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新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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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夏而兴的殷人属于东夷化的华夏部族，与“九黎”差相仿佛――而其王族则源出帝喾高辛氏一脉。契佐禹治水有功，相土作乘马，冥勤其官而水死，王亥作服牛63――商之先公多是主后土以揆百事之得地道者。而自上甲微起历代先公先王皆以日干为庙号，颇有步武帝喾高辛氏之意。在先公时代华北平原的广大地域已随洪水之消退开始适宜人居，随处无主之地使商族得以屡迁居处以择其善者――相土便不远千里徙于颛顼之墟商丘。相传“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64火正祝融原为炎帝之佐，颛顼督率“九黎”之后即由其子孙世袭，65至帝尧时高辛氏之子阏伯又继之而掌此职――其所司每关三苗九黎之务。相土俨然以火正传人自居，则其属民或为“九黎”之裔胄也未可知。《山海经・大荒东经》提到“东海之外大壑，少之国。少孺帝颛顼于此；”而《淮南子・原道训》亦言及“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由此而论“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66似非偶然，或以古华夏族依托东夷之大规模海外殖民为其背景。张光直先生曾有“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之假说，鉴于古代玛雅金属冶炼之原始，其说若能成立则两大文明之关联最有可能脱胎于青铜时代以前东夷之海外殖民运动――而“相土烈烈”特其尾声而已。玛雅人每当久旱不雨之时就用最为珍贵的人牲向其神灵献祭――远隔重洋的殷人也是如此。“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剪其发，磨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说，雨乃大至。”67成汤以为天旱无雨皆缘于人类之罪孽，作为天子愿以己身为牺牲代万民赎罪――其悲愿最终感动上帝降下时雨。故事的思想略类“基督的救赎”而情节则有似“以撒的燔祭。”然而三王比较五帝还是略输大宗教主之异秉――有殷一代得天之道者为三公，像伊尹、保衡、伊陟、臣扈、巫咸、巫贤、甘盘等辅政大臣才是格于皇天上帝的通天大巫，68代表着与王权并立之神权。太甲乱德，伊尹放之于桐宫；太甲悔过，伊尹又迎之以复位――由此树立了宗教神职系统的权威，所以孟子说“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69自从明于天道的蚩尤败于黄帝以来，神权之没落即为长期的历史趋势――而尊神重鬼之殷商似为其反动。殷人率民以事神，先罚而后赏，70和华夷不辨之黎苗一脉相承，而与恪守传统之夏周迥然有别。夏商周三代王者皆为华夏诸侯之共主，唯有商王兼具华夏共主与蛮夷之长双重身份。“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 7[0]――殷人以为成汤对四夷的主权来自先祖帝喾之授命，帝喾都毫，汤从先王居亦都于毫，72而后世子孙不论迁徙何处皆以毫社为其国社。殷人不常厥邑：大致而言，居于齐鲁可以就近掌控东夷，而迁都中原则便于羁縻诸夏。随着权力中心在中原与齐鲁之间往复迁移，商王也在不动声色地调整其异常复杂的身份认同。帝乙、帝辛两代因肆力于东夷无暇西顾，遂使岐周得专征伐――小邦周借此机缘一跃而为西方诸侯之领袖。及至武王观兵孟津之时，不期而会者八百诸侯――终于代商而执诸夏之牛耳；而大邑商则在征服东夷的过程中殚精毕力，由此痛失华夏共主之权柄――殷纣徒有亿兆夷人，73已俨然东方蛮夷之君长。“我生不有命在天，”74纣像是玩世不恭的宿命论者――他慢于鬼神，经常酒池肉林以为长夜之饮。5当此之际，曾经声威煊赫的神权已随信仰之衰微屈从于不可一世的王权。商周牧野之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本土文化之母权观念与华夏文化之父权观念的对决。“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 76――在誓师演说中武王以华夏传统之大义谴责殷纣离经叛道，从而将近在眉睫的战事定位为恭行天之罚的圣战。“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 77――如此谓语后置句式可能受到楔形文字语法的影响。牧野之战本是华夏民族内部思想观念迥异的两大派系争夺领导权的战争，大量夷人的卷入使之愈显复杂，有别于传统意义上华夏各分支之内战或者华夏族与蛮夷戎狄之外战。参战的人数或可媲美战国时代后期规模空前的战役。其会如林的殷商之旅终因夷人之离心离德一触即溃，而纣也在绝望中自焚而死――三千年之父权社会由此一战定乾坤。
