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唐诗都在模仿它 “诗三百”究竟为何这么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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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风木瓜》

《诗经》的编订问题

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最早提出孔子删诗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孔子做了两项与《诗三百》编订相关的关键工作。第一项是去其重，即在3000余篇诗中，去除重复，校订错讹，编成了一个文献意义上的善本。第二项是取可施于礼义，即进行选择，也就是说，《诗三百》是以儒家理想作为编辑标准进而形成的新的精选本，与孔子所依据的此前的各种文本，具有根本的不同。

司马迁显然认定《诗三百》是孔子依据流传的大量文献重新编定，而非仅进行文献整理。东汉班固、王充，唐代陆德明，宋代欧阳修、程颢、王应麟，元代马端临，明代顾炎武等，均沿袭司马迁说。司马迁、班固、王充等，都是时间距孔子最近的汉代著名史学家或思想家，他们可以依据更多、更可靠的调查和取证，来做出史学或诗学的理性判断。

学术界一般认为唐代孔颖达主持编撰的《五经正义》，其中最早对司马迁删诗说表示怀疑，认为先秦典籍中，所引《诗三百》以外逸诗数量相当有限，由此推测当时不可能存有3000余篇诗供孔子删选。南宋郑樵、朱熹也不相信孔子删诗。但这些有限的怀疑，并没有动摇时间更早的司马迁以来的基本判断。

转折点在清代，朱彝尊、赵翼、崔述、魏源、方玉润等均否定孔子删诗说。由于否定者众，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论题的方向，也相当程度上影响到现当代学者。这里需要指出，清代对删诗说人多势众的否定，有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就是在清朝文字狱的重压之下，学者无不噤若寒蝉，唯有回头翻检古籍，寻求发展空间。

随着时间的流逝，证据的模糊，这就为疑古思潮留下了巨大空间。但章太炎、郭沫若、郑振铎均坚定支持孔子删诗说。郑振铎在《文学大纲》中指出：如无一个删选编定的有力的人出来，则《诗经》中的诗决难完整地流传至汉。这有力的删选编定者是谁呢？当然以是孔子的一说，为最可靠，因为如非孔子，则决无吸取大多数的传习者以传诵这一种编定本的《诗经》的威权。郑振铎这一段论述很值得注意，因为怀疑、否定孔子删诗说的一个显著缺陷，就是无法找到孔子以外可以编定《诗经》的人，《诗经》的编定于是成为无主公案，这正是疑古主义必然要走向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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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近、现代学者大多沿袭清代学者的疑古思潮不同，当代学者显然更为自信，对传统文化则更多尊重和接受，支持删诗说的学者更多。初步统计，近40年数十位学者发表的专题论文，近四分之三支持孔子删诗说，且这些论文多发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史哲》等重要期刊上，反对删诗说的论文基本上不见于重要专业期刊。从2012年到2015年共四年间，支持孔子删诗说的专题论文15篇，反对孔子删诗说的论文仅1篇。这个比例是很有说服力的，表明支持孔子删诗不断有新材料、新证据发现，而反对孔子删诗说很难发现新材料、新证据，只是在概念上重复一些质疑。近四分之三的巨大比例，意味着有必要反思清代以来的相关结论。

尤其是，司马迁删诗说描述了一个关键史实：从孔子逾战国至汉武帝时期距离真相最近的400余年间，包括战国时期墨、道、法诸家，当时社会均对儒家编定《诗三百》无异议，否则司马迁及班固、王充等，不可能不从历史的角度记载相关争议。

判案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谁距离现场更近，谁的证据就更可靠。在《诗经》编定这一个争议中，距离现场最近的，无疑是墨子、司马迁、班固等，司马迁、班固还是公认的良史。表示怀疑的唐代的孔颖达，距离现场已经超过1000年，距离司马迁也有700余年，更不用说清代学者距离现场已经超过2000年。

当代否定删诗说的学者多引《左传》中的季札观乐这条材料，来说明在孔子年幼的时候，已经形成了规模差不多的《诗经》选本。可是，汉代专治史学的司马迁、班固，不可能不精研《左传》，像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为何不采用这条材料？撇开这条材料的真伪不说，它无论如何也无法证明在孔子年幼时存在一个可以称之为诗三百的选本：这条约700字的观乐材料，连诗这个字都没有出现！正是考虑到司马迁、班固治史学的严肃性，以及他们更接近相关事实等因素，删诗说不宜轻易否定。当然，在孔子删诗之前，还经过了一些大大小小的相关的阶段性整理，孔子应该是在前人整理的基础上，进行最终的编定、校定。即《诗经》的编纂，还是一个融合了群体智慧的综合性工作。

