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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 从元稹《会真诗》的用典看崔莺莺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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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月 发表于 2012-6-9 17:2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 景凯旋

  《西厢记》中的崔张故事出自元稹《莺莺传》,这是人们熟知的文学史话。自宋王《传奇辨正》发覆以来,故事中的张生即元稹本人,似乎成为学界的共识,像鲁迅、陈寅恪等学者便都持这种意见。但是,作为故事另一主角的崔莺莺,其家世身份却十分扑朔迷离。传奇开头写张生游蒲州,寄寓普救寺,遇郑氏携子女将归长安,也寄寓此寺,遂相识而有认亲之举。此后传文又谓莺莺家“财产甚厚,多奴仆”,靠了张生的帮助,得以幸免于蒲州军乱。关于莺莺的家世身份,从传文中知道的便是这些。
  王相信传奇的说法,认为元崔之间有亲戚关系,并引所谓《姨母郑氏墓志》及《崔氏谱》来证明。元稹母出于唐代五姓之一的荥阳郑氏,上述材料若能证实,莺莺出身士族,便没有问题。不过,这些材料的真伪是颇有疑问的。从情理上说,元稹既托名张生,也不太可能用其姨妹的真姓。实际上,传文中郑张“绪其亲”,也就是民间的一种认干亲。至于崔家“财产甚厚,多奴仆”,也不足以说明其贵族身份。比如,同时期蒋防的《霍小玉传》中,娼女小玉家遣居于外,也曾“分与资财”,有侍婢桂子、浣纱。
  据《旧唐书・德宗纪》,蒲州军乱发生于贞元十五年十二月,张生与莺莺的遇合在十六年二月,此后二人会于西厢累月。又按唐代选制,张生赴京应试当在本年十月前后,明年文战不胜,滞留京城,贻书莺莺,则当在十七年春。然而,传文开头写崔氏母子将归长安,到最后寄寓普救寺一年多,却一直未有回返长安的迹象,不能不说有点蹊跷。
  在诸多研究中,陈寅恪先生对莺莺身份的考辨最为可信。陈氏认为,莺莺非出高门,而是出身卑微。因传文中张生所赋及元稹所续《会真诗》,《莺莺传》历来又称《会真记》。陈氏从“会真”一词入手,认为“会真”即遇仙或游仙之谓,唐代“仙之一名,遂多用作妖艳妇人,或风流放诞之女道士之代称,亦竟有以之目倡伎者”。而莺莺所以托姓崔氏,也是由于崔姓为隋唐第一高门的缘故。如此一来,崔氏家何以迟迟不归长安,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因为莺莺本来就可能是蒲州的一个倡妓。
  由于材料的限制,陈氏最后只是称莺莺实为寒女。这固然体现了前辈学者的治学严谨,同时也说明其证据还不够,所以他的推断并未成为公认的定论。但不管怎样,陈氏提出的反证:“若莺莺果出高门甲族,则微之无事更婚韦氏。惟其非名家之女,舍之而别娶,乃可见谅于时人。”却是很难辩驳的。从某个研究前提出发,达到逻辑上的自洽,这推论仍然是出于假设,但假设得有道理。沿着这条思路继续向前走,便虽不中也不远矣。
  我们知道,诗歌常用典作为一种文化代码,凝结了群体的心理认同,其所指往往是恒定的。比如,“南冠”一词指囚徒,而决不可能指别的身份。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诗文中某些用典来察知作者本意。关于莺莺的身份,除了“会真”一词外,传文中元稹所续《会真诗》的用典也留下了蛛丝马迹,可与“会真”一词相互印证。诗云:“因游李城北,偶向宋家东。”此句写崔张二人遇合,用了两个典故。考其诗句的出处,盖由《玉台新咏》卷七梁简文帝《和湘东王名士悦倾城》化出:“虽居李城北,住在宋家东。”
