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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中国的圣人，也是世界的圣人。有关孔子的思想及其哲学的研究，近年已蔚为热潮，而关于孔子生年月日及形貌，则迄今未能得到正确认识。应该说，正确确定孔子生年月日及形貌，既是对圣人的尊重，更是对历史及学术的尊重。古话说：祭不以时则神不享。所以就祭孔而言，必须有正确的时间。而正确描绘孔子的形貌，更是对孔子的人格尊重。笔者数年前曾对这两个问题进行过专门研究，现在孔子宗亲大会上再次提出，希望能得到圣人后裔们的重视。
一、孔子生年月日
关于孔子的生年，“聚讼二千年矣”。目前通行的说法是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即鲁襄公二十二年周历十月、夏历八月二十七日，每年曲阜祭孔，定为公历9月28日。
今相关之早期记载，于文献凡有四见：
《公羊传·襄公二十一年》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谷梁传·襄公二十一年》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庚子，孔子生。
《史记·孔子世家》
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
《索隐》曰：“《公羊传》：‘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今以为二十二年，盖以周正十一月属明年，故误也。”
此外，《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于周灵王二十一年、鲁襄公二十二年注“孔子生”三字，亦无月日。
可见二传皆为鲁襄公二十一年，《史记》为鲁襄公二十二年。钱穆先生根据韩非两人争讼“后息者为胜”的原理，取后说，并认为“至于详考确论，不徒不可能，抑且无所用”。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孔子生年考》，商务印书馆2001年8月版，第2页事实上，这个问题在今天不仅已经可以确论，而且变得非常简单。因为现代天文学的研究成果，已经使数千年前中国古历每个月的朔日干支及所对应的公历日期一一得到确定。比如南京天文台张培瑜先生所编制的《中国先秦史历表》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齐鲁书社1987年版。以下简称《张表》，就已经将公远前1500年至公元前105年期间每一年之每个月的朔日干支与公历月日一一照应。其表不仅可以轻易地查算出其间任何一年之任何一月之任何一干支日在当月的日次及公历日期，而且可以验证古书年月历日记载的正误。所以，关于孔子之生年月日，现在完全可以得到最终的确定。而确定孔子的实际生年月日，自然有其实际的意义，比如知孔子之年寿，确定孔子的纪念日之类。钱穆先生所谓“无所用”，实际上只是因为“不可能”而发的推托之辞。那么孔子究竟生于何年何月何日？以上所引的文献材料究竟何说为是？
首先，从上面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到，二传之“庚子”月份虽然相差一个月，但其九月“庚戌朔”与十月“庚辰朔”则是相同的，而且皆有日食记录。考《春秋经》，于襄公二十一年也有“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的记载。这一记载是否可靠？据《张表》所附《春秋日食表》，襄公二十一年之庚戌朔确实发生过曲阜可见的食分为0.77的日食，说明二传所记九月天象及干支是可信的。《张表》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无日食，说明二传该月“日有食之”四字可能是承《春秋经》以来之误记。杨伯竣于此经下注曰：“此日不入食限，史官误记，或司天者误认。两月比食虽有之，惟皆为偏食，而非同一地所能迭见。若全食、环食之后，决无两月连食之理。”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055-1056页可见此十月庚辰朔之日食确实不当有。十月日食虽属误记，但并不影响九月“庚戌朔”日食的可信性，因为已经得到天文学的验证。九月“庚戌朔”日食既可信，那么十月“庚辰朔”自然也就没有问题。十月既为“庚辰朔”，庚子去庚辰21日，庚子日自然就是十月之二十一日按：钱大昕据三统术推出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己卯朔，得庚子为二十二日，而十一月则不得有庚子。可见《谷梁传》之“十月”是正确的。那么也就是说，孔子之生日应为当时“庚辰朔”之十月二十一日，这是首先可以确定的。
