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语言和口头传承文学的重要

  : 中华文史网

　二

　　钱穆先生与古史辨派在治古史的某些方面虽然有共同之处，但就其总体思想而论，他们的治史主张却又是同不胜异的。我们认为，在20―30年代，钱穆对“五四”以来的疑古派史学的评价大体经历了一个由正面肯定到基本否定的过程。在20年代特别是20年代后期写成的《国学概论》中，钱穆对疑古派正面肯定的居多，对其古史理论与方法抱有相当的赞同。30年代中期以后批评的言论转多，1935年发表的《崔东壁遗书序》可为其代表。而对疑古派古史层累造成说提出全面而公开批评的，则以1940年出版的《国史大纲》为标志。在书中，钱穆把疑古派的治史主张称之为“极端之怀疑论”，声称“今求创建新的古史观，则对近人极端之怀疑论，亦应稍加修正。”（注：钱穆：《国史大纲》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4页。 ）综观钱穆对疑古派治史主张的批评，我们认为他们在治古史的理论和方法上主要存在着如下几方面的分歧：

　　　　第一，对“疑”与“信”、“破”与“立”的不同理解。

　　和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一样，钱穆同样也主张疑辨，认为“考信必有疑，疑古终当考”。但是，在对待疑与信、破与立的关系上，他们的看法又不尽相同。尽管古史辨派也主张“破坏与建设，只是一事的两面，不是根本的歧异”，“我们所以有破坏，正因为求建设。”（注：《古史辨》第四册“顾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9页。）然而在具体的古史研究实践中，他们基本上奉行的是以疑破信的原则，主张通过怀疑来达到推翻传统上古史的目的，所以他们常常把疑作为治古史的最高目的，其着眼点在疑不在信，在破不在立。钱穆并不一般地反对疑古，但与古史辨派所不同的是，钱穆认为怀疑本身并不是目的，疑是不得已，是起于两信之不能决。他在1933年给《古史辨》第四册所作之序中就明确提出了“怀疑非破信，乃立信”的观点。

　　信亦有广有狭。疑者非破信，乃所信之广。信乎此，并信乎彼，而彼此有不能并信，于是乎生疑。若世之守信者，信其一，拒其余，是非无疑，乃信之狭。若必尊信，莫如大其信。大其信而疑生，决其疑而信定。则怀疑非破信，乃立信。