《诗经》的思想与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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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风采葛》

《诗经》的思想艺术价值有多高？据统计，出自《诗经》原文和《诗经》诗句经过简化形成的成语就有150条以上，平均每2首诗就有1条成语，留下了许多今天仍然鲜活的语言形式及其承载的文化意绪。例如《周南关雎》的窈窕淑女求之不得辗转反侧，《邶风击鼓》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王风采葛》的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等。这些富有活力和凝聚深厚文化内涵，同时也相当程度凝聚着民族品格且十分精辟的成语，至今仍丰富、充实中华文化的血脉和语言库。这在中国诗歌史上是仅有的，即便《全唐诗》或精选本《唐诗三百首》，也无法超越这样的典范水平。

第一，《诗经》对当时社会政治、征战徭役、经济活动都有细致、深入的描绘，具有极为宝贵的历史文学价值。

《诗经》对贤能的执政者表达了深厚的爱戴，例如《召南甘棠》，诗中说那一株郁郁葱葱的甘棠树，是贤臣召公当年面向百姓公开处理政务和休息的地方，要永远保护好，不能损毁，由此可以推测西周早期政治风气及其与人民的亲近联系。

不过《诗经》也有不少诗篇在总结教训、警醒执政者，像《大雅抑》指出颠覆厥德，荒湛于酒，《大雅荡》指出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还有不少诗篇揭露了统治者的恶行和对残酷压榨、贪腐的痛恨，这一类诗篇如《鄘风相鼠》讥讽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魏风伐檀》批判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魏风硕鼠》控诉三岁贯女，莫我肯顾，誓言逝将去汝，适彼乐土。

周人对现实的清醒认识，是非分明的价值判断，对丑恶的严厉批判，从先进的文化层面夯实了这一个时代延续近800年的基业。《诗经》的征役诗，尽管其中不少诗篇描写长年在外，为王征战，不能奉养父母，不能安居乐业，内心痛苦忧伤，但一旦国家遭遇外敌入侵，则同仇敌忾，义无反顾，如《小雅采薇》描写岂敢定居，一月三捷，《秦风无衣》犹如军歌：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豳风七月》是《诗经》的标志性诗篇，它描写周人终年劳作、艰辛度日的境遇，几乎反映了那一个时代农业生产的全景。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从秋收天凉写起，严冬的酷寒，衣食的贫乏，作者对劳动者的同情以及人道主义精神，都跃然纸上。同我妇子，馌彼南亩春日载阳，有鸣仓庚七月亨（烹）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一年的劳作、艰辛，当时的农业耕作、粮食品种，劳动间歇难得的聚会，对未来的期盼，写得栩栩如生，因而今天还能看到约3000年前中国农民的生产、生活图景。

对这首诗的学术研究也取得了很多新进展。这里略举一例。《豳风七月》最后一段开头写道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汉代毛亨注：凌阴，冰室也。历来都认为，这是描写劳动者在冬季凿冰，然后放入冰窖，以供夏天取用。

这个理解有合理性，但也偏于狭隘。豳是周部落迁居之地，周代始祖后稷的曾孙公刘，带领周部族从今陕西武功北迁至豳，其地大致在今陕西彬县至甘肃庆阳一带。后来古公亶父又带领周部落从豳南迁到陕西宝鸡东北岐山下的周原，周部落从此发展壮大为西部强大的诸侯国。