  这是一首咏歌伎的诗。据司马彪《续汉志・郡国志・河内郡》平皋:“有李城。”刘昭注曰:“《史记》曰邯郸李同却秦兵,赵封其父李侯。徐广曰即此城。”诗中的“李城北”当指河内邯郸、中山一带,此地秦汉以来倡优群集,歌舞曼妙。《战国┎折ぶ歇山策》:“臣闻赵,天下善为音,佳丽人之所出也。”《赵记》:“女子盛饰冶容,习丝竹长袖,倾绝诸侯。”(《太平御览》卷一六一引)因此,中山妓、邯郸倡自古驰名天下。“宋家东”一词则出于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人,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梁简文帝写此诗,以“虽居李城北”咏歌妓身份,以“住在宋家东”咏歌妓与名士的关系,正与其诗歌的题目相符。
  元稹化用前人诗句,将蒲州比作河内,似亦暗喻了曾为中都的蒲州倡妓之盛,以及莺莺的身份。“李城北”的使用较生僻,“宋家东”则是熟典。元稹在另一首诗中还用了此词,传文中曾说到张生“立缀《春词》二首”,托红娘传情于莺莺。但这两首诗传文不载,《全唐诗》卷四二二有元稹《春词》二首,或即指此,其一曰:
  春来频到宋家东,
  垂袖开怀待好风。
  莺藏柳暗无人语,
  惟有墙花满树红。
  可见元稹是喜用此典的。
  齐梁贵族好狎妓取乐,诗风绮靡。徐陵《玉台新咏》所录即多狎邪之作,除前引梁简文帝诗外,以“宋家东”、“东邻”喻美女的尚有几篇,如徐序:“至如东邻巧笑,来侍寝于更衣;西子微颦,得横陈于甲帐。”卷七丘巨源《听邻妓》:“贵里临倡馆,东邻鼓吹台。”卷八刘缓《敬酬刘长史咏名士悦倾城》:“经共陈王戏,曾与宋家邻。”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诗文用典延续了宋玉赋中“东家之子”的含义,但其身份已有所变化,由邻女变为倡妓的代称。
  唐代社会风气更加开化,狎游之风盛行,诗人抒发艳情,常以宋玉本事喻美女歌伎,使用频率远迈前朝,其中尤以“东邻”为多。通观《全唐诗》,此类诗篇就其意指,大抵又有三种情形。
  一、 用“东邻”典,明言是写歌伎的。伎者,妓也。唐代指歌舞女艺人时,二字往往通用。如沈缙凇兑褂巍罚骸澳夏扒嗨科铮东邻红粉状。管弦遥辩曲,罗绮暗闻香。”王琚《美女篇》:“东邻美女实名倡,绝代容华无比方。浓纤得中非短长,红素天生谁饰妆。”李白《白辞》:“扬清歌,发皓齿,北方佳人东邻子。”宋济《东邻美人歌》:“花暖江城斜日阴,莺啼绣户晓云深。春风不道珠帘隔,传得歌声与客心。”李贺《箜篌引》:“北里有贤兄,东邻有小姑。”郑谷《贫女吟》:“尘压鸳鸯废锦机,满头空插丽春枝。东邻舞妓多金翠,笑剪灯花学画眉。”以上诗或称“倡妓”,或咏乐舞,显然是写歌妓。又如,白居易《劝酒》:“东邻高楼色未改,主人云亡息犹在。金玉车马一不存,朱门更有何人待。”徐夤《尚书筵中咏红手帕》:“鹤绫三尺晓霞浓,送与东家二八容。罗带绣裙轻好系,藕丝红缕细初缝。”徐铉《正初答钟朗中见招》:“高斋迟景雪初晴,风拂乔枝待早莺。南省郎官名籍籍,东邻妓女字英英。”以上诗写宴饮之欢。唐代官妓发达,歌妓须应召赴宴,其身份虽低微,但在唐代士人的诗酒宴乐中,却是不可或缺的点缀。
  歌妓不但以乐舞悦人,而且以身体悦人,此乃其份内之事,观崔令钦《教坊记》及孙ぁ侗崩镏尽罚亦可证知。而如果属于官妓或营妓,按照唐制,她们除了应召为官吏提供乐舞外,还有侍寝的义务。如段成式《戏高侍御》:“花恨红腮柳妒眉,东邻墙短不曾窥。犹怜最小分瓜日,奈许迎春得藕时。”李群玉《戏赠魏十四》:“兰浦秋来烟雨深,几多情思在琴心。知君调得东家子,早晚和鸣入锦衾。”便是赤裸裸地写出了这一层关系。
  二、用“东邻”典,写歌妓而未明言的。如韦应物《逢杨开府》:“朝持樗蒲局,暮窃东邻姬。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刘禹锡《柳絮》:“飘r南阳起东邻,漠漠靼刀却骸;ㄏ锱随轻舞蝶,玉楼晴拂艳妆人。”梁B《观王美人海图障子》:“宋玉东家女,常怀物外多。自从图渤海,谁为觅湘娥。”鲍溶《东邻女》:“双飞鹧鸪春影斜,美人盘金衣上花。身为父母几时客,一生知向何人家。”鱼玄机《光威裒姊妹三人少孤而始妍乃有是作》:“昔闻南国容华少,今日东邻姊妹三。妆阁相看鹦鹉赋,碧窗应绣凤凰衫。”罗虬《比红儿诗》之十六:“笔底如风思涌泉,赋中休谩说婵娟。红儿若在东家住,不得登墙尔许年。”这些诗虽未明言所咏女子身份,但从诗人的身份,诗歌的内容,以及所咏女子的美艳才华看,应当是咏歌妓的。比如,据罗虬诗序,诗中的红儿即为一官妓。
  