关于生年，《史记》虽记在襄公二十二年，但无月日，加之时代晚于二传，其可信度理应不如二传。更重要的是，查《张表》，襄公二十二年整个一年都没有庚辰朔之月，也没有日食，可见其说确实不可信。所以，当以二传为是。钱大昕曰：“贾逵注《左传》于襄公二十一年云：‘此年仲尼生。’又昭二十四年服虔注引贾逵说云：‘仲尼时年三十五。’是汉儒皆以孔子生在襄公二十一年也。”钱大昕：《十驾斋养心录》卷2，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版看来汉儒以孔子生在襄公二十一年的说法是正确的。《史记》定为襄公二十二年没有任何依据，应当属于误记。《阕里志》云周灵王二十一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无疑也是本于《史记》，所以不可信。司马贞《史记索隐》曰：“《公羊传》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今以为二十二年，盖以周正十一月属明年，故误也。”《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06页今按：周正十一月仅为夏正九月，断无属明年之理，司马贞之说非是。看来所谓“后息者为胜”的说法，并不科学。所以我们不能轻从《史记》。
如上所辨，《谷梁传》的材料最为合理可信。那么孔子之实际生年月日，就应是鲁襄公二十一年“庚辰朔”之十月“庚子”--二十一日。清人郑晓如《阕里述闻》云：“或谓周灵王二十年、鲁襄公之二十一年岁在己酉，冬十月建癸酉，二十一日庚子也。据穀梁赤《春秋传》、唐陆德明古本公羊高《春秋传》及杜预《春秋长历》。”《阕里述闻》卷1，同治七年刻本结论正同。看来这一日期之农历推算并不困难，只是传言“王正月”，说明用的是周历。周历十月，即夏历八月。目前通行的说法以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即鲁襄公二十二年周历十月、夏历八月，说明是年从《史记》，月从《谷梁传》。宋代孔传撰《孔氏祖庭广记》云：“鲁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日，孔子生。”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卷1，山东友谊书社1998年影印本应该是此一组合的最早出处。然而年从《史记》本已不可信，而月从《谷梁传》更等于是张冠李戴。因为中国古历每年同一个月的朔日干支并不相同，求其具体日期，必须从该月之朔日推算。月配错了年，具体日期自然会产生差异。可见目前所谓“鲁襄公二十二年周历十月、夏历八月”的说法，绝对不可取。
目前通行说法之“二十七日”由何而来？考明人陈镐《阕里志·尼山毓圣》云：“周灵王二十一年庚戌，即鲁襄公二十二年。是年冬十月庚子日，先圣生。十月庚子，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注云：“出《孔庭纂要》。”陈镐：《阕里志》卷4，山东友谊书社1998年影印本《路史》卷四十三云：“以《孔氏家谱》及《祖庭记》等所以俱云二十二年十月庚子，乃二十有七日。”罗沁：《路史》，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看来也有依据。具体是怎么得出来的，古人自有其方法。我们根据干支推算，如果庚子为二十七日，则该月为甲戌朔。因为庚子去甲戌，正好27日。那么此说是否合理？查《张表》，公元前551年即灵王二十一、鲁襄公二十二年周历十月为甲戌朔。看来其依据确实是“庚子，孔子生”的记载。然而，原始记载明明是“庚戌朔”月之庚子，怎么可以拿来与甲戌朔之月相配？众所周知，同名的干支日，一年之内可以出现6次，如果朔日不确定，任何干支日辰几乎都可以是任意的。《孔氏家谱》及《祖庭记》《阕里志》等文献都按照后世纪日的习惯而忽略了朔日干支，无疑是不可以直接据以推算的。如果直接据之推算，结论自然不可能正确。而一旦确定了朔日，其干支日辰就只能是唯一的。那么甲戌朔之庚子，怎么能等于甲辰朔之庚子？可见将本来属甲辰朔之庚子拿来与甲戌朔相配，也无异于张冠李戴。那么如果年从二传定为鲁襄公二十一年，周十月夏八月二十七日的说法是否能够成立呢？也不能。因为鲁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戌朔，二十七日为己卯，根本就没有庚子。由此可见，目前关于孔子诞辰的通行说法之农历年月日组合，完全是一种无理的、不合逻辑的组合。
