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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贾谊《新书》卷21铜布诗解禁民铸钱铜不布下民反耕田以御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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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向东 发表于 2023-4-1 10:48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贾谊《新书》卷21铜布诗解民铸钱铜不布下民反耕田以御轻重
题文诗:
铜布于下,为天下菑,何以言之?铜布于下,
民铸钱者,大抵必杂,石鈆铁焉,黥罪日繁,
此一祸也.铜布于下,伪钱无止,钱用不信,
民愈相疑,此二祸也.铜布于下,采铜,
弃其田畴,家铸,损其农事,不为,
则邻于饥,此三祸故,不禁铸钱,则钱常乱,
黥罪日积,是陷阱且,农事不为,有疑为菑,
故民铸钱,不可不禁.上禁铸钱,必以死罪.
铸钱者禁,钱必还重,钱重则盗,铸钱者起,
则死罪又,复积矣铜,使之然故,铜布于下,
祸博,博祸可除,七福可致.何谓七福?
上收铜勿,令布下则,民不铸钱,黥罪不积,
此其也.铜不布下,伪钱不繁,民不相疑,
此其也.铜不布下,不得采铜,不得铸钱,
民反耕田,此其也.铜不布下,毕归于上,
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以术,敛之钱重,
以术散之,则钱必治,货物必平,此其也.
挟铜之积,以铸兵器,以假贵臣,小大多少,
各有制度,以别贵贱,以差上下,等级明矣,
此其也.挟铜之积,以临万货,以调盈虚,
以收倍羡,则官必富,末民困矣,此其也.
挟铜之积,制吾弃财,以与匈奴.逐争其民,
敌必坏矣.此谓七福.善为天下,也必,
祸而为福,转败为功,今退七福,而行博祸,
可长,此其一.禁民铸钱,货币专营.
利国利民,铜布公平,非轻非重,能轻能重.
《原文》
铜布于下,为天下菑,何以言之?铜布于下,则民铸钱者,大抵必杂石鈆铁焉,黥罪日繁,此一祸也。铜布于下,伪钱无止,钱用不信,民愈相疑,此二祸也。铜布于下,采铜者弃其田畴,家铸者损其农事,谷不为则邻于饥,此三祸也。故不禁铸钱,则钱常乱,黥罪日积,是陷阱也。且农事不为,有疑为菑,故民铸钱,不可不禁。上禁铸钱,必以死罪。铸钱者禁则钱必还重,钱重则盗铸钱者起,则死罪又复积矣,铜使之然也。故铜布于下,其祸博矣。今博祸可除,七福可致。何谓七福?上收铜,勿令布下,则民不铸钱,黥罪不积,一。铜不布下,则伪钱不繁,民不相疑,二。铜不布下,不得采铜,不得铸钱,则民反耕田矣,三。铜不布下,毕归于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钱重则以术散之,则钱必治,货物必平矣,四。挟铜之积,以铸兵器,以假贵臣,小大多少,各有制度,以别贵贱,以差上下,则等级明矣,五。挟铜之积,以临万货,以调盈虚,以收倍羡,则官必富,而末民困矣,六。挟铜之积,制吾弃财,以与匈奴逐争其民,则敌必坏矣。此谓之七福。渴善为天下者,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今顾退七福而行博祸,可为长大息者,此其一也。
【注释】
1通“灾”。
汉朝货币介绍:
秦灭以后,刘邦建立了汉朝。汉承秦制,货币制度也一如其旧。所不同的是,汉初半两钱的实际重量开始变轻了,如汉文帝时半两钱只重四铢(二十四铢合一两)铸币的名称和重量,两者由相符到有差距,这是世界各国货币史上共同的现象。这一方面是统治阶级为了节省币材,另一方面也标志着货币地位的进一步确立。

西汉初年,曾允许私人铸钱,结果引起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于是严禁私铸,违者处以死刑。但违法盗铸事件还是层出不穷。公元前175年,汉文帝又允许私人铸钱,但规定不得掺杂铅铁降低钱币质量,违者处以“黥刑”(脸上刺字)。这样一来,各地豪强权贵、富商大贾就得到公开铸钱、大发横财的机会。大夫邓通由于铸造钱币,财富超过了王侯。吴国豫章郡(辖境相当今江西省)有铜山。吴王刘濞就广招天下亡命之徒,大量采铜铸钱,“富埒[liè劣,同等]天子”。公元前154年(汉景帝三年),刘濞发动吴楚七国叛乱,曾狂妄宣称:“我的金钱在全国到处都有,诸王日夜用之不尽。有应当赏赐的,只要告诉我,我就送给。”

