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知心与知道

俗云：‘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实则吾心可有不自知，而他人先知之者。如颜回，岂不并未先知己心，得孔子为师，授之以道，始自知己心。即今两千五百年，吾侪亦何由知己心，读论语孔子语，乃始获知己心。故孔子于人心，可谓乃一先知先觉。孔子亦仅知天，知古圣人心，乃知己心，并能获知人心。吾侪生孔子后两千五百年，亦为一后知后觉，其义即在此。

俗又言‘知道’。知道犹难于知心。心在己，道则在大群中。己之不知，何以知群，更何以知大群中之道？故知道必尤赖先知先觉。姑以饮食言，孔子‘饭疏食，饮水，乐在其中’。颜子‘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颜亦可谓在两千五百年前，已先我而知饮食之乐。其实更在孔颜两千五百年前之人，亦可谓早已先孔颜而知饮食之乐。孔颜乃承此传统以为饮食，而同得其乐。何尝必如近人之所谓创造，乃始有此乐乎？今日吾人亦承孔颜以来两千五百年前之饮食以为饮食，又何尝必有所谓进步，纵有进步，亦可谓微知有味。一饮一食，历五千年之久，其间固有变，而更大则为‘承’。中国人不重变，而重承，承则必有‘化’。化即由承来，前后相承处即谓之‘道’。道中有化。但化则非变，傥谓之变，则历五千年之久，居今又何由得知古，而居古则更不知何谓今。而今日吾人则尽求变，又不知所变之系何，故今日不知明日，又何由而有前后相承之道。

由此言之，五千年前人先我有饮食，已先吾而得人生之大道，此所谓人心之‘同然’，而古人为之先知先觉。五千年后人，仍此饮食，则为后知后觉。但五千年来之饮食花样甚多，中国人则谓之‘文’，或曰‘化’。故五千年来之饮食谓之‘人文化成’，犹俗语言花样变。而此种种花样则皆属人生，故谓之‘人文’。饮食然，其他一切尽然，其为之主要中心之心性，亦莫不然。

其次试言男女。孟子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其实五千年前人已早有男女之欲，即知相爱，又知有别，于是而有夫妇之结合。生生不绝，成家成群，以至今日。故今人谈恋爱，五千年前人已然。论其情意，何尝有大变。但不能谓其无所化。故中国人言‘人文化成’，人文即人生花样，一切花样皆由化来，故称‘文化’。花样莫大于饮食男女。经长时间之继继承承，此则曰‘道’。人道即天道，亦即自然之道。中国人称‘天人合一’，即人文与自然之合一。今日则重视科学，科学即非自然，亦非人生。实乃人生中一工具，一手段。故余称西方文化为‘工具文化’，‘手段文化’。中国人则用一‘礼’字来把人生大欲饮食男女全都平易解决了，乃有功力用到其他方面去。西方人则不知中国人一‘礼’字，仅用一‘法’字来防止人生对饮食男女之种种活动。愈防止，而活动愈盛。而人生其他方面则反而全消失，全忘弃了。故其文化进步乃越简单越狭小，远不如中国之广大而沉深，融通而悠久。

人生饮食维持小我之短生命，男女乃维持其人群之长生命。凡所得以维持人类之生命者，中国人则谓之本于天命之‘性’。饮食男女则近性中之两欲，而孟子称之曰‘大欲’。性则更大于欲。故中国人所重乃在‘尽性’，而不在尽欲。西方人则仅知有欲，不知有性。亦可谓西方人乃知‘性恶论’，不知中国人之‘性善论’。故西方人信仰人生外有灵魂，灵魂始属善，而人生则尽属恶。故西方人于人生乃尽知饮食男女，而不知有中国人之所谓孝、弟、忠、信。中国中庸言‘率性之谓道’，性中亦兼饮食男女，而人生大道则有外于此者。西方人不之知，印度佛教又排拒男女以求道，饮食不能尽拒，乃主素食。此在人道中，有承有舍，亦可谓之大愚不灵矣。耶稣教虽不排斥饮食男女，但凯撒事凯撒管，耶稣教则仅灵魂上天堂。不仅不赖有男女，并亦不赖有饮食，故有世界末日，惟灵魂天堂乃得更古长存。此等信仰，实非其他人类之所能想像。
但饮食男女，在时间中则为人生之常道。在空间中，则亦各有限。饮食每日限三餐，夫妇限一男一女。故中国人言人生大道，纵不排除此二者，亦不奉此二者为主要。