那幺正确的农历组合，即鲁襄公二十一年庚辰朔之周历十月庚子日，于公历为何年何月何日？查《张表》，公元前552年即灵王二十年鲁襄公二十一年周历十一月庚辰朔，与二传及《春秋经》差一个月。然而其表之十月为庚戌朔，与二传及《春秋经》之九月庚戌朔又一致。可见是递差一个月。这就说明，二传及《春秋经》历日干支记载虽然是真实的，但当时实际历法失真，上年误闰一月。就是说，当时上年本不应有闰月，而误置了一个闰月，使当年月份统一提前了一个月，这样一来，十一月就成了十月，十月就成了九月。误闰及失闰的现象，在古代是常有的，所以不足为怪。总之，该月庚辰朔没有问题。庚辰朔既无问题，那么只要查出其所对应的公历日期，孔子所生庚子日所对应的公历日期自然也就可以确定。查《张表》，此庚辰朔为公历公元前552年9月19日。庚子去庚辰21日，那么孔子生之庚子日，即该月之二十一日，于公历就是公元前552年10月9日。江晓源：《走来走去·孔子诞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6-188页江晓原教授运用现代天体力学方法回推，验证了“庚戌朔”日食，并结合儒略日，排算出的结果也是公元前552年10月9日，与我们的结论完全一致。看来孔子的实际生年月日，确应如是定。
近年曲阜祭孔定在公历9月28日，这个日期又是怎么来的？换算回去，公元前551年公历9月28日在当年即鲁襄公二十二年为周历十月、夏历八月二十一日。正与《阕里述闻》所记之或谓说及我们所求出的农历日期相同。看来公历9月28日，确是由周历十月、夏历八月二十一日之说换算而来。然而《阕里述闻》所说的是鲁襄公之二十一年之十月二十一日，怎么可以当鲁襄公之二十二年之十月二十一日？如果置于鲁襄公之二十二年，则十月二十一日为甲午，朔日为甲戌，干支完全不同。而甲戌朔与甲午日，于文献根本没有任何记载。可见近年祭孔定为公历9月28日，完全没有道理。
综上可知，目前通行说法之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即鲁襄公二十二年周历十月、夏历八月二十七日，是年从《史记》之误记，月日从《穀梁传》而忽略了月朔干支；近年祭孔所定之公历9月28日，其月日虽从《穀梁传》换算，而其所由得之年又从《史记》之误记，可见都不合理。所以，如果要讲求实际、讲求科学，孔子的生年月日及每年祭孔时日就必须重新颁定。
二、孔子之形貌
孔子之形貌，理应有一个客观真实的描绘。近年来有绘制孔子标准像之举，应该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因为它不仅意味着对孔子本人的尊重，同时也意味深着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很多人以为真实的孔子像根本无法绘制，因为孔子以后的人谁也没有见过孔子。其实，这只是一偏之见：后人虽不可能见知孔子，不等于当时人没有见闻。而文献之中，恰有当年亲见者对孔子形貌的描述。既是亲见，必当真实。所以，通过对文献材料的分析诠释，完全可以描绘出接近真实的孔子形像。以下，我们分三步进行考察：
一）基本材料
有关孔子形貌的早期较完整记载，于文献主要有四见：
1.《孔丛子·嘉言》：
夫子适周，见苌弘。言终退，苌弘语刘文公曰：“吾观孔仲尼有圣人之表：河目而隆颡，黄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龟背，长九尺有六寸，成汤之容体也。”
2.《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然若丧家之狗。”《论衡·骨相》同
3.《孔子家语·困誓》：
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独立东郭门外。或人谓子贡曰：“东门外有一人焉，其长九尺有六寸，河目隆颡；其头似尧，其颈似皋繇，其肩似子产；然自腰已下，不及禹者三寸；累然如丧家之狗。”
