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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史] 千秋独有左文襄 左宗棠的丰功伟绩何止收复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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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受学 发表于 2016-4-11 21:1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千秋独有左文襄 左宗棠的丰功伟绩何止收复新疆

千秋独有左文襄 左宗棠的丰功伟绩何止收复新疆

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左宗棠、沈葆桢等福州船政代表人物浮雕

左宗棠(18121885年),是我国近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也是一位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中国,不奴颜媚骨,敢于抵御外侮的杰出爱国者。综观左宗棠的一生,审视他的历史贡献,可以归纳为三点,即:近代中国国家统一、主权完整的捍卫者;中国近代化的先驱者之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发展者和践行者。

早在左宗棠的青年时代,他就是一个关注国家前途、命运的有志之士。1840年(道光二十年),英国侵略者发动了鸦片战争,时年28岁的左宗棠不过是个山野草民,却极为关注时局的发展,勤奋搜集、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外国的资料,以便了解对手,认识敌人。他以保国卫民为己任,提出练鱼屯、设碉堡、简水卒、练亲兵、设水寨、省调发,编泊埠之船,设造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左宗棠全集》书信第16页,以下简称《全集》)等具体御敌措施。

1858年(咸丰八年),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法联军北上攻占大沽口。其时左宗棠仅是湖南巡抚的一位幕客,他却积极建议:夷务屈辱至极,恐将更有不堪者。然窃意华夷杂处,衅端之开必速。彼时以一支劲旅护天津,而后与之决死战,尚可得志。(《全集》书信一,第298页)形势发展果不出左宗棠所料,更有不堪的局面出现了:1860年(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占天津,劫掠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帝仓皇逃往热河行宫。此时,左宗棠已被任命为襄办曾国藩军务,并独自组成一支楚军。他立即向曾国藩请求,由自己率兵北上勤王,但此议因清廷已经与侵略者签订屈辱和约而未果。

左宗棠为捍卫祖国领土、主权完整而作出的最大贡献,是他在19世纪70年代力排众议,克服种种困难,率师一举收复新疆地区。1865年1月,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入侵我国南疆,势力直达乌鲁木齐,并建立了所谓哲德沙尔汗国的殖民政权。随即,沙俄趁火打劫,出兵强占伊犁,以作为它鲸吞新疆的桥头堡。英国也不甘落后,加强了对南疆的渗透,力图把阿古柏政权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新疆绝大部分地区沦陷,出现了严重的边疆危机,震动朝野。恰在此时,日本又从海上入侵台湾,西北、东南狼烟并起,海防、塞防同时告急。是否立即出兵收复新疆成为清廷内部争论的焦点。廷臣和有关督抚意见分歧,莫衷一是。直隶总督李鸿章提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李鸿章全集》奏稿六,第164页),要求停撤西征之军。陕甘总督左宗棠则一面强调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一面又指出出兵新疆是当务之急: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全集》奏稿六,第188页)他还反复重申:国家领土寸尺不能让人。最后,清政府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委以筹兵、筹饷以及指挥西征军的全权。

为收复新疆,左宗棠不畏艰苦,殚精竭虑,为西征筹兵、筹粮、筹转运。因军饷匮乏,不得不四处求告,甚至不惜背负骂名,重息举借外债。为提高西征军的战斗力,出关前还加强了部队的整顿和训练,配备了较为先进的武器,制定了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又重申军纪,严禁杀掠奸淫,并推行正确的俘虏政策,对被裹胁的俘虏发给衣服、粮食,予以释放,使敌人不稳的军心更加涣散,从而加速了阿古柏政权的崩溃。收复新疆之役在左宗棠的运筹帷幄和广大将士的英勇奋战下,在全国人民特别是新疆各族民众的大力支持下,一路势如破竹。从光绪二年六月至光绪三年十一月历时一年半,终于收复了除伊犁之外的全部失地。

为收复伊犁地区,左宗棠一面反对赴俄使臣崇厚签署的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痛陈目前之患既然,异日之忧何极?此可谓叹息痛恨者矣!(《全集》奏稿七,第421页)一面提出先之以议论,决之以战阵的方针,并拟定了一个三路出击,收复伊犁的计划。已近古稀之年的左宗棠老当益壮,大义凛然,表示衰年报国,心力交瘁,亦复何暇顾及!(《全集》书信三,第535页)1880年5月(光绪六年四月)下旬,左宗棠率亲兵千余人舆榇出关,把大营从肃州(今酒泉)迁到前敌哈密,既表示抗俄的决心,也做好了捐躯沙场的准备。1881年2月12日(光绪七年正月二十三日),中俄新签了改订的《伊犁条约》,由于谈判代表曾纪泽的外交努力和左宗棠的积极备战,伊犁地区的大部分回归祖国怀抱,但仍有霍尔果斯河以西的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沦为异域。此外,清政府还支付了一笔900万卢布的所谓赔偿费。这仍是个不平等条约,但相比崇厚签订的条约,总算收回了一些权益。

