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以凤：事君尽礼非谄 再论《论语•乡党》中的孔子形象

《论语》二十篇，多为语录体，而《乡党》篇对孔子公私生活作了近乎白描的叙述，细致入微，栩栩如生，“宛然如圣人之在目也”（朱熹《论语集注》），最为特殊。此篇多处描述了孔子入仕为官的言谈举止，如“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君命召，不俟驾行矣。”孔子对君主、君命谨小慎微，被时人目为谄上之行，今人亦然，如有学者解“鞠躬如也”为“低头哈腰的样子”（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193页），或指出“这副卑屈身貌，现代人看来很不雅观”（李泽厚《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242页），更有人据此云他乃卑躬屈膝、奴颜媚骨之辈，为“犬儒”之属。因此，这些言行已成为如何看待孔子形象的关键问题。众说纷纭之下，弄清其言行背后的本意则显得十分重要。本文即对《乡党》中的孔子言行再作分析，以期还原孔子之真实形象。

一

其实孔子事君的仪态举止，早在当时就已招来非议，人言其谄！他曾叹道：“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论语·八佾》）虽然这并未能堵住彼夫之口，但此中一“礼”字，却告诉世人他事君的依据和原则。今天欲理解、明晓孔子在朝言行之真意，也需从“礼”上寻求答案。下面我们即结合古代礼制分析《乡党》中孔子有谄媚之嫌的举止言行。

首先，孔子入公门的情景：“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此段记载详细生动，若一副入公门图展现眼前。其中，“鞠躬如也”的姿态颇受后人非议。朱熹注曰：“鞠躬，曲身。公门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钱穆先生解曰：“鞠躬，一说，曲身义。一说，当读为鞠穷，谨敬自敛之状。……今从后说。”可见“鞠躬如也”，并非是畏畏缩缩、低头哈腰的样子，它内含着“礼敬”的深意，实乃孔子用肢体语言表达对君主最大的尊重。又据《礼记·曲礼》载：“大夫、士出入君门，由𫔶右，不践阈。”可知孔子“立不中门，行不履阈”之举完全是依出入君门的礼仪而行。“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乍看上去，孔子入朝堂，紧张得不敢呼吸，唯恐触犯君威，此副身貌最易让读者误会为卑屈之状。实则非也。郑玄释曰：“屏气自静，以俟君言。”朱熹注曰：“近至尊，气容肃也。”《礼记·玉藻》记载了君子见尊者的礼容要求：“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静，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色容庄。”可见孔子此举亦是谨守“声静气肃”的礼制而行，以严谨的仪容表达对君主的敬畏。

孔子在朝堂事君：“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马融注曰：“君在，视朝也；踧踖，恭敬之貌；与与，威仪中适之貌”。《礼记·冠义》载：“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端庄的礼容是礼仪的首要表现，此处孔子循礼而行，威仪中适，既充分尊敬君主，又未失常态。《乡党》还记载了孔子在朝堂上与君主、同僚的言谈举止：“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这里的孔子在同一场合却因人而异态度截然不同，亦多为后人所诟病，被视为媚上欺下之行。《礼记·曲礼上》言：“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规则，其核心思想是明分辨异，区分尊卑、上下、贵贱之等级。下大夫、上大夫与君主的地位各有不同，孔子恪守上下尊卑之礼，所以和下大夫交谈从容不迫，“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说话，和颜悦色，“訚訚如也”；君主在场，则显得局促不安，严肃谨慎。同一场合，因身份不同，孔子有着不同的容色仪态，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严谨合度的礼仪修养，实乃当时的礼仪要求使然，与趋炎附势并无关系。诚如明代学者李贽所言：“此圣人化工付物之妙，莫作势利看。”（李贽《四书评》，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88页）

孔子在朝堂之外，“君命召，不俟驾行矣”。《礼记·玉藻》云：“凡君召以三节，二节以走，一节以趋。在官不俟屦，在外不俟车。”《荀子·大略》亦载：“诸侯召见其臣，臣不俟驾，颠倒衣裳而走，礼也。”可知孔子迫不及待地先行见君，亦属笃行礼制之举。

