视桓、文何等也，而与太王并称，可乎？且孟子之于鲁也，以方百里者五，有王者作，则鲁在所损；于齐地过千里，则幸有其地，可乎？如以其说而已，虽以孟子之书，亦岂能免于相难哉？苟求其志之所存，孟子之以王予诸侯者，所谓'民为贵' 者也，‘忧民忧，乐民乐’也。以桓、文为仲尼之徒所弗道者。欲进宣王以王道也。盖斥霸始可图王也。勾践与太王并称者，勾践忍死以存先人之宗社，其志足悲，其义足录也。于鲁则以为在所损者，恶争城争地之杀人也；于齐幸有其地者，以万乘之国行仁政而解天下之倒悬也。此孟子之志也。然则读古人书者，将徒执其说乎，亦将求其志之所存也？呜呼！战国鹜于功利，时有孟子，起而修明孔子之学，以排斥百氏，厥功伟矣。继孟子而起者，荀子一人而已。且其宗孔子也，非徒空言，实绳切时政，坦然可见诸施行，可不谓豪杰之士乎哉？且战国时多才士，醇明晓达，要无出荀子右者。荀子之徒，若韩非、李斯辈，其志趣卑下，其人可羞，其材则可驱策以就用。以荀子之学，荀子之才，使稍屈志，节趋功名之会，指挥非、斯辈及当世之才士而用之，混一天下，如反掌耳，乃独守孔子之道，抱其遗经以老死，可不谓豪杰之士乎哉！
其为荀子辩护，可谓详矣。
汪中《荀卿子通论》曰：自七十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传之，其揆一也。
王先谦《荀子集解·序》曰：昔唐韩愈氏以《荀子书》为“大醇小疵”，逮宋，攻者益众，推其由，以言性恶故。余谓性恶之说，非荀子本意也。其言曰:“直木不待檗栝而直者，其性直也曰；枸木必待乐栝悉矫然后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性恶，必待圣王之治、礼义之化，然后皆出于治、合于善也。”夫使荀子而不知人性有善恶，则不知木性有枸直矣。然而其言如此，岂真不知性邪？余因以悲荀子遭世大乱，民胥泯棼，感激而出此也。荀子论学论治，皆以礼为宗，反复推详，务明其指趣，为千古修道立教所莫能外。其曰“伦类不通，不足谓善 学”，又日“一物失称，乱之端也”，探圣门一贯之精，洞古今成败之故，论议不越几席，而思虑浃于无垠；身未尝一日加民，而行事可信其放推而皆准。而刻核之徒，诋淇横生，摈之不得与于斯道。余又以悲荀子术不用于当时，而名灭裂于后世流俗人之口，为重屈也！
尹家楣《荀卿论》曰：世每讥《宋史》不应分道学、儒林为二传。然则圣门四科何以分哉? 道学者，德行之科也。儒林者，文学之科也。是二者未始不相须，然始或各因其性之所近，而卒所成就又不无纯驳浅深焉。故其势不得不分。而要其有益于世，有功于圣人，则一而已矣。圣门德行，数颜、闵二冉，曾子以年少后于诸贤，然独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有孟子焉。圣门文学数 游、夏，而发明章句，子夏为多，其门徒亦最盛。数传之后而有荀卿焉。荀卿述礼乐，明王道，时有驳语。其纯粹颇逊于孟子，而其传《诗》、传《易》、传《礼》、传《春秋》，经学赖以不堕。则圣门文学之宗派，而汉经师 家法之所从出也。当战国时，异端蜂起，处士横议，纵横若苏、张，攻战若孙、吴，刑名若申、韩，荒诞若衍、奭，滑稽善辩若过、髡，空虚无实若蒙庄，充塞仁义若杨朱、墨翟。及其他博奥奇诡之材，人自为说，家自为书， 六经委诸榛莽，其不绝如千钧之系一发，非荀卿守之而传之，则百家之说皆有授受，而六经独无，更秦火之余，其孰从而求之哉？然则荀卿之功固不在孟子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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