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围绕语言文字的思想论争（4）

  : 档案春秋

然而任何士人对“实用”这一时代需要也不能不有所因应，刘师培在1905年已提出一种文字分工、用古文以保存国学的主张，他引斯宾塞之言，认为文字进化与通常的天演之例不同，呈现“由文趋质、由深趋浅”的趋势。中国宋儒语录和元代词曲之盛兴，“皆语言文字合一之渐也。故小说之体，即由是而兴；而《水浒传》《三国演义》诸书，已开俗语入文之渐”。故“就文字之进化之公理言之，则中国自近代以来，必经俗语入文之一级。昔欧洲十六世纪教育家达泰氏以本国语言用于文学，而国民教育以兴。盖文言合一，则识字者日益多。以通俗之文推行书报，凡世之稍识字者，皆可家置一编，以助觉民之用，此诚近今中国之急务也。然古代文词，岂宜骤废。故近日文词，宜区二派：一修俗语，以启瀹齐民；一用古文，以保存国学。庶前贤矩范，赖以仅存。若夫矜夸奇博，取法扶桑，吾未见其为文也。”（注：刘光汉：《论文杂记》，《国粹学报》1年1期。）
这样一种应用与保存并行的取向并非刘师培一人独有，四川提学使赵启霖于宣统二年（约1910年）奏请设存古学堂时说：“国文盛衰之故，与国力之强弱相因：强国之文日见其扩张，则弱国之文日见其消缩。东西各国，每务推广其文字之实力，以恢拓其国力。我不亟图维持国学，将输入之文，既有喧宾夺主之患；固有之文，反有礼失求野之时。议者谓文学但取适用，若中国经籍之浩博、文理之渊深，不必汲汲焉专精以从事。不知中国之所以立国，既在文教，若举数千年优美独到之处，任其消蚀，将来更无以动人民思古之念、而激志士爱国之心。故普通之文学，以适用为宜；而精谐之文学，尤以保粹为要。”（注：《四川提学使赵启霖详请奏设存古学堂文》，《四川教育官报》宣统二年（约1910年）72期，收入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2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517-518页。）赵氏的观念与国粹学派的基本主张极为相似，他虽未必直接受刘师培前引文的影响，但多半接触过《国粹学报》一类印刷品。
高凤谦也主张“文字有二：曰应用之文字，曰美术之文字。应用之文字，所以代记忆、代语言，苟名为人者，无不当习知之，犹饥之需食，寒之需衣，不可一人不学，不能一日或缺也。美术之文字，则以典雅高古为贵，实为一科专门学，不特非人人所必学，即号为学者亦可以不学”。世界万国“视文字之重者，无如我国；而识文字之少者，反无如我国。虽曰文字艰深，学之不易，亦以应用之文字与美术之文字混而为一故也”。他断定，“欲文化之普及，必自分应用之文字与美术之文字始”。而“欲百业之兴起，必自视美术之文字与各科学等始”（注：高凤谦：《论偏重文字之害》，《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3卷，11-14页。）。不过，与刘、赵不同的是，高氏显然无意于保存，而着眼于更加面向未来的“百业之兴起”。
严复早在其《天演论序（手稿）》（1896年）中论中国“古书难读”时，已指出“书言不合”导致“故训渐失”（注：严复：《天演论序（手稿）》，《严复集》5册，1412页。）；他也认为“文辞”分雅俗两类，然却无意“修俗语以启瀹齐民”。梁启超在壬寅年（约1902年）的《新民丛报》上推介严译时，便指责其文过求渊雅，非多读古书之人难以索解。严复则以为，“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倍之气”。翻译虽不必“慕藏山不朽之名誉”（此谦词也，意实反之），但也不能苟然为“言庞意纤”的“报馆之文章”。若“徒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凌迟，非革命也”。他明确其所译乃“学理邃赜之书也，非以饷学僮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使其目未睹中国之古书而欲稗贩吾译者，此其过在读者，而译者不任受责也”（注：按严复根本认为“声之眇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于世俗之目，辞之衍者不可回于庸夫之听。非不欲其喻诸人人也，势不可耳”。这是其与刘师培等人一大不同之处。《严复致梁启超》，壬寅年三月，《严复集》3册，516-517页。）。
这一雅俗之间的选择可能受吴汝纶影响，严复曾向吴请教翻译时如何斟酌文字，吴以为文之雅洁最要，“若名之为文，而俚俗鄙浅，荐绅所不道，此则昔之知言者无不悬为戒律，曾［国藩］氏所谓辞气远鄙也”（注：《吴汝纶致严复》，1899年4月3日，《严复集》5册，1564页。）。许之衡于1905年论“文学”之“改良”则说，文学“宜适晚近，不宜返之皇古。虽不必效东瀛之文体，然亦当为智识普及起见，宁失之平易，无失之艰深。盖我国识字者太少，识古字者尤少。必字字返之古义，无亦与文字进化之公例不符且窒碍滋多耶？”（注：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国粹学报》1年6期。）许氏与严复态度相反，然两人均于二分之中仅取其一，与刘师培等人分而适应不同群体的取向有相当区别。
以当时的世风言，废弃汉文的主张仍嫌激进，或难得广泛的呼应，而有些无形的影响反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导致汉文的变色。实藤惠秀后来注意到，无意中的重复出现正是最后使中国人接受日本新名词的主要途径。他举例说，《译书汇编》在刊登翻译日文《经济学研究之方法》一文时，特说明“经济云者，理财或富国之义，因原文通用此名，故仍之”。梁启超便屡次试图纠正以“经济”译economics，该文译者显然对“原文”这一含义有所保留，但既为方便而“仍之”，则该词的反复出现（仅译文第1页便出现12次），终使读者习而不怪，最后达到不约定而俗成的效果。故“中国人虽然对这个日本词汇反感，而且企图改用其他词汇，可是在日本书的中译本内，却到处可见‘经济’一词，最后他们还是照日本词汇的老样子使用”（注：参见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311-3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