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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地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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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之治 发表于 2013-3-6 18:5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 历史春秋网
“西安兵谏给了蒋介石沉重一击,使他对人心的向背有所领悟。”蒋介石逐步改变了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937年1月,国民党军队停止了“剿共” 行动。2月,蒋介石决定当前“五项方针”:避免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不说排日,而说抗日;加强军队训练,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分别物色品行方正之人才,共同救国;保障言论、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指出对外的方针是:“如超过忍耐之限度,则决然出于抗战”。对内承认“停止内战,和平统一”。这次会议国民党虽然没有放弃“根绝赤祸”的立场,但已发生明显的变化,由“武力剿共”变为“和平统一”,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主张,标志着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已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蒋介石最后在日本的大规模进攻下,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走上了抗日的道路,这对以后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3.“西安兵谏”的和平解决使中国革命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历史曲折,打破了蒋介石最后一次大规模“剿共”的军事计划
  首先,中国革命力量在革命斗争中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全国红军的总数由长征前夕的20万人下降到7万多人”,此后“西路军又在河西走廊地区损失2万多人”;全国各地原有的十几块根据地,只保住了陕北一块,虽然有所扩大,但范围有限;中共党员的人数大为缩减,党的威信和政治影响还没有足够普及深入到全国。然而在此时,蒋介石还在继续坚持其“援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处心积虑地以优势兵力组织进行又一次大规模的“围剿”,红军和陕北苏区不得不面临着极大的困难,这使得红军北上抗日救国的发动不可能,还势必被迫接受徒然自损国力的内战。这样一来,中国将不可避免地经历一场巨大的灾难,中国的革命史将要艰难而又曲折地向前迈进。
  其次,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的前四次“围剿”都失败了,但在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的第五次“围剿”中,蒋介石取得了胜利,红军兵力由8万多锐减为3万多,并且自红军长征取得胜利后,所活动的苏区几乎全是穷山僻壤、地瘠人稀、经济落后,难以保证军需民用及兵员补充,蒋介石要剿灭红军是有可能的。再次,蒋介石正式宣布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部”,并派遣张学良的东北军入驻西北,与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联合“剿匪”,并自兼总司令,以张学良为副司令,积极酝酿一场新的军事“剿共”计划。蒋介石大有乘胜追击、扫平“赤匪”而后挥戈东指、抗击倭寇之势。
   “西安事变”正是在这紧急关头发生并取得了和平解决,假如没有“西安事变”的发生,或假如没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我们必然将会看到中国革命力量更加巨大的损失。“西安事变”的突发,把蒋介石的“剿共”计划给打破了。


  三、结语


  综上所述,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取得了和平的解决,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更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作者:朱万红

  
    参考文献:


    [1]郭冠英.张学良在台湾[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
    [2]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西安事变资料[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3]李云峰.西安事变史实[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4]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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