 楼主| 偷月 发表于 2012-6-9 17:26 | 显示全部楼层
  有的咏歌妓的诗还写到了北里,如前引李贺的《箜篌引》。北里即长安平康里,为唐时官妓与私妓聚居之地,贵族子弟,新进举子,往往狎游其间。如孙ぁ侗崩镏尽分兴载《题妓王福娘墙》:“寒绣衣裳饷阿娇,新团香兽不禁烧。东邻起样裙腰阔,剩蹙黄金线几条。”刘兼《寄长安郑员外》:“当初花下三秦客,只有天涯二老身。乘醉几同游北内,寻芳多共谒东邻。”这里“东邻”一词已经成为以卖淫为生的女性的代名词。唐代士人生活放宕,或召妓宴乐,或冶游北里,于此可见一斑。
  三、用“东邻”典,但不能确定是写歌妓的。如骆宾王《咏美人在天津桥》:“美女出东邻,容与上天津。整衣香满路,移步袜生尘。”白居易《感情》:“中庭晒服玩,忽见故乡履。昔赠我者谁,东邻婵娟子。”施肩吾《春日钱塘杂兴》:“西邻年少问东邻,柳岸花堤几处新。昨夜雨多春水阔,隔江桃叶唤何人。”杜牧《偶作》:“才子风流咏晓霞,倚楼吟住日初斜。惊杀东邻绣床女,错将黄晕压檀花。”万楚《茱萸女》:“山阴柳家女,九日采茱萸。复得东邻伴,双为陌上姝。”薛逢《追昔行》:“青春枉向镜中老,白发虚从愁里生。曾窥帝里东邻女,自比桃花镜中许。”从这些诗歌的内容看,或是咏相识女性,或是咏下层妇女,所以很难说“东邻”一词在这里是用典,还是仅仅为方位词。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即诗中女性皆为平民女子。
  检《全唐诗》,唐人对“宋家东”的使用频率远远少于“东邻”,除元稹的两首外,仅得六首。但由于此典义涉男女双方,非如“东邻”有时只是咏美艳女子,故其言情之旨更加明显。
  如权德舆《玉台体》:“秋风一夜至,吹尽后庭花。莫作经时别,西邻是宋家。”李叔卿《芳树》:“春看玫瑰树,西邻即宋家。门深重暗叶,墙近度飞花。”陆龟蒙《偶作》:“双眉初出茧,两鬓正藏鸦。自有王昌在,何劳近宋家。”这三首诗都属于效齐梁体,如前所述,此种诗体所咏女性大都是歌妓。陆诗中的“王昌”是唐诗的常用典,其人始末已无可考,但唐人用此典多与艳情有关。又如方干《赠美人》:“昔岁曾为萧史伴,今朝应作宋家邻。百年别后知谁在,须遣丹青画取真。”其同题诗共二首,另一首云:“倍酬金价微含笑,才发歌声早动尘。”这显然是写给歌妓的酬赠诗。还有李冶的《春闺怨》:“百尺井栏上,数株桃已红。念君辽海北,抛弃宋家东。”作者李冶是一女冠,唐代女道士在男女交往中是很自由的,其社交身份与歌妓十分相似,诗人以“宋家东”自况,正是题中应有之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崔涯的一首《杂嘲》诗:
  二年不到宋家东,
  阿母深居僻巷中。
  含泪向人羞不语,
  琵琶弦断倚屏风。
  这首诗又载《云溪友议》卷中《辞雍氏》。崔涯为晚唐诗人,史载其久游维扬,每题诗倡肆,立时传颂,能令倡肆或门庭若市,或门可罗雀。这首《杂嘲》无疑也是一首狎游之作。可知唐人诗中,“宋家东”一词基本上是袭用梁简文帝的喻义,专指歌妓一类社交娱乐女子。
  由此可见,在《莺莺传》中,作者化用梁简文帝诗句,以“李城北”、“宋家东”喻张生与莺莺的遇合,应非泛泛之笔。传文中莺莺不仅美艳,而且工诗书,善弹琴,张生将赴长安,她为之鼓《霓裳羽衣序》,以致“左右皆嘘唏”,说明她具有一种歌伎的才能。而《霍小玉传》中的娼女小玉,不也是“音乐诗书,无不通解”吗?
  看来对崔氏的实际情况,元稹是有所隐讳的,但在不经意处还是流露了出来。而“宋家东”与“会真”相为表里,也更加证明了莺莺的倡伎身份。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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