《礼记·经解》云：“恭俭庄敬，礼教也。”礼者，意在教人们学会谦恭庄重谨敬，敬重国君自然也包含在内。孔子坚持“事君尽礼”、“事君能尽其身”，《乡党》中那些看似卑屈举止，实为孔子践行臣礼之行。国君是一国之象征，孔子尊君敬上无可厚非。即使在现代社会各种正式场合，人们对于国家领导人也通过起立、注目、鼓掌等方式表达敬意，其实与孔子的举止并无二致。只是当时礼坏乐崩，“君不君、臣不臣”，世风不古，孔子事君尽礼，甚至对于当时大家都抛弃的“拜下之礼”，虽然“违众”（《论语·子罕》），也恪守不已。世俗之人反而把他正常的礼敬当成谄媚而横加非议，故孔子有“事君尽礼，人以为谄”的苦恼。后来的宋儒说了公道话：“孔子于事君之礼，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后尽尔。时人不能，反以为谄。”（朱熹《论语集注》）

二

孔子一生志在克己复礼，他不仅仅独对君主敬重守礼，对其他人、其他事，也都是循礼而行，敬于心，形于外，绝非是趋炎附势、圆滑世故之辈。《论语》的相关记载，足以证明。

孔子居乡时，“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富贵不压乡党”，尽管乡人粗鄙无识，他并未摆士大夫或学者的架子，而是对父老乡亲恭敬有加，谦逊得仿佛说不出话。行乡饮酒礼时，“杖者出，斯出矣”，孔子让拄着手杖的老年人先出，以谦让的姿态表达对父老的尊敬。“食于丧者侧，未尝饱也”，对有丧事在身的人，孔子不仅表示同情，甚至在他们旁边吃饭都不曾饱。“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看见穿丧服的人、礼帽礼服的人和盲人时，虽然他们年轻，孔子也一定要站起来；走过时，必小步快走。以上种种，孔子对地位低下者、年老者、不幸者和年少者的态度，充分反映出他秉持“自卑而尊人”的精神，对世间人一视同仁，时时刻刻“修己以敬”（《论语·宪问》）。

具体到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言谈举止等点滴细节，孔子亦一以贯之地恪守礼制，身体力行。

在衣着穿戴上，孔子讲究与礼制相符，绝不随便。在色彩上，“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中国古制，黑为正式礼服颜色，绀緅接近黑色，孔子尊循古礼，故此两色不作镶边装饰；红紫是君王所用的贵重颜色，不用作家居衣服。除色彩外，孔子对衣服的样式、穿着时间亦据古礼而行：“非帷裳，必杀之。”非朝祭之服，用整幅布制成，一定剪裁一些布。“吉月，必朝服而朝。”即使是平时家居，也有具体要求：“当暑，袗𫄨绤，必表而出之。……亵裘长，短右袂。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

对于食，孔子也特别讲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其中“割不正，不食”，“不正”为不合“礼”，孔子务求“正”，对饮食除了讲究色香味外，还严格遵循礼仪的要求。

在住、行这些生活小节上，孔子也是以礼自守，一丝不苟。吃饭睡觉、乘车时各有不同的行为举止：“食不语，寝不言”，“升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连睡觉姿势、在家神态等都有讲究：“寝不尸，居不容。”

在言谈举止方面，孔子更是十分注重礼仪，在不同场合，与不同的人谈话，神态表情各有区别。“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于乡党，恭敬谦虚，“似不能言”；于宗庙朝廷，则谨敬而健谈。出使外国：“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礼，有容色。私觌，愉愉如也。”会见外国君、臣和享礼时，因身份、场合的不同，举止容态截然不同。“见齐衰者，虽狎，必变。见冕者与瞽者，虽亵，必以貌。”见到齐衰者、冕者与瞽者，虽然亲密，也都遵守礼而变换严肃庄重的神态。