4.《韩诗外传》卷9：
孔子出卫之东门，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车避，有人将来，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卿亦曰：“二三子引车避，有圣人将来。”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而视之五十步，从而望之五十步，顾子贡曰：“是何为者也？”子贡曰：“赐之师也，所谓鲁孔丘也。”姑布子卿曰：“是鲁孔丘欤？！吾固闻之。”子贡曰：“赐之师何如？”姑布子卿曰：“得尧之颡，舜之目，禹之颈，皋陶之喙。从前视之，盎盎乎似有王者；从后视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圣者也。”子贡吁然。姑布子卿曰：“子何患焉！污面而不恶，葭喙而不藉，远而望之，羸乎若丧家之狗。”
二）材料的可信性分析
《孔丛子》一书，长期被视为伪书。近年研究证明，该书虽然最终成书较晚，但其本身有丛聚性质，为多人多次作成。其中记孔子、子思、子高、子顺的部分，确当为孔子八代孙孔鲋所辑撰，均有较早的材料来源。《嘉言》为《孔丛子》第一篇，至少目前我们还无法证明其所记不真。即如孔子适周一事，《史记·孔子世家》亦记之曰：“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可见事有原委。尽管对其发生的具体时间尚存争议，但随着描绘孔、老相会场面汉画像石的出土，今人多已不再怀疑其事。而苌弘与刘文公，更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二人分别为周敬王公元前519-公元前476之大夫与卿士。孔子既曾适周，苌弘自有可能见之。《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载：“八月丁酉，南宫极震。苌弘谓刘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济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弃之矣！东王必大克。’”亦可见苌弘与刘文公关系亲密。而孔子适周，则很有可能就在昭公二十四年。所以，苌弘见孔子而语刘文公孔子形貌，完全可能。苌弘称“吾观孔仲尼有圣人之表”，说明他对孔子体表形貌有过仔细观察。所以，其说必当可信。应该说，《孔丛子·嘉言》篇的记载，是目前可见最早也最真实的关于孔子形貌的材料。《论语·述而》记孔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说明当时确有尊孔子为圣人者，亦可证苌弘之说不妄。
《史记》中的材料，一般均不怀疑。《家语》伪书说，近年亦被打破，只是其中偶有“浮说”，或经后人润色改造之处，诚为事实。这里二书所记基本相同，说明二者有共同的材料来源，本身证明其出不晚。而所记郑人谓子贡云云，说明该郑人亲见孔子，所以其说亦必可信。唯一值得怀疑的，是《家语》“长九尺有六寸”、“河目隆颡”二句为《史记》所无，却与《孔丛子》相同。以理而言，郑人与苌弘地隔千里，不可能讲同样的话；而据文言之，郑人只是路过偶见，也不可能确知孔子长九尺六寸。所以可以肯定，《家语》二句当为后人据《孔丛子》补增。因为增加了“河目隆颡”，所以后面的“其颡”又改成了“其头”。
《韩诗外传》虽为汉初作品，但其材料也多来自先秦。具体如孔子出卫之东门遇姑布子卿之事，似非后人所能凭空杜撰。尤其是姑布子卿相孔子亦言其颡、目、颈、肩部特征，与苌弘和郑人所道基本一致，本身就说明较为可信，可证其确为亲见。所以，我们也宁可信其真。只是“远而望之，羸乎若丧家之狗”一句，似与其上文不谐：上文姑布子卿安慰子贡“子何患焉”，所言“污面而不恶”，“葭喙而不藉”，亦皆正面之辞。既安慰之，不可能忽曰“羸乎若丧家之狗”，而且他也不可能与郑人讲同样的话。所以，该句当是流传过程中后人据《史记》或《家语》的材料补增。
以上可见，尽管《家语》及《韩诗外传》的材料或有后人补增，但也是各有所据。所以，四条材料基本上都是可信的。关键是均出于亲见者之口，为第一手材料。那么，我们自可以之为主要依据，描绘真实的孔子形貌。
三、孔子的真实形貌
根据以上的基本材料，再参照其它零星记载，我们可以从以下诸多方面对孔子的真实形貌进行描绘：
一）身高