从经济上看,由于私铸的钱币越来越多,市场上各种钱币杂用,很不统一。老百姓用钱,在郡县之间就有所不同,有的因用轻钱,一百个钱还要贴补上若干。私铸的钱币偷工减料是不足为奇的。有一种钱,轻小得象榆树的果实榆荚[jiá颊]一样,而中间的方孔又特别大,不小心就碎成四爿[pán盘];它的重量只有二铢多,竟在上面还铸明“半两”。
秦始皇建立的“半两钱”全国统一的货币制度,以中央垄断发行权为特征。但是,在秦朝短暂的15年统治时间里,便已经受到破坏,出现了减重半两钱。西汉面对的是“半两钱”制度败坏后的“荚钱”世界。
所谓“荚钱”,就是减重的“半两钱”。《本草纲目》卷35《木部》称,“(榆)未生叶时,枝条间先生榆荚,形状似钱而小,色白成串,俗呼榆钱,后方生叶。”故所谓“荚钱”,实际上就是既轻且薄的铜钱,而其文仍为“半两”,实际重量3铢,周卫荣的实测数据是平均实重2.21克 。而完好的半两钱是12铢,重7.81克。
由上表可见,在公元前113年汉武帝五铢钱统一货币制度建立之前,如果将文景一体的四铢钱当成同一次铸币改革,那么,在秦半两败坏的局面下,自汉高祖刘邦开始,在铸币问题上进行了频繁的铸币制度调整,所有的流通货币相对于秦朝标准“半两钱”来,都属于减重的“荚钱”系统。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货币的减重呢?我们是否可以简单地揣度为通过铸币减重来筹集财政资金呢?实际情形表明,秦始皇铸行的足重“半两钱”,从基准单位货币的重量和价值来看,相对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商品物资供求,价值设定过大。我们知道,在实体货币无面额层次的货币传统里,一个半两钱,就是一个基准货币单位,要是物品的价值不值一个“半两钱”,该铸币就不便零用。而单个“半两钱”体重和价值过高,大额支付和携带搬运就难上加难。在西汉初年经济残破,“币重而万物轻”的情形下,这个矛盾就显得更加突出。司马迁在《平准书》中称,“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于是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上下文意表明,汉初各种极度困难的情况都是由于秦钱过重的结果。
高祖接续秦末“半两钱”事实上已在减重的局面,不仅干脆一律铸行荚钱,并且放弃中央垄断铸币权,这是秦汉之际货币制度一个根本性的变化。然而,“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面对货币流通混乱的局面,统治者必须改弦更张。
2. 政治算术中的“盗铸钱令”和“除盗铸钱令”
“高祖创业,日不暇给,孝惠享国又浅,高后女主摄位,而海内晏如,亡狂狡之忧,卒折诸吕之乱,成太宗之业者,亦赖之于诸侯也。”高祖听命铸钱的恶果,就轮到吕后来处置。如上表所称,高后先发行了八铢钱,四年后又行“五分钱”。由于历史记录并不明确,可能就是为了保证“五分钱”每一钱币的径度合于五分,颁布“盗铸钱令”,收归官铸。这是吸取八铢钱难以推行的教训,遂以特别法令来保证与“荚钱”并无太大差别的“五分钱”的流通。
但是,吕后时期货币发行的实际情况,并未实现货币的规范和统一,仍是各种荚钱充斥,诸侯及地方势力公然“盗铸”,视非法为合法。
历史的发展富有戏剧性,在货币制度的建设上,吕后的的继任者文帝,面临新的政治形势,将“废除盗铸钱令”作为自己革故图新、重新组合政治力量的政策措置。“孝文五年(公元前175年),为钱益多而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从货币制度的完善和线性发展的思路来看,这是将婴儿与洗澡水一起倒掉的历史事例。文帝即位废除的多属秦律特别是吕后时代的制度,所以,亦须“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去除吕后影响,恢复高祖的旧制。揆诸当时政治形势,汉初既然曾经借重诸侯拱卫中央,在消除吕后影响尚需站稳脚跟的当口,文帝恐怕难以将矛头立即指向诸侯,消除其经济和铸币上的势力,故采取缓冲优容之策。然而,作为敏锐政治家的局中人贾谊看的明白,以《谏铸钱疏》直接陈述自己禁止铜分散天下、中央垄断铸币权的主张。他明确指出:
“……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势,各隐屏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一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故铜布之天下,其为祸博矣。”
那时流通中钱面文字为“半两”的汉代铜钱,就有荚钱、八株半两、五分半两和四株半两共4种。尤其是不够四铢半两标准的“奸钱”越来越多,造成货币紊乱,物价上涨。
文帝在放铸过程中,大约采纳了贾谊的部分建议,进行了约束调整,实行了铜钱称重的办法,用以解决既允许民铸,又维护铜钱的法定标准这二者之间的矛盾。然而,法久弊生,“故吴,诸侯也,以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其后卒以叛逆。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氏钱布天下,而铸钱之禁生焉。”物极必反,在公元前113年,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终于突破半两钱体制的圈子,建立中央集权的五铢钱制度。
汉景帝平定吴楚之乱以后,又禁止私人铸钱。但私铸钱并没有减少,只是由公开转入了地下。汉武帝统治时,为了遏止私铸,就频繁地下令进行钱币改铸。以后,他又严令执行由桑弘羊提出的经济政策,将冶铁、煮盐和铸钱等权力全部收归官营,从而打击了富商大贾和地方上豪强权贵的割据势力,开辟了更广泛的收入来源。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元狩四年),汉武帝实行币制改革,采用了新的“白金”和“皮币”。白金的币面分三等:圆形的龙币值三千钱,方形的马币值五百钱,椭圆形的龟币值三百钱。所谓白金,实际上是银和锡的合金。银少锡多,作价又那么高,自然会发生贬值。加上银的价格高,锡的价格低,成千上万的人又私下铸造起来,结果白金只用了一两年就废止了。白金是中国最早的银币,也是第一次在币面上出现了图型。在此以前,钱币上只铸文字,不用图画,与希腊体系的钱币不同。汉武帝时中国已同古罗马、印度等国有贸易往来,白金铸图型很可能是受到外国币制的影响。

