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报评论曹旭刚：在历史深处重温苦难

　　民国18年，即公元1929年，在有“金周至”之称的关中沃野之地——陕西周至县，一个被人称作王胖子的乡镇公务员，受命去乡间赈灾，不承想，被饥肠辘辘的灾民一拥而上，分而食之。这段让人不忍卒读的故事，并非小说
家言，而是《周至县志》中的真实诉说，史家于不动声色中，用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的命运，深刻揭示了大饥荒中的人性之殇。

　　对于现代人而言，这样的椎心之痛，已然在历史的缝隙中渐行渐远、摇曳消散；然而，最近上映的电影《一九四二》，又一次将这种人性中最为惨痛的记忆，重新呈现了出来。1942年的河南与1929年的陕西相比，仅有地域与受灾人数多寡的不同，但饥荒中苦难的大地、卑微的人命，并无不同。

　　看完《一九四二》的所有人，几乎都是在一片灰暗的情绪中走出影院的，即便车水马龙的街道上阳光灿烂，也难以消解这段历史带来的沉重；与之相似的是，陕西地区的老人，每每提及民国18年年馑，也总是一声叹息，难以言说。1942年的河南饥荒，使得河南300万人不幸殒身；同样，1929年的陕西年馑，亦有300万人因之殒命，流离失所者多达600万人，而彼时陕西全省人口数量为1300万。

　　其实，不管是河南还是陕西，不管是1942还是1929，都只是我们这个民族无数饥饿记忆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初则食树皮，继则卖儿鬻女，终则烈啖死尸，易食生人”，于浩渺的历史长河中，从来就不曾远离过这个民族的记忆——只不过，饥荒过后，幸存下来的人们，都不约而同地将这份残酷深埋心底，不敢轻易触碰。

　　但是，不敢触碰的原因，并非仅是因为其中的昏暗及惨痛；更是因为，与天灾交织在一起的往往是人祸。1942年的河南，日寇入侵，兵祸四起，政府挟制舆论、消极救灾，大小官员借机敛财；而1929年的陕西，亦是兵祸四起，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土地兼并日益严重，鸦片种植蔚然大观。也就是说，无论是1942还是1929，抑或其他的大饥荒，都生动地诠释了“天灾人祸”这一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词组。

　　大概，在所有由天灾和人祸而交织的灾难中，没有哪种灾难可以像大饥荒这样，彻底而深刻地瓦解一切美好。人命，宛如草芥；信仰，轰然倒塌；尊严，消散于泥泞；甚至连家国概念，也可以顷刻不见……逃荒，其实逃的不是荒，而是命。

　　饿殍千里的路上，粮食无疑是最为强大的存在，孩童也罢，青壮年也罢，学生也罢，都只在这里幻化成几升不等的粮食。对于大饥荒的人来说，最为残酷的无疑是，所有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都对苦难与死亡产生了极度的麻木，饥荒中，除了食物，一切都是浮云，一切都可抛弃，一切都可出卖。

　　对于电影《一九四二》来说，在上映之后，评价同其他影片一样，有人赞有人批。但某种意义上，电影的最大贡献并不仅仅在艺术手法上，相反，冯小刚能够用电影的方式，翻开历史的深层帷幕，重新让每个人温习饥荒、检阅人性，便已价值无限。想想看，在电影之前，又有几人还曾知道，1942的河南，有这么一段人间惨事？现在，又有几人知道，1929年的陕西年馑，其惨烈程度，丝毫不亚于河南1942？

　　都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换个角度来看，历史更应该是一面镜子。虽然，在中国人的心里，历来都有喜爱团圆、拒绝疮疤的潜意识，但是，冰冷而坚硬的历史，却常常透过历史的夹缝促使我们直面各种疮疤。毕竟，只有敢于直面曾经的苦难，只有敢于反省过往，我们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重复苦难。

　　事实上，人类历史上包括1942与1929在内的所有大灾难，从来都不是单独的某一项灾难。1942河南大旱，蝗虫之灾亦是铺天盖地；1929年的陕西，九十余县，县县三年大旱、六料绝收，蝗虫铺天盖地，而后瘟疫流行，冬日天气极寒，鼠灾肆虐……而百姓的避灾能力，早已在苛捐杂税、土地兼并、频繁的战事中，被消耗得干干净净。如此，无论倏忽到来的是何种天灾，百姓脆弱得如纸糊一般，没有丝毫的抵御能力。

　　邓拓的一部《中国救荒史》，从学术的角度清楚地诠释了灾荒在中国这个古老国度是何其频繁。虽然在这部巨著中，仅有宏观层面的冰冷叙述，未及小人物的命运起伏；但是，透过那一组组受灾年份、受灾面积及人数的统计，每个后来者都能于文字中，读到深沉的苦难及家国之殇。

　　今天，一部《一九四二》，重新让人们将目光投射到了过往的哀恸之中。每个人都试图通过电影寻觅历史，都试图通过逃荒路上的种种图景，铭记历史的深沉与冰冷。不过，在回望的时候，所有人务必要明白，灾荒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对个体生命及尊严的漠视。正常的社会中，可以让百姓拥有强大的备灾、救灾能力，从而无惧任何灾害；反之，则只能用人命与血泪，谱写出一曲家国挽歌。

　　《一九四二》是一部电影，但又决不止步于一部电影。河南1942，陕西1929，类似这样的每一个年份的背后，都是先人用悲惨生活铸就的惨痛教训；今日，我们理当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