　　在1935年出版的《先秦诸子系年》“自序”中，钱穆再一次重申了这一主张，“夫为辨有破有立，破人有余，立已不足，此非能破之胜也。”后来他把这一主张更精简地表述为“疑之所起，起于两信而不能决。学者之始事，在信不在疑。”（注：钱穆：《学术与心术》，《学钥》1958年香港自印本，第140页。）显然，在钱穆看来， 怀疑本身并不是治史的最高鹄的，一味怀疑必然流于破而不能立。他的目的是以信疑伪，疑以坚信，重建上古信史，而不是以疑破信，推翻古史。基于这一认识，钱穆对被疑古派誉为“科学的古史家”崔述的古史观提出了批评。他说崔述“主于尊经而为之考信”，因其不敢破经，故“信之太深”；又因其过分疑古，故“疑之太勇”，指出崔氏之病在于所信之过狭，其弊陷于所疑之过多，故崔氏“所疑未必是，即古说之相传未必非。”（注：钱穆：《崔东壁遗书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5年版，第289页。 ）钱穆认为崔东壁这种疑古太甚、辨驳太刻的疑辨思想生前虽不为清儒所重，但到了“五四”时期却为胡适、顾颉刚等人所承继和发展，演变成对一切古典文献的怀疑。他说胡适“于古今人多评骘，少所许，多所否，顾于东壁加推敬，……最为疑古著者曰顾君颉刚……深契东壁之治史而益有进”，（注：《崔东壁遗书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284页。 ）“颉刚史学渊源于崔东壁之《考信录》，变而过激，乃有古史辨之跃起。”（注：《八十亿双亲・师友杂忆》，第167―168页。）在钱穆看来，这种对古代典籍普遍怀疑的主张对研究古史特别有害，它势必会导致对上古历史文化的全面否定，所以他对当时只破不立的疑古学风大加批评道：“数年以来，有闻于辨伪疑古之风而起者，或几于枝之猎而忘其本，细之搜而遗其巨，离本益远，歧出益迷”（注：《崔东壁遗书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284页。 ），称“近人尽从疑古辨伪上来治史，所以终难摸到历史大动脉之真痛庠。”（注：钱穆：《史学导言》，台北中央日报社1974年版，第30页。）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我国人口较少民族的濒危语言和口头传承文学的抢救和保护工作，是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和抢救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民族的语言以及不同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在不同民族的不同历史进程中，发挥过或继续发挥着凝聚民族整体、振奋民族精神、鼓舞民族进步和发展的巨大作用。我国不同民族的不同语言文字以及口头传承文学等文化遗产，共同构筑了中华民族博大而丰富的语言文字和精神文化世界。每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和精神文化，都是中华万古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系中华整体民族精神与情感的纽带，是传承中华悠久历史文明的重要内容和形式。保护和弘扬不同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实践，是当今建设现代化、科学化、文明化的先进文化的重要基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我国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字，不同民族优秀的口传文学都有其独到民族性，同时也有着深层次和历史性的内在联系。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珍惜、保护和抢救我们这个多民族家庭的每一个成员的语言文字和优秀的精神文化。我国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当今发达社会的先进文化紧密相联，相互作用，才会获得新的生命力，发挥其独有的重要作用，进而给我国日新月异的生活带来强健的生命基因，增强先进文化的生命力与感召力。在这一点上，不同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包括那些人口较少民族的语言和民间口头传承文学等均有其特殊的使用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不论民族大小，任何一种民族语言文化都有其特定内涵和特殊价值。从不同民族的语言表现形式以及语言结构、语言文化和口头传承文学中，往往能够了解到不同民族的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生存环境和社会条件、不同的发展过程、不同的思维模式，而且对于我们现代化和科学化的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不同民族语言的表现形式和口头传承文学，往往代表着劳动人民同自然界的接触、交流中产生的思维规则和表述方式，代表着劳动人民勤劳勇敢、团结友爱的高贵品德和情操。也就是说，这些民族语言和优秀的口头传承文学，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是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尚思想品德和永恒追求美好生活的坚定信念，是净化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给他们带来精神享受、精神教育、精神力量的精神产物。它也在教育现代人，提高民族自信、自尊、自爱、自强、自觉，促进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增强民族团结，对外宣传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等诸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对于那些没有文字、人口较少的民族，语言和口头传承文学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千百年历史进程中一直支撑着他们的生命和精神，使他们从远古平静而自然地进入现代社会。
     然而，在科学技术和现代文明飞速发展的今天，我国诸多民族的语言文化，尤其是那些人口较少民族的语言和口头传承文学面临濒危困境，由此，对这些人口较少民族语言和口头传承文学的抢救和保护工作显得十分迫切和重要。毫无疑问，这些人口较少民族的语言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同它们共存的特定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以及政治经济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也是经过千百年来千百代人的不断创造和积累产生的非常珍贵的传承文化。不论是哪个民族，都有着悠久而文明的历史；不论哪个民族的历史和文明，都活在他们的语言这一活的化石以及口头传承文学这一精神世界里。这也是我们抢救和保护濒危民族语言文化的重要内容。
     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包括那些严重濒危的人口较少民族的语言和口头传承文学，都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文化财富，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精神资源与民族根基，是民族团结、国家强盛和走向辉煌的内在动力。由56个民族组成的文明古国―――中国，之所以能耀眼夺目地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同各民族的共同努力、共同劳动、共同的智慧是分不开的，也和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所发挥的特殊精神作用分不开。也就是说，抢救和保护濒危民族语言和民间口头传承文学，同弘扬我国优秀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一脉相承，无法分离。如果在我们历史的记忆中，丢失或缺少了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我们的语言文化的历史就会变得残缺不全。那么，我们就会愧对于一个完整的历史，同样愧对于未来。抢救和保护濒危民族语言和民间口头传承文学，是历史和祖先交给我们的使命，也是未来和子孙后代所渴望的责任。我们必须以对历史和未来负责的态度，对保护中国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维护中国各民族文化主权的高度，去开展民族语言和民间口头传承文学的抢救、整理和保护工作，把民族语言和民间口头传承文学的保护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尊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在以人为中心的世界里，人的文化因素关系着社会的文明程度，而文化和文明又关系着人的思想道德和生活理念。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文明和什么样的社会，有优秀的文化，就会有先进文明的社会。优秀的文化一旦被愚昧落后的文化取而代之，社会就会倒退，走向黑暗和毁灭。因此，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科学地看待人的生命、人的价值、人的作用，要提倡正确的生命观、价值观和思想道德观。然而，所有这些几乎都和文化密切相关，文化来自人的生活和思想，反过来又服务于人的思想和生活，人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然而，在文化当中，民族语言的表现形式和优秀的民间口头传承文学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民族语言和优秀的民间口头传承文学是由不同民族的不同思维方式、不同表现手段、不同社会环境和情感世界构成的产物。每一个民族，无论人口多少，都对于本民族语言和口头传承文学有着特殊的感情，使人们发自内心地感到亲切和自然，它有助于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总之，建设高度文明的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离不开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基。尤其是在社会日新月异快速发展的今天，更应该懂得抢救和保护民族语言和优秀的口头传承文学的重要性。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抢救和保护民族语言以及优秀的民间口头传承文学也是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实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实现各地、各民族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全面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先进、文明国家的重要举措，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特别是对那些人口较少民族的严重濒危的语言和口头传承文学，更应该不失时机地抓紧时间去抢救和保护，使这些语言和口头传承文学得以保存和流传，不断发展和丰富中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