皮币的原料是用皇家上林苑中养的白鹿的皮,长宽各一尺,上面有彩色的绘图。小小一块画了图的鹿皮,竟然作钱四十万,在当时是无论如何行不通的。不过,正因为它的币材与币面的价值相差悬殊,因而可以说是中国纸币的最早尝试。

白金、皮币的弊病,汉武帝很快就发现了。于是在发行白金和皮币以后的几个月,开始铸造“五铢钱”。

五铢钱相当精美,铜色浑厚匀称,文字端庄俊秀,并且采用了战国时刀币、环钱边缘突起的轮廓,以保护币上的文字不致磨损,同时增加牢度。这一边缘突起轮廓的铸造法从此就固定了下来。

五铢钱大小得体,轻重适中。在这以前,大的如某些刀币,长十九厘米,重五十多克;小的如荚钱,直径不到一厘米,象豌豆那么一粒,携带与计数都很不方便。五铢这一标准是人民群众通过长期的实践得来的,因而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公元前113年(汉武帝元鼎四年),汉武帝将铸造钱币的大权收归中央所有,并在上林苑设立负责铸钱的机构,称作“上林三官”。铸造钱币有了专门机构负责,钱币的质量就有了保证。这时铸钱已经采用了铜质母范的方法,即先用泥土制成非常精美的凹模祖范,然后铸出凸模铜母范,用它可以造出无数的凹模泥范,因此铸出的铜钱大小和式样完全一致。至于钱的边缘,原来是用手工来锉平的,到了这时,已经改为叠串在一起用车刀车平,在技术上有了进步。
从史书的记载看,汉代在发行了五铢钱以后,钱币使用得更加广泛,流通的渠道也更多了。钱可以买到官职,也可以赎罪。汉以前,作为政府一大开支的官吏薪俸,都是以谷和粟等实物来支付的;到了西汉,名义上虽然叫若干石,但在实际发付时,有的发一半谷粟、一半铜钱,有的则完全发钱。东汉时的官俸,连名义上都改为一半钱、一半谷粟了。钱币的用处这么大,人们对于它的追求也就更加强烈。汉代钱范上,常有“日入千金”、“日入千万”、“大利千万”等字样。“金钱万能”好象已成为一般人的座右铭。

从公元前116年(汉武帝元鼎元年)起,五铢钱已作为唯一的钱币,独步于汉帝国的疆域。直到一百二十多年后,王莽称“假皇帝”,代行皇帝职权,才发行了三种新钱:大泉、栔[qì气]刀和金错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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