苌弘亲观孔子，言其“长九尺有六寸”，应属可信。另外《荀子·非相》亦云：“仲尼长，子弓短。”《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亦均言孔子身长。虽非亲见，但与旧合，说明是有所依据。所以，孔子身高“九尺六寸”，应该没有问题。问题是“九尺六寸”相当于现今多高？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明确其“尺”是什么尺。
如众所知，三代之尺不同，战国秦汉尺又不同。苌弘为周人，所言自应是周尺。所以，“九尺六寸”之“尺”必是周尺。周尺长度无明确记载，但我们知道周代“人长八尺”，而秦汉“人长七尺”。说明两尺之比例为8：7。秦汉尺长23厘米。那么秦汉7尺，就是161厘米。除以8，周尺就应是20.1厘米强。那么周尺“九尺六寸”，就应是193厘米。所以我们说，孔子身高应为193厘米。或谓孔子身高226.7厘米，当是用战国秦汉之尺折算。
二）面相
关于孔子面相，《韩诗外传》之姑布子卿谓“污面而不恶”，为亲眼所见。而《荀子·非相》又云：“仲尼之状，面若蒙倛。”倛，是古代驱疫避邪的神像。面若蒙倛，就是说脸好像戴着驱邪的面具，形容怪异可怕。荀子未见孔子，人也不可能长成这个样子，其说完全是出于猜测，或者故意夸张，言其正直、威严而已；或者由“污面”说演化而来，也有可能。如果那样，就更加证明“污面”说之可信。所以，孔子“污面而不恶”当无疑问。污，即污秽、不干净，具体应指黑。恶，谓丑陋。“污面而不恶”，就是脸黑，但不丑陋。
三）嘴巴
姑布子卿说孔子得“皋陶之喙”，说明孔子的嘴巴有特点。具体他描绘成“葭喙而不藉”。葭，借为“嘏”，大也。喙，即嘴。藉，同“借”，假也。意思是嘴大但很协调，不像借的、假的。说明其嘴形与脸形一致。
另外，《太平御览》人事部八引《孝经援神契》曰：“孔子海口，言若含泽。”海口，也形容嘴大。可见孔子嘴大，有较多的流传。所以，孔子嘴大应是事实。
又《太平御览·人事部九》引《孝经钩命诀》云：“仲尼斗唇。”也可姑妄信之，因为与“葭喙而不藉”及“海口”说并无矛盾，说明有所依据。斗，方形之物。斗唇，说明嘴是方形。嘴呈方形，意味着嘴角上翘。若然，可知孔子嘴大，方形，嘴角上翘。当然，嘴大而方又与脸形一致，说明其的脸庞较大而且也是方形。
四）眼睛
姑布子卿说孔子得“舜之目”，说明孔子的眼睛有特点。而苌弘描绘为“河目”，看来也应可信。何谓“河目”？王肃《家语》注云：“河目，上下匡平而长。”眼匡平而长，意味着眼睛不圆，像一道缝。另外，“河”还可能有深的意思。而《路史·后记》云：“仲尼……堤眉谷窍。”谷，形容深陷。堤眉谷窍，即高眉骨深眼窝。正与“隆颡”之说相合，也与“河目”之说一致。所以，尽管苌弘、郑人、姑布子卿三人均未言，我们也可知孔子为高眉骨深眼窝。
五）牙齿
苌弘、郑人、姑布子卿三人均不言孔子牙齿，文献亦别无所言，说明孔子牙齿正常。唯《太平御览·人事部九》引《孝经钩命诀》云：“夫子骈齿。”并二为一谓之骈。齿，谓门牙。两颗门牙连为一体，不符合人体生理科学，人亦未见有两颗门牙长为一体的，所以不可信，此应是后人神异孔子的想象之辞，如同谓帝舜骈齿、武王骈齿一样。
常见孔子画像和塑像几乎均有两颗大板牙，当是相信并误解《钩命诀》“夫子骈齿”所致，实际上是对孔子形象的丑化，应该予以纠正。
六）额头
姑布子卿说孔子“得尧之颡”，颡，就是额头。说明孔子的额头有特点。那么苌弘所道“隆颡”，自应可信。隆，谓高、突出。所以，孔子应是高长额。额头高隆起，头顶自然会显得低凹。可证所谓孔子“生而首上圩顶”说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另外，孔子“隆颡”，与其大智慧正相称，所以完全可能。因为正如民间所云，额头高之人聪明。
七）身材
苌弘言其“修肱”，说明孔子臂长于常人。郑人又说“自腰已下，不及禹者三寸”，意思是孔子下半身较短。下半身之所以短，可能正是因为臂长。所以，孔子臂长应该是真实的。
另外，所谓“丧家之狗”，也与身材有关。
何谓“丧家之狗”？一般理解为无家可归之狗，其实完全属于误解。因为我们看到，《史记》云“累累然若丧家之狗”、《家语》云“累然如丧家之狗”、《论衡》云“傫傫若丧家之狗”、《韩诗外传》云“羸乎若丧家之狗”，原文前面均有形容词“累然”“傫傫”或“羸乎”，而且《韩诗外传》前面更有“远而望之”四字。那么何谓“累然”？王肃曰：“丧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见饮食，故累然而不得意。孔子生于乱世，道不得行，故累然不得志之貌也。”
