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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中国史学
“甲乙一瞬”问题，是有关中国史学的一个挺好的例子。
论到史学的发达和对史学的重视，世上再无别国能跟中国比。从二三千年前开始，史籍编修从未中断。皇皇《二十五史》，上自三皇五帝下迄宣统，完整无缺。这成就有多惊人，只须看看其他文明之古老悠久与我们相埒的国家，即可了然。比如印度，他们对自己中古时代的了解，居然不得不仰仗中国人玄奘所写的《大唐西域记》。
所以梁启超曾经盛称：“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为发达（二百年前，可云如此）。”（《中国历史研究法》）
然而，就在同一本书，却又说：虽然史学如此发达，中国恰恰还品尝着“历史饥饿”。“从不肯为历史而治历史，而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经世’等，一切史迹，则以供吾目的之刍狗而已。其结果必至强史就我，而史家之信用乃坠地。此恶习起自孔子，而二千年无不播其毒。”“吾侪今日所渴求者，在得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
看来，中国史学源远流长、洋洋大观、巍峨壮丽，是不错的；只有一条，弱于客观的性质，用通常话讲：真实度成问题。谈到这个短处，鲁迅态度激烈得多，一言蔽之为“瞒和骗”。他在《狂人日记》里对中国史籍的抨击，尽人皆知：“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吃人’两个字！”
平心以论，中国史学的贡献和伟岸，还是第一位的。从古到今，品质高卓、学识淹博、披心沥血的良史，在中国层出不穷。不过，对于本原事物的不尊重以至玩忽，确实是一种习惯。这多源自三点：一、以道听途说和想象代替实证；二、为着道德伦理上的理由涂抹事实；三、故意造假。中国的三代以上的历史，基本只能作第一种情形看。孔子《春秋》既开了第二种先河，也是典范。而刚才所讲“甲乙一瞬”，明摆着是第三种，另如明成祖朱棣篡位后重修《太祖实录》，也是“故意造假”的名作。
除了故意造假，古史在客观性上的瑕疵，一般是可谅解的。古今文化精神不同，这既不能强求，也要充分接受。因为那显然并不是像今天这样一个科学如此成熟的年代，许多方法和意识无从苛责。例如司马迁，置诸纪元前整个世界，无疑当属最好的史学家，但他用于《史记》的方法，从科学眼光看，也不能免于文艺化的疑诮。然而，不苛责古人的同时，我们究竟不可忽视传统的种种影响。换言之，客观意识的淡漠，很容易变作我们史学上的一种习惯，乃至根深蒂固。正为此，刚接触到科学精神历史观后不久的梁启超，才痛感史学发达的中国其实面临着“历史饥饿”：“当知今日中国学界已陷于‘历史饥饿’之状况，吾侪不容不亟图救济。历史上各部分之真相未明，则全部分之真相亦终不得见。”距他这番痛陈，又历将近一百年，而情况如何呢？
义理
中国史学一直不能摆脱一样东西，我们姑名之“义理”。这便是梁启超所说“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经世’等，一切史迹，则以供吾目的之刍狗而已。”
这个思路，是我们史学的鼻祖孔子开辟的。他老先生作《春秋》，终极目标不在历史事实本身，而在“使乱臣贼子惧”。因而，写的虽是史书，讲的却是伦理政治。为此，他还发明了独特的叙事方法，在表述某事时，通过字眼的斟酌，赋予事情严格的伦理内涵，此即所谓“春秋笔法”。后来好些史家膜拜这种“书法”，用于自己的写作，津津有味。因为不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而是嵌义于字，《春秋》这史书，一般人要么看不明白，要么容易误读；为使它通俗化，一些学者不得不专门为它作“传”，将所述何事、所言何意，另予陈明和诠译，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左丘明《左传》，其他还有《谷梁传》、《公羊传》。
最终这竟造成了《春秋》身份的可疑――论到中国史学的渊源，大家都认《春秋》乃我国第一部编年史；可是，汉代的今文派儒师却坚称，“《春秋》乃经而非史”。它到底是“经”还是“史”呢？真的没法分清楚。因为，它的确把两种不同东西搅在一起――既是某一门派的强烈思想主张，又是本应努力剔除主观、对事实原本道来的史撰。难怪梁启超抱怨：“孔叟既有尔许微言大义，何妨别著一书，而必淆乱历史上事实以惑后人”，你老先生有什么话，分开说好不好，何苦这样浑水摸鱼？
但是，不能只揪着孔夫子不放，屎盆子扣在他一人头上。孔家店的打倒，眼看就要百年，“明道”、“经世”一套古调不弹久矣，史学之书法、路数亦不复是什么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然而，“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有变乎？恐怕没有。纵有所变，大约只是一套义理换成另外一套。所以，我们虽可怪罪《春秋》是始作俑者，却没法把对义理的痴情、迷恋都归于孔子。根子还是在于思维方式，还是在于觉得“事实”之上可以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而不情愿唯真唯实、尊重客观，老是割舍不下那么一点价值好恶，以为它比天大，比事实还要宝贵。1978年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历来推重其政治意义，其实，其他事情例如中国史学的症结，何尝不在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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