二

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乃中国之至圣先师，为中国人道之大宗师。但孔子至七十之年，乃始有言‘从心所欲’。可见心之有欲，在中国虽亦认为乃人道中一大关键，但其所欲亦不能无失，亦不能尽从。孔子亦必至晚年乃能欲不逾矩。所谓‘矩’，即俗言‘规矩’之矩。西方则不言规矩，仅重法律。中国道家主‘规’，儒家主‘矩’，皆在人心中。非人心，即无以见规矩。而规矩则仅在指导人生一向往。西方人言法律，则在人心外，容易防止人心，为人心一限止，故西方人即言自由，则必言法律。法律即以防止其自由。中国人则即心即道，道即人心内在之所欲。故谓‘天人合一’。人生大道即人生之大法，而此所谓法乃礼而非刑。此则中西文化大相异之所在，又谁与深论之。

庄子言‘执其圜中’。圜即规，仅有一‘中’。凡天地间一切圆，皆同有一中，故有中即犹无中。因凡圆之中，皆同而无异。老子曰:‘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中国道家尚‘同’，主同不主异，故老子亦主‘无’。矩则有四方，其隅各不同。儒家言：‘先圣后圣，其揆则一。’非道家之仅有一中心。故儒家言同亦言‘异’。如我与人，同为人，而人各为己，又相异。道家则言混沌，不再看重此异处。此为儒道之相异。故儒家言人之相处，有同亦有异，如父慈子孝即属礼。道家则不言礼。老子言：‘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始。’忠信彼我一同，而礼则必分彼我宾主，不得有我而无彼，有主而无宾。孔子仅言不逾矩，故人道大同，而不害有分别之小异。五伦之道首夫妇，必言夫妇有‘别’，其义深长。道家则仅言大同，而不再言别。儒道之不同乃在此。

儒家言四方，又言‘两端’。彼我宾主，即人道之两端。实则死生存亡，亦即天道之两端。儒家即言天，又必言地。天圆地方，亦即大自然之两端。道家言天不言地，有阳无阴，乃只一端。儒家言：‘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故儒家最爱言‘中道’。

三

今果自历史文化之进程言，饮食男女，在孔子前两千五百年，如庖牺氏、神农氏时代一平民，即早已为先知先觉。而孔子生两千五百年后之春秋末年，已远为后知后觉。故孔子曰：‘若圣与仁，则我岂敢。我学不厌而教不倦。’孔子所自负，不重在其禀于天，而重在其任于己。性禀于天，而学则任于己。故孔子尤贵言‘学’。有学乃有教，而学又必先与教。先得孔子之心之同然者，乃远在两千五百年前牺、农时代之野人。孟子亦言：‘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豖游，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沛然若决江河。’此所见所闻之善言善行，均出深山野人中。舜亦后知后觉，贵在其学而已。

孔子又言：‘夏尚忠，殷尚鬼，周尚文。’尚忠，即贵在其能尽己之一心。尚鬼，则已走向外。古人与天皆在己之外，尚鬼则不免重外而轻内。尚文，乃回归于己，而花样则多了，一切古与天亦皆其花样。今傥以中西双方之文化演进言，亦可谓希腊重通商，已尚文。罗马时代耶教兴起，始尚鬼。较之中国，秩序颠倒，一若反其道而行。直至今日，实尚未能达于夏之尚忠时代。今日崇尚科学，花样繁多，实仍尚文。以比之中国，则实当谓其尚未能直接走向人生大欲之真目标。虽亦尚鬼如宗教，尚文如科学，但尚忠之人生本源大目标，则实尚未能接近。孔子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中国之夏尚忠即其质，而西方希腊经商则早已忘其质而趋于文。亦可谓中国自商周以后，早已进入文学时代、史学时代，而为文质彬彬一君子。西方则自罗马以迄近代，虽若日趋于文，而终缺其质。其如核子武器之发明，亦可称为科学大进步，但断非文化大进步。其实核子武器之发明与饮食男女之人生大欲又何关，岂不正反其道而行？以中国古代人之所谓‘文质彬彬’言，岂不大相违戾。

求富求强，亦可谓乃发源于人类求生存之本质。至于饮食男女人生大欲所存，则本源所在，与富强之间亦尚有距离。今为求富求强，而忘弃其饮食男女之大欲，则实非进，乃退。而中国则在满足其大欲之余，尚多演进，而得为一文质彬彬之君子。故余尝谓中国乃一‘艺术文化’，西方则仅是一‘科学文化’，两者之间，实有隔距。傥今日而孔子复生，其对西方文化，必当别有一番衡论。惟不当谓其求富求强乃在人生大道之进步中，此则决然可知者。

或言西尚‘别’，中尚‘通’。其实中国惟庄老道家言圆通。孔子言矩不言规，又称‘道之不行’，此亦与道家别。但言‘执两用中’。穷与通，亦道之两端。儒家不贵通，而贵中，此亦当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