可以说，孔子包括衣、食、坐、寝在内的一切举止都履礼而行，甚至是“席不正，不坐”，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钱穆先生评价道：“孔子一生，车辙马迹环于中国，行止久速，无不得乎时中。而终老死于阙里。其处乡党，言行卧起，饮食衣着，一切以礼自守，可谓谨慎之至，不苟且，不卤莽之至。”（钱穆《论语新解》，三联书店，2007，270页）基于此，我们再反观孔子事君的仪态举止，也就无可置疑了。所谓“踧踖如也”、“与与如也”、“鞠躬如也”、“不俟驾行矣”等无一不是孔子践行臣礼的表现，折射出他严肃认真的态度，绝无妄自菲薄、苟且卑屈之意。

三

柳诒徵先生曾云：“孔子颇尚刚。”并以孔子语录举例说明，如《论语·子路》云“刚毅木讷近仁”；《礼记·儒行》：“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居处不淫，其饮食不溽，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88页）洵为确论。从《论语》、《史记》等对孔子生平所为的记载来看，他不仅非谄媚卑屈、趋炎附势之辈，而是坚守节操、刚毅不屈之士。

孔子身处离乱之世，满怀治世雄心, 曾宣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他积极入世，汲汲仕途，但并非随遇而安，无条件地用于当世，而是有自己的原则，“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他坚决反对政治黑暗时，与统治者同流合污，提出了“君子谋道不谋食”和“君子忧道不忧贫”的仕途观。对于那些阿谀奉承、蝇营狗苟地谄媚之人，孔子深恶痛绝，曾批评道：“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

具体到君臣关系，他提出：“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其事君基点在于“道”，“从道不从君”，并非无条件服从君主，对君主可以采取不合作态度。故而当卫灵公“问陈”于孔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孔子借口“未之学”予以拒绝，“明日遂行”(《论语·卫灵公》)。对于为政，他所做的第一步就是“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把君与臣都作为有独立人格的个体存在。当定公问他“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他直言不讳地答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将君臣相对，且以君为先决和前提，要求君主依礼对待臣子，毫无卑屈之意。公元前497年，鲁国郊祭，他以大夫的身份参加，但执政者并未按礼制分赐他祭肉，在这种情况下，孔子毅然决然地离开父母之邦。他坚持礼制，绝不委曲求全的阳刚之气也展露无遗。故后世孟子解释孔子去意曰：“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孟子·告子下》）

孔子周游列国长达十四年，“干七十余君，莫能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史记·孔子世家》）。其实以孔子的才能和威望，只要肯放弃自己“克己复礼”的政治理想，投当政者所好，觅取功名富贵可谓易如反掌。但是孔子坚守节操、轻视富贵，曾云：“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他风尘仆仆，颠沛流离往来于各国之间，有时还被人围困，险遭戕害，即使“累累如丧家之犬”，依然守道不移，矢志不泯，以至于连城门管理者——晨门都称他“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论语·宪问》)。面对隐士长沮、桀溺的“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的讽刺，孔子仍旧坚定地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其百折不挠，坚强不屈的精神隐然可见。尤其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时，子路对其师言必称君子、现实却困厄的实况提出疑问，孔子仍稳如泰山、镇静自若，并告诫弟子“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如此逆境下，孔子“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如其自况：“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展现出一种不肯屈从、阳刚劲健的君子人格。

综上所论，《论语·乡党》中所记孔子那些看似卑屈的举止背后都蕴含丰富的礼制内涵，是他“事君尽礼”的具体表现。他在朝在野，乡里居家，皆守礼有度，文质彬彬，“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周易·系辞下》）。综观孔子一生所为，更能看出他绝非谄媚卑屈之辈，而是“从道不从君”，坚守节操、刚毅不屈之士。

(作者单位：中国孔子研究院 （原载《文史知识》2013年第2期）)

中国社会亟需礼仪的重新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