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最高境界，合理合情深入人心成为社会道德而存在

传统中国是道德治国

　　延续了两三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以人文为核心，追求天理的文明体系。纵观诸子百家，无论儒家的仁义，道家的阴阳无为，法家的奖罚有度，俱是以人为本，宗天理践人道。

　　实践并研究了两千余年的“内黄老外孔孟”的治国模式，使得中国形成了一套完善的道德理论体系，以至于在远离皇权的领域，如山区、村落（古代官权给予民权的自由度还是很大的，官权机构只下分县级，没有现代的村镇之类的），虽无有效的行政管理，仅以社会道德，就能使社会有序运行。

德治非人治

　　然而道德治国并非人治，更合理的说法，道德是一种法律，只不过其并非一般的具于明文的低级法律，而是一种不必具于明文，普遍存在于公民心中，而又可在司法过程中作为判决依据的高级法律。

　　所谓人治，是个西泊概念，是指执政者，不依据明文法律或道德，仅以主观臆断实现行政管理的治理方式。

　　说道德治国不是人治，不仅在于，治国所依据的道德是一种高级法律，还在于，道德不是人定的——这样，就可以避免执政者将自己的主观臆断上升为社会道德。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不是某学派或某人根据自身的主观臆断创造的，而是以探索出来的天理（天道），应用到人道中所得出的结果。这点是中国诸子百家学说区别于西方宗教文化的本质，也是中国避免陷入类似欧洲中世纪的黑暗人治的根本原因。

“诈骗救妻”符合夫妻不离不弃的家庭道德

　　5年前下岗工人廖某的妻子患尿毒症，透析仅半年后，廖某已花光了所有积蓄。为了让妻子活下去，廖某找人刻了医院公章，并用这个假公章到医院给妻子做了将近4年的“免费”透析治疗。7月11日，廖某因诈骗罪受审。廖某称愿意卖房退赔。检方建议判处其有期徒刑3到10年。(7月12日《京华时报》)

　　即便是隔着电脑萤幕，人们也能听见一位丈夫被迫“诈骗救妻”的沉重叹息。因为贫穷，因为昂贵的医疗付费，也因为一份难以割舍的亲情，这个贫穷的家庭最终铤而走险，走上了诈骗的违法之路。这样的新闻并不是第一次激起我们心底的波澜。几年前，一位身患严重再生障碍性贫血的北京顺义农民，为了保住性命，故意抢劫以获得入狱免费治疗的机会。

　　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中的人们，本应该有着和常人无差别的爱与尊严，但当他们的境遇与“疾病”、“社会保障救济”、“养老”、“教育”等词语关联时，尊严往往分崩离析。他们无枝可依，即便是表达最朴素的一份亲情，也往往只能出卖自己的人格与尊严，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而这，恐怕不仅是一位贫穷却坚守的丈夫的悲情，更是社会救济与保障制度的悲哀。

　　“对贫弱者的态度，是衡量社会文明的标志”，这句话置换到丈夫“诈骗救妻”的语境中，其实正可以测量出这个社会的温度。小人物的命运是社会生态的放大镜，没有谁愿意因为疾病与生活，就付出自己的人格、尊严与自由。但底层人为了疗治疾病、保住性命，不惜冲破法治底线的案例却又在告诉我们：当整个社会的保障救济进程在不断提速的时候，还有一些群体依然处在不为人知的暗角，舔舐伤口独自哭泣。当他们遭遇困境时，找不到可以求助的人，也找不到可以救济他们的保障制度，表达亲情与坚守，便会成为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这时，用远离文明与法治的极端方式聊以自救，就只能成为他们最无奈的方式。

　　“诈骗救妻”的丈夫需要整个社会的拯救。不妨再复述一遍那个耳熟能详的故事：在美国经济最萧条的1935年冬天，一个年近六旬的老太太因饥饿偷盗面包，她说：“我需要面包来喂养我那几个饿著肚子的孙子，要知道，他们已经两天没吃到任何东西了”。这时，旁听席站起来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他脱下帽子，往里面放进10美元，然后说道：“各位，我是现任纽约市市长拉瓜地亚，现在请诸位每人交50美分的罚金，这是为我们的冷漠付费，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市。”如今，面对一个只有依靠诈骗才能为妻子治病的丈夫，谁又该为自己的冷漠付费?

　　本案例中，廖某触犯了诈骗罪，依据当前刑法固然可判诈骗罪，并以此判处刑罚。然而，这样的判决并非合理合情。

　　首先，刑法应有奖有罚，而现代之法律制度，只见惩罚，不见奖励。廖某触犯的诈骗罪应罚，但同时，其犯罪行为却维护了“夫妻间不离不弃”的家庭道德，应奖。据此应当抵消部分刑罚。

　　其次，政府未能实现其行政管理功能，则承担部分医疗费用——当然，未能降低社会医疗费用，也是其失职之处，这是廖某犯罪诱因，间接反映其犯罪行为并非出于险恶的主观动机。据此应当轻判。

　　另外，廖某不惜以道德及情理对抗法律，可见法律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影响不足。透过该案，我们应当见到，将“情理”（符合道德的情理）及道德融合于法律中，或将法律上升为社会道德，都是未来法制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