王肃之说完全属于意解。因为“累”，是积累、增多之义；“傫”，谓垂貌，均与不得意、不得志或丧家狗不伦。而且此话本出偶见孔子之郑人之口，只能指其形貌。所以，这里的“累”、“傫”只能看成“羸”的通假字。就是说《家语》“累然”、《史记》“累累”、《论衡》“傫傫”，都是“羸乎”或“羸然”的意思。何谓“羸然”？《说文解字》云：“羸，瘦也。”《礼记·问丧》有“身病体羸”之说，无疑也是瘦的意思。可见“羸乎”或“羸然”，是形容瘦的样子。所以，所谓“累然若丧家之狗”、“累累若丧家之狗”、“傫傫若丧家之狗”、“羸乎若丧家之狗”，都只能是说他瘦得像丧家狗，而不是说他无家可归像丧家狗，更不是不得志像丧家狗。那么，根据“累然若丧家之狗”或“羸乎若丧家之狗”的材料，我们就知道孔子的身材比较瘦。看来后世所谓孔子“大九围，坐如蹲龙”之类，皆无稽之说，纯粹是出于对孔子的敬重。
八）肩背
郑人说“其肩似子产”，说明孔子之肩确有特点。那么姑布子卿也说“高肩弱脊”，自应可信。高肩，谓双肩高耸。弱脊，谓其脊背柔弱不直，正与苌弘“龟背”之说相合。《太平御览·人事部十二》引《孝经钩命诀》也云：“仲尼龟背。”另贾谊《新书·容经》载：“子路见孔子之背，謦折举哀。‘”也见脊背异常。所以“弱脊”、“龟背”之说当属可信。“龟背”，即脊背弓起如龟背，也就是驼背。可知孔子驼背。当然不可能太驼，否则不可能高九尺六寸。
九）头形
《白虎通·姓名》云：“孔子首类鲁国尼丘山，故名丘。”尼丘山是何形状？传统的说法，谓尼山有五峰，周边四峰高，中峰略低。《兖州府志》承其说，亦云：“其山五峰连峙。”事实如何？我们曾作实际考察发现，尼山并非五峰，也不是周边四峰高，中峰略，更无凹顶。所以，旧说不可信。
又《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论衡·骨相》云：“孔子反羽宇。”
因为生而首上圩顶，而起名为丘取字为尼，固亦不可信，但所谓“圩顶”、“反羽宇”，结合“隆颡”看则并非纯是妄语。因为人之前额高，头顶部分自然会显得下凹。所以，孔子头顶较之前额略显稍凹，应是事实，但绝非四周高中间低，也不可能完全是“圩顶”或“反羽宇”状。所谓“圩顶”、“反羽宇”，无疑有讹传的成分。
十）胡须
孔子有无胡须，《孔丛子·居卫》有明确记载：“子思适齐，齐君之嬖臣美须眉立乎侧。齐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须眉于先生也。’子思曰：‘非所愿也。所愿者唯君修礼义，富百姓，而伋得寄帑于君之境内，从襁经负之列，其荣多矣。若无此须鬣，非伋所病也。昔尧身修十尺，眉乃八彩，实圣；舜身修八尺有奇，面颔无毛，亦圣；禹、汤、文、武及周公勤思劳体，或拆臂望视，或秃骭背偻，亦圣：不以须眉美鬣为称也。人之贤圣在德，岂在貌乎？且吾先君生无须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损其敬。由是言之，伋徒患德之不劭，不病毛鬓之不茂也。’”
子思为孔子之孙，所称“吾先君”即孔子。孔安国《尚书序》有“先君孔子”之说，亦可证。子思亲见孔子，所言孔子“生无须眉”理应可信。然则可知孔子无胡须可知。
需要指出，一本《孔丛子》“吾先君生无须眉”作“吾性无须眉”，如此则成了子思无胡须。然而作“吾性无须眉”，则与上下文子思自称“伋”并言其“毛鬓不茂”不合。所以必非原作，一本当非，可能是传者为了维护孔子形象而改。
综合上考，孔子真实形貌大致可以描绘为：身高193厘米，较瘦，背稍驼，高肩、长臂；大方脸，脸较黑，长四方嘴；高额头，高眉骨，深眼窝，眯缝眼；无板牙，无胡须。
孔子的真实形像，似应如此画。可见真实孔子的形象，至少是没有胡须。所以单从这一点说，自古及今的所有孔子画像或雕像，没有一副或一件是符合事实的。所以，我们必须重新为孔子绘制标准像，这也是我个人的郑重建议。
作者：黄怀信，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是黄怀信先生在中华诗礼家风学术研讨会暨中华孔子学会孔子后裔儒学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研讨论文，收录在《诗礼传家》第一辑第157-169页，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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