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大学学报 此四项禁令相当于后世的十恶不赦，但重点在“破律”、“改作”、“乱政”、“疑众”，主要目的是严禁任何可能对现存制度律法、舆论风俗导致变革性影响的事物发生，要求人们安于常规，不作有违时俗之举，不允许对被认为是错误的言行举措作文饰辩解，对试图假借鬼神等迷信手段诱导舆论者也严令惩罚。这种贵族社会重视保护自然经济态势，因为它是建立在简单原始的农业生产基础之上，也与它反对变革的社会态度相一致。先秦时有所谓天人合一观念，其中包括人的生产行为要符合天时，如《礼记・月令》：孟春“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盂夏“驱兽毋害五谷，毋大田猎”，季秋“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仲冬“山林薮泽有能取蔬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教导之……日短至，则伐木取竹箭”，亦即要人们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律法活动，其目的在告诫人们不要破坏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这种维护自然生态环境的早期意识，是强化自然经济体制的一种主观自觉，是其时简单原始生产方式的自我选择。与此原始的自然经济体制相应，是当时贵族的身份性固定等级制，它乃是一种原始简单的稳定社会结构。所有这些，都有赖于对传统的认同而存在和延续，同时对传统的认同也造成其时社会的种种特征。
如君权源于父权，这决定其专制性的本质，但由于其时简单原始的国家机器无由使其专制权能完全发挥出来，因而使某些与传统相关的原始民主习惯保存下来。其一与礼有关。礼是对传统道德风俗的总结与肯定，它不以强制方式，而主要是以教育与灌输方式规范人们的行为与维护等级制。对礼的依赖和强调使先秦王权的专制性表现得不甚充分，因而在政治上给臣下参与留有若干余地。其二是贵族共政的习惯。酋邦时代的父权家长们，由于氏族部落组织的存在，盛行民主议事的习惯。进人王政时代之后，因为专制君权尚未完全发展起来，民主议事的习惯仍得延续，先秦朝议制乃此习惯的一种反映。如《周官》中的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即是，直至春秋时依然，故各国政事往往须经大族彰议协商，如鲁三桓、郑七穆、宋六卿等皆是参与朝议的大族，故形成以天子、诸侯为首的卿大夫贵族共政局面。
虽然借助传统有此若干原始民主遗俗，但君权至上的观念已经出现，绝对的政治权力已在形成之中。政治权力不仅控制支配国家社会的所有力面，而且经济也不例外。因为当时的自然经济体制本极脆弱，而贵族为维护等级结构，又极力控制与削弱一切可能导致变化的经济发展活力，对商业交换经济尤其严加防范。此外，则尽力将工商业功能引向为其政治服务的范围。如人们经常称誉的发达的商周青铜铸造业就是如此。青铜作坊多为官府控制，其产品以礼器、兵器为大宗，生产工具罕见。
当时有所渭“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器以藏礼”，因此其产品种类明显证明其为贵族政治服务的性质与功能。商周青铜业不仅带有贵族色彩，而且与贵族共生共灭，即其发达与式微大体和商周贵族同步。这样，发达的商周青铜业不仅没有突显其自身的经济意义，反而成为商周贵族在政治上的象征。其结果是，贵族政治体制在发展，而经济在压抑束缚之下相对停滞就等于其地位在萎缩，最后形成政治、经济之间不成比例，政治权力的膨胀最终使之达到由它控制支配整个社会的局面。是后从秦汉至明清，由于经济体制没有突破性发展，而专制政治体制则不断强化，于是政治支配经济的局面也一直延续下来。
但若论绝对政治权力的形成，还是在先秦时期。如果仔细推究，政治与经济问的这种关系的形成，与先秦贵族的思想方式、生活习惯不无关系。中国自占就自认为是“天下国”，因而天子自称为“天下王”，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王权广大至上的观念产生很早。贵族又以德义自命而轻贱艺利，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德成而上，艺成而下”，“重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汁其功”，这类典型贵族意识都会助益此崇尚政治德义而轻贱经济功利的社会心理形成。所以，绝列政治权力的产生与贵族的社会生活意识存在一定联系。总之，如果论到先秦的社会形态，不妨称之为贵族政治社会。此所谓贵族，是有别于秦汉以下的官僚贵族，可称为早期贵族、传统贵族或曰氏族贵族。其时贵族占据社会统治地位，其思想生活方式强烈地影响与模塑着先秦社会的各方面形态特征，其最可注意的是控制与支配一切的绝对政治权力的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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