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新论（2）

  : 北京日报

楚国因为政治上的封闭，导致优秀的人才不但不能在楚国得到重用，而且还深受迫害。春秋时伍子胥就是典型事例。楚平王抢夺了给太子建娶的妻子，担心太子建及太子建的太傅伍奢忌恨，杀伍奢。又因伍奢二子贤，欲杀二人，伍奢的长子伍尚被杀，伍子胥逃到了吴国。后伍子胥率吴国军队灭楚，申包胥“立于秦廷，昼夜哭，七日七夜不绝其声”，秦哀公怜之，说：“楚虽无道，有臣若是，可无存乎！”于是“遣车五百乘救楚击吴”，楚国因此才能在春秋后期苟延残喘下来。 战国时期，楚国虽有恢复，但要和秦国对抗，仍然是没有力量的。秦国的强势，以及楚国的羸弱，决定了战国时期的楚国处在一个不可能有大作为的时代。也正因此，屈原给楚王提出的连齐抗秦、杀张仪，不去武关会秦王的政治策略，楚怀王不敢接受。《史记・楚世家》载秦昭襄王约楚怀王访秦，“楚怀王见秦王书，患之。欲往，恐见欺；无往，恐秦怒”。昭睢建议楚王毋行，发兵自守，楚怀王儿子子兰说：“奈何绝秦之欢心！”楚怀王为了社稷，只能忘记自己这个君主的安危，亲赴秦国。《孟子・尽心下》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楚怀王也许做不到“民为贵”，但是，他知道在社稷存亡面前“君为轻”的价值判断，他不去秦国，则可能“危社稷”，所以，只得选择去了。
屈原是一个想在楚国有所作为的政治家，想拯救楚国，但是楚国不能给他提供大有作为的舞台。屈原不被楚王任用，怀才不遇，生不逢时。不能有所作为和想有所作为，这是屈原和楚国领导层发生矛盾的根源，也是他悲剧命运的根源。
与其说屈原是法家或者改革家，毋宁说他是一个坚守传统的儒家思想家
战国时期是一个巨变的时代，如何适应社会的蜕变，成了这个时代弄潮儿们追逐的目标，战国时期成功的政治家无不体现这个特点。法家、纵横家的成功，即是如此。
《史记・商君列传》载，商鞅因秦孝公宠臣景监求见孝公，先“说公以帝道”，“孝公时时睡，弗听”，谴责景监说：“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后五日，商鞅二见孝公，“说公以王道”，“益愈，然而未中旨”，“孝公复让景监”。商鞅三见孝公，“说公以霸道，孝公善之而未用也”，孝公对景监说：“汝客善，可与语矣。”商鞅四见孝公，“以强国之术说君”，“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商鞅的最高理想是帝道，其次是王道，再其次是霸道，而强国之术是他认为的最下道，但因为秦孝公认为“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久远，吾不能待”，商鞅就放弃了他的理想，而投孝公所好，但他自己知道，强国之术“难以比德于殷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