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及新疆重归版图后,左宗棠力图为新疆划久安长治之策。在经济上,他着力于减轻赋税,修筑道路,兴修水利,推广蚕丝;在政治上提出设行省,改郡县,先后五次奏请在新疆建省以巩固国家统一。

收复新疆是左宗棠一生中的得意之笔,也是中国近代抵抗外侮史上(除抗日战争外),中华民族难得一见的胜利。这一壮举不但为全体中国人所赞叹,也得到外国有识之士的高度评价。1890年,有位叫史密斯的美国人在他的著作《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中评论道:左宗棠的农垦大军彻底完成了它的使命,其伟绩可以这样评论:在任何现代国家的史册上都是卓著的。

左宗棠的部下和朋友杨昌濬曾赋诗一首歌颂收复新疆的壮举,诗云: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这首诗改造了唐诗《凉州词》中的佳句,展现在人们眼前的一幕是:西征的清朝大军沿着夹道成荫的左公柳,把春天带到边塞,让春风吹拂到玉门关外。

进入19世纪80年代,法国侵略者于吞并越南南部后,继续进攻北越,并觊觎我国西南地区,甚至疯狂叫嚣必须征服那个巨大的中华帝国。面对侵略者的步步紧逼,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左宗棠清醒地认识到窃谓和局可暂不可常,其不得已而出于战,乃意中必有之事(《全集》奏稿八,第262页)。基于这样的判断,他立即行动起来,巡视沿江炮台,校阅民间渔团,部署长江口防务,力主援越抗法。1884年(光绪十年),左宗棠在一份时务说帖中断言:迨全越为法所据,将来生聚、训练、纳税、征粮,吾华何能高枕而卧?若各国从而生心鹰眼四集,圜向吾华,势将狧糠及米,何以待之?此固非决计议战不可也。(《全集》札件,第607608页)

1884年8月23日(光绪十年七月初三日),法国不宣而战,其海军袭击了福建水师和马尾船厂,中法战争正式爆发。左宗棠以72岁的高龄及衰病之躯,被任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并于12月14日进驻福州。一抵前线,他立即布置防务,亲自巡视马江两岸,又派军乘渔船偷渡援台。并请移福建巡抚于台湾,迈出了台湾建省的过渡性一步。1885年9月5日(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左宗棠病逝于福州,临终口授遗折称:越事和战,中国强弱一大关键也。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怀恨平生,不能瞑目。(《全集》奏稿八,第604页)在祖国饱受欺凌、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左宗棠以其铮铮铁骨,报国豪情,锋颖凛凛向敌(《清史稿左宗棠传》),这样一种宝贵的品格和精神永远为后人所景仰,正如有人在一首挽诗中所赞颂的:绝口不谈和议事(所谓和议实则屈辱投降引者),千秋独有左文襄!(《全集》附册,第783页)

19世纪中叶,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李鸿章语)。这一变局的特征是近代化的历史潮流席卷着世界,也席卷着中国,近代化的标志,是发展科学技术,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而中国早期的近代化则是从军事层面开始的,其主要目的在于抵御西方列强入侵,即魏源倡导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对此,左宗棠极为赞赏,认为默深《海国图志》于岛族大概情形言之了了,譬犹禹鼎铸奸,物行无遁,非山经海志徒恢奇可比(《全集》书信三,第346页)。为把师长的主张付诸实践,他大声疾呼:策士之言曰师其长以制之,是矣。一惭之忍,为数十百年之安,计亦良得,孰如浅见自封也。(《全集》诗文家书,第292页)

左宗棠把师夷长技的首选定位在仿造轮船上,因为从海上用兵以来,泰西诸邦以机器轮船横行海上,英、法、俄、德又各以船炮互相矜耀此时而言自强之策,又非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之不可(《全集》札件,第575页)。1864年,左宗棠曾在杭州试造蒸汽船,1866年(同治五年),他正式上折要求建设近代化造船厂:臣愚以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建造轮船不可。左宗棠形象地比喻说: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全集》奏稿三,第60页、第63页)

