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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邢文先生的这篇文章，从形制、书法诸方面论证北大简《老子》之伪。本刊于“国学争鸣”栏目刊出此文，意在欢迎读者关注的同时，期待北大简《老子》的整理者以及研究者对邢文的质疑作出回应，就相关问题开展讨论。我们相信，正常的学术争鸣，对于学术健康发展是有益的。这也是本刊一贯的态度。
四年前，我在《浙大藏简辨伪》上篇（2012年5月28日《光明日报》国学版）谈到，“有高校藏简本道家经典，字体前后不一，内容伪迹明显，从篇题到简文，在在可疑”；又于下篇（2012年6月4日《光明日报》国学版）建议，对于此类真伪存有争议的竹简，应考虑“不是以真简而是以问题简的形式公布，供学界讨论借鉴”。多年过去，这一道家经典——北京大学藏所谓西汉竹简本《老子》（以下简称“北大《老子》”）的种种伪迹，始终不能得到正常讨论。
2013年2月，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贰］》（即北大《老子》卷，本文所注均为此书页码），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首发式上，北大《老子》不仅被称作“迄今保存最为完整的简帛《老子》古本”，而且被誉作“完整而精善的《老子》古本”，为《老子》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见《光明日报》2013年2月25日第7版等）。2013年4月，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公布，北大《老子》赫然名列其中。同年10月，北京大学主办“简帛《老子》与道家思想”国际研讨会，邀集海内外部分知名学者，研讨北大《老子》的学术价值。12月，《道家文化研究》（第27辑）编辑出版北大《老子》研究专栏。至此，北大《老子》作为真实可信的珍贵善本古籍，得到了有关部门与学界名流的权威背书，而北大《老子》的真伪问题，似乎根本不曾存在。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一个负责任的学术界，不能不正视北大《老子》的真伪问题。在已经公布的北大《老子》材料中，有确凿证据表明：北大《老子》不仅是今人伪造、书法拙劣的汉简赝品，而且整理者在整理、发表材料的过程中，对整理时发现的伪简特征，有意识地作有技术调整，蓄意误导读者，涉嫌二次作伪。今举数例，试以技术书法学与文字学的方法，证北大《老子》之伪，请大家批判。
一、竹简形制辨伪
较之思想史与文献学的方法，技术书法学与文字学的分析，似有更强的客观性与可验证性。以技术书法学的方法，先对简帛书法载体作形制分析与数字人文处理，复原伪简制作过程中留下的技术破绽，可证北大《老子》简背划痕为伪。
⒈简背划痕之伪
2010年初，有学者整理竹简时再度发现简背划痕，提出讨论，引起学界关注。此后，简背划痕问题屡为海内外论文论著所探讨，并在很多情况下被视作真简的判定标志。然而，北大《老子》的简背划痕，却是证明北大《老子》为伪简的力证。
据整理者介绍，北大《老子》约有竹简223枚，目前存有210枚（第121页）。北大《老子》简背多刻有一道划痕，19枚简简背有两道划痕，2枚竹简（简84、简187）简背没有划痕，划痕线图均已刊出（第111-117页）。整理者称这些划痕有两个特点：一、“相邻竹简背面的划痕大多能够前后衔接，形成一条条完整的‘划线’”；二、“刻划是发生在编联之前”，“也就是说，制简工匠先在截成适宜长度的竹筒上划出螺旋状的划线，然后再将竹筒劈破，制成一枚枚竹简”（第228页）。在整理者公布的拼复图中（如图一、图二），简背划痕的这两个特点清楚可见：划痕前后相接，形成完整的“划线”；竹简长度一致，是形制规范的古代竹书。
