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说苑》卷13权谋诗解14阻乏贡职以观其动武王独见雍季之言百世之谋 题文诗: 汤欲伐桀.伊尹曰请,阻乏贡职,以观其动. 桀怒而起,九夷之师,以伐汤之,伊尹谏汤, 曰未可彼,尚犹能起,九夷之师,是罪在我. 汤乃谢罪,请服复入,贡职明年,又不贡职. 桀怒又起,九夷之师,于是不起.伊尹曰可. 汤乃兴师,伐而残之.迁逐桀于,南巢氏焉. 武王伐纣,过隧斩岸,过水折舟,过谷发梁, 过山焚莱,示无返志.至有戎隧,大风折斾. 散宜生曰:此其妖欤?王曰非也;天落兵也. 风霁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啬.其又谏曰: 此其妖欤?武王曰否,天洒兵也.卜而龟熸. 乃又谏曰:此其妖欤?武王曰不,利以祷祠, 利以击众,是熸之已.是故武王,顺天地犯, 三妖而擒,纣于牧野,其所独见,其至精也. 昔晋文公,欲与荆人,战于城濮,君问咎犯. 咎犯对曰:服义之君,不足于信;服战之君, 不足于诈,诈之而已.君问雍季,雍季对曰: 焚林而田,得兽虽多,明年无复;干泽而渔, 得鱼虽多,明年无复.诈犹可以,偷一时利, 而后无报.遂与荆军,战而用诈,大败之及, 赏先雍季,而后咎犯.侍者问曰:城濮之战, 咎犯之谋!晋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谋; 咎犯之言,一时之权,吾既行之.仲尼闻曰: 文公之霸,既知一时,之权又知,万世之利. 《原文》 汤欲伐桀。伊尹曰:“请阻乏贡职以观其动。”桀怒,起九夷之师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犹能起九夷之师,是罪在我也。”汤乃谢罪请服,复入贡职。明年,又不供贡职。桀怒,起九夷之师,九夷之师不起。伊尹曰:“可矣。”汤乃兴师,伐而残之。迁桀南巢氏焉。 《原文》 武王伐纣,过隧斩岸,过水折舟,过谷发梁,过山焚莱,示民无返志也。至于有戎之隧,大风折斾。散宜生谏曰:“此其妖欤?”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风霁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啬。散宜生又谏曰:“此其妖欤?”武王曰:“非也,天洒兵也。”卜而龟熸。散宜生又谏曰:“此其妖欤?”武王曰:“不利以祷祠,利以击众,是熸之已。”故武王顺天地,犯三妖而禽纣于牧野,其所独见者精也。【注释】 斾,汉字,读作pèi,古同“旆”:“织文鸟章,白~央央。” 【译文】 周武王征伐商纣王,清晨点燃蜡烛动身,通过隧道后破坏了两壁,渡河后毁了船只,经过山谷后拆除桥梁,走过山地就焚烧莱菜,以此向百姓表示义无反顾的意志。行军到有戎地区的一条大隧道时,大风吹折了军旗,散宜生进谏说:“这是妖孽作怪吧?”武王说:“不是,这是上天为我们降下兵器(砍断的)。”风刚停不久,接着又降下大雨,大水遍流,行动不便,散宜生又进谏说:“这是妖孽作怪吧?”武王说:“不是,是上天洒水来为我们洗刷兵器。”占卜时,烧龟甲的火熄灭了,散宜生又进谏说:“这是妖孽作怪吧?”武王说:“说明此时我们不应当祝祷神灵,而应当去激励全军的士气,这是火熄灭所预示的意思。”所以武王顺遂天地,逆犯三种妖兆,而在牧野擒拿商纣王。他的独到见解真精辟啊。 《原文》 晋文公与荆人战于城濮,君问于咎犯。咎犯对曰:“服义之君,不足于信;服战之君,不足于诈,诈之而已矣。”君问于雍季,雍季对曰:“焚林而田,得兽虽多,而明年无复也;干泽而渔,得鱼虽多,而明年无复也。诈犹可以偷利,而后无报。”遂与荆军战,大败之。及赏,先雍季而后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战,咎犯之谋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谋也;咎犯之言,一时之权也,寡人既行之矣。”(仲尼闻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时之权,又知万世之利。”) 【译文】 晋文公要在城濮和楚军交战,文公征询咎犯的意见,问咎犯:“这仗该怎样打?”咎犯说:“如果是做仁义的事,那就不该讨厌忠诚守信用;如果是和敌军开战,那最好是兵不厌诈。现在既然是和楚军交战,君王你就只管使用欺诈就可。”
文王辞别咎犯后,又去请教雍季,雍季回答说:“放火来焚烧山林,尽管暂时能打获到很多野兽,但是最终会到无兽可猎的地步;用欺诈手段对付人,虽然一时能获得很多利益,但到最后一定会无利可图。所以君王还是正大光明行事为好。”
文王没有听从雍季的话,而是采纳了咎犯的计策,和楚军开战时用计大败楚军。回国以后,嘉奖有功人员,首先是奖赏雍季,然后才奖赏咎犯。这时晋文公身边的人就说了:“我们之所以能在城濮之战中获胜,靠的是咎犯的计策。君王论功行赏为何将雍季放在最前面,这是为什么?”文公回答说:“咎犯的诈术,只是权宜之计,适用于一时战争需要;而雍季的忠信观点,则是符合长远的利益,我怎么能只看重权宜之计而轻视长远利益呢?” 【注释】 出自 《吕氏春秋》卷14孝行览4义赏2诈伪不长赏必以义:
原文: 昔晋文公将与楚人战于城濮,召咎犯而问曰:“楚众我寡,柰何而可?”咎犯对曰:“臣闻繁礼之君,不足于文,繁战之君,不足于诈。君亦诈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诈伪之道,虽今偷可,后将无复,非长术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败楚人于城濮。反而为赏,雍季在上。左右谏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谋也。君用其言而赏后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时之务也。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世之利者乎?” 孔子闻之,曰: “临难用诈,足以却敌;反而尊贤,足以报德。文公虽不终,始足以霸矣。” 【译文】《吕氏春秋》 从前晋文公要跟楚国人在城濮作战,召来咎犯问他说:“楚国兵多,我国兵少,怎样做才可以取胜?”咎犯回答说。“我听说礼仪繁杂的君主,对于礼仪的盛大从不感到满足,作战频繁的君主,对于诡诈之术从不感到满足。您只对楚国实行诈术就行了。”文公把咎犯的话告诉了雍季,雍季说:“把池塘弄干了来捕鱼,怎能不获得鱼?可是第二年就没有鱼了,把沼泽地烧光了来打猎,怎能不获得野兽?可是第二年就没有野兽了。诈骗的方法,虽说现在可以苟且得利,以后就不能再得利了,达不是长久之计。”文公采纳了咎犯的意见,因而在城濮打败了楚国人。回国以后行赏,雍季居首位。文公身边的入劝谏说:“城濮之战的胜利,是由于采用了咎犯的谋略。您采纳了他的意见,可是行赏却把他放在后边,这或许不可以吧!”文公说:“雍季的话,对百世有利,咎犯的话,只是顾及一时。哪有把只顾及一时的敞在对百世有利的前面的道理呢?”
孔子听到这件事以后,说:“遇到危难用诈术,足以打败敌人;回国以后尊崇贤人,足以报答恩德。文公虽然不能坚持到底,却足以成就霸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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