正是在左宗棠强烈要求下,清政府迅速批准了兴办近代造船厂的计划。1866年8月,左宗棠选择在福州马尾山下购得民田100亩为厂基,并聘请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为正、副监督,创办了马尾船政局(亦称福州船政局)。他一面从外国订购造船机器、轮机和船槽等;一面聘请西方工程技术人员。同时,设立求是堂艺局(即后来的船政学堂),以培养本国的造船和驾驶人才。不久,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特推荐久负清望的沈葆桢出任总理船政,他自己也表示身已西行,心犹东顾,一直关注着马尾船政局的建设。马尾船政局终于成为我国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造船厂,为中国制造肇端之地(《邮传部奏议类编》续编卷一),亦可谓中国海军萌芽之始(池仲祐:《海军大事记》)。

左宗棠来到陕甘后,也非常重视西北地区的开发建设,特别对在甘肃创办近代民用工业寄予厚望。早在创办马尾船政时,他就提出有适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全集》奏稿三,第61页)。1878年5月(光绪四年四月),左宗棠委托上海采运局委员胡光墉向德商订购织呢机器,招聘德国技术人员,利用西北盛产羊毛的优势,设立机器毛纺厂,以为边方开此一利(《全集》书信三,第297页)。1880年5月(光绪六年四月),购自德国的机器设备4000余箱辗转运抵兰州,计有各种机器60余台,纺锭1085个。是年9月,兰州机器织呢局正式开工生产,成为我国第一家机器毛纺厂。虽然该厂后来因经营不善被裁撤,但毕竟是我国近代开发大西北的先声。左宗棠也不愧是我国近代化的先驱者之一。

左宗棠的历史贡献还表现在他是一位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者、发展者和践行者。他不仅是我国近代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的爱国思想、经济思想、从政理念、军事思想、教育思想都有独到之处。

中国自古即提倡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斗争精神和成仁取义的献身精神。左宗棠不仅秉承先贤遗训,而且付诸实践,在中国近代反侵略斗争中,他始终坚持抗击外侮,反对妥协、投降。当英国侵略者挑起鸦片战争时,左宗棠振臂高呼:和戎自昔非长算,为尔豺狼不可驯(《全集》诗文家书,第459页)。当新疆大片土地沦丧,边疆危机空前严重时,左宗棠愤然表示:何敢自惜残生,置身事外。(《全集》奏稿五,第403页)为收复被沙俄强占的伊犁,他又舆榇出关,并表示:至马革桐棺,则固非所计矣。(《全集》书信三,第583页)在中法战争中,他宣称但能破彼船坚、炮利、诡谋,老命固无足惜!如遇寇警,防所既是死所,当即捐躯以殉(《全集》奏稿八,第263页),其铮铮铁骨、为国效命的精神无愧于中华民族的英雄。

自强、自立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左宗棠从救国、救民的目的出发,坚持对自强精神的追求。他说:我能自强,则英俄如我何!不能自强,则受英之欺侮,亦受俄之欺侮,何以为国?(《全集》书信三,第570页)此言是多么深刻且有远见,即使在今天,仍可作为全体中华儿女发愤图强、实现中国梦的格言。

左宗棠还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强调为政先求利民,民既利矣,国必与焉,欲知民事,必先亲民,一片心肠都在百姓身上(《全集》札件,第427页、第270页、第139页),并进而提倡兴利除弊,为民造福。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陕甘主政十几年,坚持整顿吏治,严惩贪污,禁种罂粟,举办赈务,振兴农牧,筑路植树,开矿设厂,兴办教育。凡是于国于民有利的事,总是尽力去做。左宗棠为官,不但奉公守法,认真做事,而且严于律己,磊落做人。他拒收任何不正当的收入,俸金多用于捐款赈灾,兴教办学、资助廉吏,正如他在一封家信中所言:我廉金不以肥家,有余辄随手散去,尔辈宜早自为谋(《全集》诗文家书,第196页)。在晚清官场,这是一般为政者很难做到的。时至今日,也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诚然,如同一切历史人物一样,左宗棠不是完人,他必然受到历史时代、阶级地位和个人思想认识的种种局限。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他不可能跳出封建旧垒,他的思想和行为必然会打上时代烙印,这是毋庸讳言的,也是我们不应苛求于前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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