但是，图一、图二的复原，与整理者的说明并不吻合：北大《老子》的简背划痕，事实上不能完全拼接。将图二上部的简背划痕放大为图三可以看见，大部分竹简简背划痕上下错位，彼此斜度不一，不“能够前后衔接”形成完整的划线。如取图二或图三中部相邻的第182、183两简，将其简背划痕按原有斜度上下延伸，可见这两枚相邻竹简简背划痕的延长线，在图三中形成两根相交的斜线——既不是整理者声称的与其他划痕“前后衔接”的“完整的”划线，也不是两根斜度相同或相近的斜线。
类似的例子在北大《老子》中比比皆是。如图四所示第86至92简（第113页），简86背面划痕的延长线，与“前后相接”的简87至89的简背划痕延长线，斜度迥异，不能用整理者的任何一说予以解释，决非“制简工匠先在截成适宜长度的竹筒上”一刀划出的结果（如图五所示），完全可能是作伪者试图伪造“前后衔接”的完整划痕未果，而留下的破绽。
⒉竹简长度之伪
简牍的长度，古书虽记有定制，但与考古所出实物并不相合。虽然如此，简牍的修治、编联，从简牍长短到契口位置等，仍有基本的形制规范。传抄《老子》要籍之前，把竹简修治整齐，约如图一、图二所示，属于起码的准备工作；简牍竹书，倘如图六、图七所见，简长高低参差，不会是古人所为。
然而，图六、图七正是北大《老子》竹书形制的真相。依据整理者公布的北大《老子》上经第二组（第111页）与第三、四组（第112页）的材料，按整理者的简背划痕作技术书法学复原，北大《老子》的编联原貌，即如图六、七所示。显而易见，如果北大《老子》的简背划痕不是伪刻，图六中的简32（即右起第三枚简）、图七中的简52、53（左起第五、六枚简），竹简高度均与邻简悬殊，决非古简之制。
这就是说，如果北大《老子》竹书为真，则其简背划痕必为伪刻；如果北大《老子》简背划痕为真，则其竹书必为赝制。其实这里不存在悖论：由下举证据可见，北大《老子》从竹书至划痕，皆为伪作。
如此基本的伪简特征，为什么学界视而不见？原来，整理者公布材料时略施小技，从图七简53处把竹简分组，使每组竹简拼复后的简长看起来相同（第111—117页）。一部北大《老子》被分作14组，每组简数少则6枚，多则18枚，按需分配，掩盖了竹简长度的伪简特征。
⒊“先写后编”之伪
北大《老子》简背划痕之伪，也为整理者主张的“先写后编”之说所确认。
北大《老子》是在竹简编联成册之后再抄写，还是在抄写之后才编联成册？这是与其真伪之辨密切相关的问题。整理者介绍，北大《老子》“简背划线非常连贯，说明在划线形成之后，简序基本没有扰乱”，因此，北大《老子》“先写后编的可能性更大，但不能完全排除先编后写的可能”（第234页）。既然不能排除“先编后写”的可能，为什么要主张“先写后编的可能性更大”？理由很简单，因为如果北大《老子》是先编后写的话，整理者就无法解释简84、简187简背没有划痕的现象。
在图一、图二中，可以看见简84（图一右起第三简）、简187（图二右起第二简）的简背没有划痕。如整理者所说，北大《老子》是“制简工匠先在截成适宜长度的竹筒上划出螺旋状的划线，然后再将竹筒劈破”制成竹简。假如北大《老子》是“先编后写”，竹简散失的可能不大，那么，每一根竹简简背都应有划痕，为什么有的竹简会没有？所以，整理者强调北大《老子》“先写后编的可能性更大”，这样就可用“抄写时原在该位置的竹简因写错而被废弃，替换上一枚背面无划痕的竹简”（第233页），来解释为什么有的简没有划痕。
然而，此说并不可信。
