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国际汉学研究
图为顾彬近照。
上周末，研究中国文学40多年的汉学家顾彬背着双肩背包，走上南京理工大学“艺文访谈”的讲台，全程用汉语和同学们分享对中国文学的感悟。他坦言对中国文学“爱恨交织”：不吝赞美中国当代诗歌、散文，同时又毫不客气地批评当代一些作家过度追逐名利，“快把自己卖给市场了”。他提出中国当代文学要回归文学本身，重建自己的家园。
没有一位汉学家会像顾彬一样，经常陷入争议中。2006年，他说“中国那些所谓‘美女作家’作品是垃圾”，被媒体放大成“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后来他说“中国有些作家在混日子”，则被写成“著名汉学家炮轰中国人就是在混日子”；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他依旧对莫言作品持批评的态度，遭到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公开质疑，认为他并没有认真读过莫言的作品，顾彬当时的回应是“再读一次莫言，再评价”。
被贴上了“爱放炮”标签的他，坐在记者对面，却有些拘谨，他一遍又一遍地解释“我不是那个意思”。
按正常逻辑，研修神学出身的顾彬和中国文学原本没有任何交集。但22岁时，他“偶遇”李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的诗句，自此痴心追随中国文学。从最基础的汉字学起，到成为名声显赫的国际汉学家，顾彬40多年的中国文学之路越走越宽：自1995年任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系主任后，他撰写的十卷本《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被很多人视为一部权威著作；翻译出版德文版六卷本《鲁迅文集》，陆续翻译过100多位中国现当代诗人、作家的作品，对中国文学在德语世界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在翻译领域做出杰出成就”，他上个月拿到了德国最高荣誉翻译大奖。
采访正值晚饭时间，“中午吃撑了”的顾彬，不吃饭，边喝红酒边接受采访。他形象地比喻“1949年之前的中国当代文学是五粮液，而1949年之后的，则是二锅头。”他进一步解释，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在于长篇小说，诗歌散文则“很棒”。
在他的文学标准里，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太简单了”，从语言、形式、思想到故事都有问题，“如果作家真想写长篇，应该多学习钱钟书《围城》。”他说钱钟书会讲复杂的故事，而不会像当代一些作家一样，无聊地花很多篇幅去写沉迷于感官刺激的男女关系，很难吸引读者去看第二遍。
另一方面，中国作家和作品对现实关心不够，“作家应该勇敢面对社会问题。德国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人的精神危机越来越严重，现在人们不是去找牧师、神父解决精神上的问题，而是去找哲学家，找作家。”他说，也许中国作家应该学习这点。
顾彬拿出批评长篇小说的力度，赞美中国当代诗歌。“诗人语言能力强，蕴藏的思想力量强大。”他说这些年自己带着一批汉学家，翻译了顾城、北岛、翟永明等人近三十本诗集，作品在德国卖得很好。他还经常和朋友在德语世界组织中国当代诗歌朗诵会，读者很多，德国主流媒体也舍得拿出版面，刊登中国当代诗人的作品。
“但在中国，诗歌的情况却有点尴尬，你们没有认识到诗歌的价值。”他抿了一口酒，低头，“这也许是因为中国和美国一样，有一个毛病，认为只有长篇小说才是文学，其他的都不算。”顾彬对这样的文学标准有点“耿耿于怀”。
在他看来，“很多写长篇小说的作家把自己卖给了市场”，这种现象一是因为这样的文学标准，再加上市场需要简单的故事，出版社想挣钱，而“中国一些作家功利心太重了”。他说，世界上很多伟大的作家在世时并无名气，曹雪芹在世时，《红楼梦》没几个人知道；尼采发疯前，自己想花钱出书，都没出版社要……“真正的作家，要有耐心，一百年后也许你才会被世人了解，当下应该把更多精力放在作品本身，而不是天天盯着市场——那不是文学，那是写畅销书的人干的事。”他调侃道，“我猜中国很多作家没有读过《庄子》，不然干嘛那么着急成名？”
重读莫言作品，顾彬会不会改变对莫言的看法？他对记者坦言，这十年来他批评莫言作品最多，即使现在莫言获奖了，即使很多评论家都赞扬莫言的作品，但他依然认为“莫言的作品有问题”。在他看来，莫言小说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爱和思想，他钟情于荒诞离奇的故事，叙述了一个缺少爱的世界，总是集中写一大群人，重复地写刺激感官的男人、女人、性、犯罪等，却没有作者的灵魂。小说成为莫言治愈他自己的“药”，却把困惑留给了读者，“只会给我们看很多现象，却没有揭示为什么会那样。”在顾彬看来，真正的作家一定会告诉读者为什么。
为什么莫言能获诺贝尔奖？顾彬认为是莫言遇到了好的英文翻译者葛浩文。葛浩文熟悉中国当代小说，深知中国当代小说的毛病在哪里，所以翻译时会有意删减某些地方。“如果葛浩文当年选择翻译王安忆的作品，王安忆没准就得诺贝尔奖了。”本报记者朱秀霞
(来源: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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