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安处是吾乡仕途多难的苏东坡如何化苦为乐

此心安处是吾乡仕途多难的苏东坡如何化苦为乐

每读《苏东坡传》（林语堂著），总为苏轼多才多艺的禀赋所折服，为其跌宕起伏的仕途所感慨，为其化苦为乐的生活态度所鼓舞。他是士大夫，是诗人，是皇帝的秘书，是心肠慈悲的大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他在不同的角色间来回切换、顺利过渡。他一直身处政治漩涡之中，却光风霁月，超越狗苟蝇营的政治勾当；他面对世俗的荣华富贵，不忮不求，宠辱不惊，随时随地吟诗作赋，纯然表达所思所感；他一生颠沛流离、苦难连连，却心安随缘，旷达洒脱。他之所以有如此修为，正如其词《定风波》中所言：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忘怀于得失，心安于当下，避免了人生无根蒂，飘若陌上尘的悲剧，获得了心灵的宁静和精神的升华，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对待官场进退的淡泊之心。封建时代学而优则仕是许多人的基本价值选择。苏轼少负才名，博通经史，考中进士。他一生坎坷，多次沉浮。在宋神宗时曾受重用，然因新旧党争，屡遭贬抑，出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方官。哲宗即位后，高太后听政，苏轼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不久又接连升任至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其时王安石为首新党被打压，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他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赴杭州当太守。又因作诗讪谤朝政，被人构陷入狱。出狱后被贬黄州。此后多次贬官放逐，远赴惠州、琼州，一直到儋州（今海南儋县）。苏轼过山车式的政治生涯，足以令常人惊恐不已、心如枯槁。而他却随缘自适，深自省察，努力物我两忘，寻求心灵的真正安宁。黄州时的日子非常艰苦，那儿是长江边上一个偏僻小镇，可他依然把生活过得活色生香。他有时芒鞋竹杖而出，雇一小舟，与渔樵为伍，消磨时光。被醉汉东推西搡或粗语相骂，却自喜渐不为人识。他在论乐与苦的一篇短文里，即表示此种看法：乐事可慕，苦事可畏，皆是未至时心尔，及苦乐既至，以身履之，求畏慕者初不可得，况既过之后，复有何物比之？

对待事业穷达的仁爱之心。他为官从政尽心尽责，无论居届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总是力所能及为老百姓做实事、解难事。刚到杭州，而对水灾、旱灾、瘟疫，开仓济民，又拨出专款建立中国古代第一座公立医院。到了颖州、广州等地又兴修水利工程，造福当代百姓。他还建立孤儿院，创立监狱医师制度。每到一处，心系百姓，恪尽职守。被贬黄州有职无权，依然兼济天下。他了解到当地有一恶习，老百姓因天灾人祸，家庭不堪重负，往往淹杀初生婴儿，其中又以女婴为多。他闻之心酸，为食不下，多方奔走呼号，成立救儿会慈善团体。向富人募捐，用来买米、买布、买被褥，同时派人深入穷乡僻壤，调查贫苦的孕妇，对于答应养育婴儿的，则赠以金钱、食物、衣裳；凡捐款者、养育婴儿者，均记载功德簿，公告于众，以资弘扬，使垂范后世。他又身体力行，将俸禄中的大部分贡献给救儿会，自己不惜挨冻受饿。消息传出，百姓感动之余争相解囊，到救儿会捐献善款者络绎不绝。

对待环境顺逆的豁达之心。他一生沉浮起落，每一次被贬，都离京都越来越远，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差，可他能坦然处之。哲宗亲政后，被贬到惠州，这在当时是非常偏远落后的地区，也是最残酷的流放，但他随遇而安，丝毫没有被放逐的挫折感和失落心态。每天徜徉于荔枝林中，享受着适意的人生，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的千古绝句。一个春日的清晨，听到道院中传来一缕缕钟声，他又诗兴大发，写下了报道先生春睡迟，道人轻敲五更钟的略带慵懒的小诗。据说，这首颇具戏谑意味的小诗传到当时的宰相章惇耳中，使之勃然大怒。他无法忍受在岭南这种不毛之地，苏轼还过得如此舒服，于是又把他贬到海南儋州。这个地方当时条件很差，所有受迫害的旧党人士，他是唯一被贬到这里来的。在海南异常艰苦的生活仍然没能让他消沉，依然保持乐观的生活态度，正如其在《观棋》诗中所写：胜固欣然，败亦可喜。悠哉游哉，聊复尔耳。

苏轼的心安是对人生彻悟之后的精神自由，是聚散离合本是缘的达观，是得即高歌失即休的超然，更是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