北大《老子》有简两百余枚，如果“先写后编”，未经编联的竹简在修治、储存、运输、写简等任何环节，都不容散乱，“制简、书写、编联三个环节必须衔接非常紧密，最好在同一地点完成”（第234页）。否则，数百枚简一旦散乱，依简背细微划痕恢复原序，实难想象。从整理者所说的制筒、刻痕到剖竹、排序，并按划痕之序汗青、修治、储存、运输，直至抵达装卸、存贮备用等，这一系列的处理、搬运过程，数百枚竹简既不能编联，也不容散乱，而且在取简备用及抄简前后，也是既要按简背划痕之序抄写，又要按既定简序排放，最后再编联成册。这一复杂、烦琐而又随时具有竹简散乱风险的过程，不论在现实中是否可行，都可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回避，并仍能达到保持既定简序的目的，那就是“先编后写”。
北大《老子》是“先编后写”而成，本无疑问。通观全篇，所有简文都避开编绳位置，是先编后写的常识性特征，如图八所截简1至简7（第3页）编绳部位所示。在图九底部居中，北大《老子》第154简简末的“下”字，精确避开下编绳位置，违例书于下编绳之外（第22-23页），是先编后写的明证。
北大《老子》先编后写，真相一目了然，整理者却视若无睹，为证明简背划痕的可信，力主“先写后编的可能性更大”，实属蓄意误导。
二、竹简书法辨伪
与简帛书法载体相似，笔墨形象与笔墨技法属于客观性证据。技术书法学对书法墨迹笔墨形象与用笔、用墨过程的模拟与复原，成为北大《老子》伪简的铁证。
⒈书于残简之伪
北大《老子》简背划痕的伪刻，也为北大《老子》的证伪提供了线索与证据。
图十是北大《老子》简2第二道简背划痕位置的正、反两面（第32页）。竹简沿划痕残断。简2正面断缘上下，分别书有“无”“以”二字。就结体而言，“以”字左右撑足，右磔雁尾，是汉隶的正常形态；但“无”字的结体，明显有异：虽然简有半残，但“无”字笔画几乎完整无缺，全字字形沿着竹简的断缘，呈弧形向上倾斜，避让断简的残边；“无”字右半字形，几乎挤压成三角形；“无”字的底部笔画也明显地偏向残简的左半，试图通过避让右侧的残断，写出完整的字形。比较图十一所列邻简简1的三个“无”字（第32页），可见每字均字形扁方，左右撑足，笔画舒展而无拥挤避让之意，与简2“无”字风貌迥异。
通过技术模拟图十“无”字的笔锋轨迹与用笔过程，可知抄手书写“无”字时，笔杆左倾，下意识地回避简右的残断，故字形有避让拥挤之态；而书写“以”字之时，束缚消失，笔杆左右开摆，字形左右开张，末笔雁尾极富抒情意味。这是书于竹简残断之后的技术特征。
图十简2沿划痕残断，也见作伪的痕迹：简2简背的此道划痕，与简1简背的划痕不能相接，在简3等简简背没有延续（第111页），不合情理；简2的此处残断，断茬之迹，多见圆浑，正反两面不能自然相接，似非未经处理的物理性自然折断。简2“无”字，书于竹简残断之后，结体、笔墨规避断痕，足证伪赝。
⒉拼复残字之伪
北大《老子》简52有5个“得”字，在图十二中依次录作1a至5a（第49页）。简52断作上下两截，残断部位恰为第二个“得”字，见图十二2a、2b及图十三2a、3（第49页）。不难看出，这一残简拼缀而成的“得”字，与同简其他4个“得”字，字形有着明显的异样。
从传统书法的笔墨与结体来看，残简拼缀的“得”字至少在5个方面与该简其他4个“得”字不同。
若把残简拼缀的“得”字图十二2a或图十三2a，用红框、白字分作图十三2b所示的5个部分，与图十二或图十三1中的其他“得”字相比较，可见图十三2b框1所示双人旁笔画的左端，即前两笔的平笔出锋、末笔的左波挑笔，都未完成；框4的竖弯左波，末端戛然而止，未见挑出，进而致有框5的空白区域。尤为反常的是框2位置的“目”与框3位置的右行长磔：框2之“目”过于扁长——试比较图十二1b与3b、4b、5b中红色竖线标注的竖弯笔画之竖与“目”框的位置关系，在正常隶书的此类结体中，竖划部分常居于偏右的位置，以便与竖弯左行的波挑相平衡；而图十二2b的竖划，却居于扁长“目”框的正中，不仅不合汉隶“得”字通行的结体，右下部也出现结体上没有理据的大片空白，而且全字字形也偏离了“得”字的常态，导致不应有的辨识困惑。此外，“目”下框3的右行笔画，收笔不但未按常例出锋，而且见有奇异的用水渲染之迹。这些有悖常态的笔墨技法与结体特征，正是作伪者失败的书法作伪所留下的破绽。