商周君主同为黄帝之子孙、帝喾之裔胄――前者以日为名，步武帝喾高辛氏；后者以姬为姓，取法黄帝轩辕氏。《穆天子传》记叙穆王驾八骏之乘西行以寻根，伯夭为导，造父为御，“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 78――虽近小说家言却折射出周人对于华夏民族之根源念兹在兹的心态。书中屡屡言及“西膜之所谓，”不知是否苏美尔语之音译。周人拓殖西陲历有年所，早在太王避戎岐下之时就开始营筑城郭室屋并设五官各司其职79――这一华夏殖民城邦不仅于戎狄环伺之下奇迹般幸存下来，且由小邦蔚为大国，最终使“皇天上帝改厥元子。”80岐周时代已行嫡长继统之制――所以当长子太伯、次子仲雍知悉太王属意其弟季历之子姬昌，便出奔荆蛮文身断发以避季历。81殷周继统判然有别：殷人大多兄终弟及，氏族形态应是合居之大家族；周人往往立子立嫡，社会基础当为分居之小家庭。原本亲如一体之大家族在其内部分化为货力为己之小家庭后，嫡长继统而为大宗，支庶析产而为小宗――彼此之间始可与言亲亲之杀以别差等之宗法关系。关中地区迟至商鞅变法才开始形成以兄弟分居之小家庭为单元的社会形态――可见当日姬周宗法制度之先进。周人在定鼎中原之后依父系宗法之纲维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所封姬姓之国大抵皆岐周或宗周之克隆。周之封建与秦之变法似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迫使上层贵族析产分居，而后者则强制下层民众析产分居――其意皆在增殖人口以培养国力。对于周室而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诸侯之析产除了仪仗礼器之类的硬件外，还有建立新的殖民据点所需的整套政府班底以及相当数量的华夏族裔属民――由此造成的人力资源之流失或为西周中叶以后王权衰落的一个直接的原因。“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82――郁郁周文正是经由遍布四夷的华夏城邦风靡东亚，从而使昔之蛮夷戎狄逐渐开化而为“华人。”自炎黄争胜以至殷周对决可以看出华夏殖民者内部分化为不辨华夷以融于土著的一派以及恪守传统用夏变夷的一派――周人封建之成功标志着后者全面驾而上之。从《左传》、《国语》上看，彼时之贵族言辞简约老道，谈吐委婉含蓄，思虑深沉却无抽象之玄想，性情内敛似有表达之障碍。上流社会普遍注重衣冠礼仪，与希腊之裸裎为美恰异其趣――而文化艺术之色调亦不如后者明快柔和，似有阴森肃穆之气象。华夏民族向以讲究礼仪规矩著称――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太史秉笔直书而死，子路结缨正冠而亡。即使生死相搏之战事亦规范有如奥林匹克竞赛，长勺之战鲁庄公以犯规而获胜，而泓水之战宋襄公则因循规而落败。“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 83――星罗棋布的华夏城邦在土著民族的包围之中犹如相互隔绝的海上孤岛，而以周礼为代表的三代礼乐文明则像一条无形的纽带将其团结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诸夏共同体。各诸侯国对待蛮夷戎狄之政策迥然不同，像夹谷会盟齐鲁双方之表现即为炎黄异德作了最好的注脚。“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84齐鲁两国本为殖民东夷之华夏城邦，在起点上或许相去不远――而日后之发展却大相径庭，齐为泱泱大国而鲁则积弱凌夷，追源肇始皆由各自民族政策之差异使然。同样的道理，魏绛和戎成就晋之霸图，由余谋戎开启秦之帝业――到了东周时代以种族隔离为基础的殖民城邦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竞争中渐趋消亡，而包容吸纳土著“野人”的超级大国开始脱颖而出，成为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霸主。至若南方之蜀楚吴越更是径以蛮夷戎狄自处，称王而不与中国之号谥。华夷融合加速了周礼之崩坏，而各国之地域色彩亦因之愈加凸显。春秋时期晋楚争霸仿佛唐虞三苗对峙之再现，而齐吴角逐则像颛顼共工争帝之重演。经历周人数百年封建殖民，王室所宅之中原终以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四夷仰望的精神高地，诸侯会盟虽尔虞我诈必以尊王为倡。孟子说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85――歆慕之情可谓溢于言表。而历史悠久的地域传统对于土著居民文化心理之影响同样无法轻忽――像越王勾践不惮艰辛迁都琅琊，起观台以望东海，86即有仰赖当地所祠之四时主号令东夷之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