不仅如此，根据整理者公布的材料，运用技术书法学的复原方法，我们发现简52残断之处的“得”字，并不能被拼缀复原为图十三2a，而是应该拼复为图十四3。也就是说，简52残断处的“得”字在笔墨、结体方面的种种问题，既是作伪者在残简上伪书没有成功所致，也是整理者改变正常的拼缀结果所成。正常的拼缀结果，复原的是一个不成“得”字的图十四3；整理者为了使之接近作伪者试图伪书的“得”字，不惜对伪简材料进行了“二次作伪”。
⒊“二次作伪”之伪
在北大《老子》的简52上，整理者拼复的图十三3“可得而疏”，上接图十三1“可得而亲”（第49页），其大部分字形、书体、字距、章法等在拼复结果中彼此协调，上下呼应，似乎是出于一手、书于同时、见于同简的墨迹。但是，技术书法学分析显示，图十三3实为对简52合理拼复结果的改篡，是对伪简材料的再度作伪。简52残断处的合理拼复结果，当如图十四2所示。
需要说明，图十四2不是技术书法学的数字人文技术所拼复的结果，而是对整理者拼复过程某些环节的复原。也就是说，图十四2实为整理者拼接、缀合的结果，但为整理者所隐匿，整理者发表的是篡改后的拼复结果，即图十三3；图十四2对之加以还原，并昭之于众。
这一技术书法复原的依据，是图十四1所示整理者对简52的拼复图（第112页）。图十四1中，简52断作上下两截，上半截残简上的斜线，是简背划痕，对应于图十四2中的红色斜线。图十四2、图十四1分别示意简52残断部分拼缀后的正、反两面，两者互为镜像。
很清楚，整理者拼复的图十四1的线图，与他们所发表的图十三3的拼复结果，相距甚远；由图十四1、2的镜像可知，图十四1的拼复方案所对应的，正是图十四2的拼复结果。这一点，可由简52残简简背伪刻的划痕、非同简残断的残损状态以及图十四1、2的镜像所确认。值得注意的是，正是简52残简简背的划痕，确认了北大《老子》简背划痕实为伪刻的真相。
在《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贰］》所附活页中，整理者发表了支持其图十三3拼复结果的线图，相关部分可截作图十五。其中，一个细节出人意料：简52下半截残简没有简背划痕。
图十五中，简52下半截残简没有划痕，是证明北大《老子》为伪的铁证。
如果图十五的拼复是合理的，简52上半截残简有划痕的左半，下半截残简却没有划痕的右半，那么，制简过程中，划痕如何从若干邻简开始，划过简52的左半，跳过简52的右半，继续刻划到简53之上？这种形式的划痕，既不合理，也不现实，只能证明北大《老子》简背划痕为伪刻无疑。
如果图十四1的拼复是合理的，简52的上半截残简有划痕，下半截竹简正好是从划痕位置残断，那么，北大《老子》的简背划痕似乎可以被完美拼复（参见图七），这应该是整理者在第112页公布图十四1拼复方案的原因。但是，这种近乎完美的简背划痕的拼复，对应的却是图十四2“得”字不成其为“得”字的拼复结果，足证简文书法的伪赝。
可见，从简背划痕到简文书法，北大《老子》之伪，已有环环相扣的铁证。整理者曾有图十四1的拼复方案，明知图十四2的拼复结果，却隐匿材料，伪上作伪，炮制图十三3的拼复方案以误导学界，公然挑战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的底线。
（邢文，作者感谢2016年7月29日纽约“北大《老子》辨伪：技术书法学的视角”专题研讨会与会者提出的宝贵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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