有一位当代学者李子伟正好在甘肃庆阳长大、工作，其地正是商周时代的北豳地区，那里至今还存有公刘的享庙。这位学者详细考察了甘肃庆阳的历史地理环境，指出这是早在商周甚至更为久远的时期，就是中国最缺淡水的地方，河里流的水是咸的，既不能饮用，也不能浇地。到了冬天，河里结冰，冰是从咸水中析出的淡水，因为只有纯度较高的淡水才能结冰。结冰的时候，当地人就要到河里去凿冰，至今如此。这些冰一部分直接挑到地里，春暖之后融化浇地，另一部分放入凌阴。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二之日凿冰冲冲，为何三之日纳于凌阴。因为周历二月的凿冰，很可能大多挑到地里，优先满足农业生产需要，三之日才把更多的冰存储起来。豳人的冰窖是有限的，不至于需要两个月才能存满；但他们在当时的土地却是广阔的，这才需要辛苦劳作数月凿冰。这样就对历时两月的大规模凿冰的目的做了更全面的阐释。这一类文学地理学、历史学研究，以调查、实证，拓展了文学的视野，文学研究也打开了新的空间。

连唐诗都在模仿它 “诗三百”究竟为何这么经典？

南宋(传)马和之幽风七月图卷（局部）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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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传)马和之幽风七月图卷（局部）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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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传)马和之幽风七月图卷（局部）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第二，周人多姿多彩的情爱婚恋，以及乐观、坚韧的品质，树立了重要的社会典范。

《诗经》里和婚恋题材有关的诗篇，约占三分之一，是数量最多的。如果说生存和延续，是人类及文学艺术两大永恒主题的话，那么，《诗经》中以延续为主题的婚恋题材诗篇，则以它的丰富与厚重，展示了2500多年前周人的风采。《周南关雎》是《诗经》第一篇，描写君子淑女的恋爱经历。从诗中君子的含义及贵重器物钟鼓等来看，《周南关雎》显然不是奴隶或普通平民的恋歌，其中的主人公显然是商周时代高级贵族和位高权重的统治者。这首诗的典范意义在于，它描写了平等、自由恋爱模式。须知在商周时期，不少部落还流行群婚或野蛮的抢婚，像《周易》的卦辞、爻辞等文献还记载了这些与历史进步相悖的现象，乘马班如，泣血涟如表现了抢婚制度的残酷性。但《周南关雎》是彬彬有礼的君子与淑女的恋爱，即便位高权重的君子，求之不得也只能辗转反侧。婚恋方式的转变，是历史进步的一个缩影。文学以它的选择和方式表现了时代的进步。

周人的婚恋诗大多坦率直露，自由奔放。例如《郑风狡童》：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王风采葛》：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郑风褰裳》：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卫风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卫风木瓜》还描写了当时的婚恋习俗：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这应该是后来华夏各地抛绣球习俗的原始版本，就地取材，以木瓜木桃木李为绣球，男士则以各种玉为信物。这仍然是周人自由恋爱的一种形式。值得一提的是，周人的婚恋也有挫折，但是却没有像《孔雀东南飞》那样极端的悲剧描写。例如《卫风氓》，描写一个女子被无辜休回娘家，她的经历和刘兰芝类似，可这位周代女子并没有选择举身赴清池，而是毅然与负心人、与过去告别，选择从头开始，其风格哀而不伤。究其原因，周代女子所受礼教束缚应该相对较少，自由度和选择空间也更大一些，所以他们的情爱诗篇洋溢更多的欢乐，几乎不见极端决绝的诗篇。

这里谈谈《邶风击鼓》：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其中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在今天广为流传。但却有不少人误以为它是战争诗，例如网络上或一些注本随处可见本诗描写兵士久戍不得回家的心情，表达渴望和平的强烈愿望。诗从出征南行写起，再写了战后未归的痛苦，又写了战士之间执手相约，一直到最后发出强烈的控诉。

但南宋朱熹在《诗集传》里指出：从役者念其室家，因言始为室家之时，期以死生契阔，不相忘弃，又相与执手，而期以偕老也。朱熹说得很清楚，这首诗写的是从役者念其室家，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当初成婚时的誓言，是夫妻的牵手，不是战士之间执手相约，因此这是一篇周代军人的情爱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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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再进行一些考察。先说偕老一词，查《诗经》里一共出现4处，其他3处分别见于《卫风氓》：及尔偕老，老使我怨。及尔偕老跟与子偕老是相同的表达方式；《鄘风君子偕老》：君子偕老，副笄六珈；《郑风女曰鸡鸣》：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女曰鸡鸣》的与子偕老与《击鼓》全相同。首先要指出，这4首出现偕老的诗均在邶、鄘、卫、郑地区，相当于今河南东北部、河北南部这样一个很集中的地区，在其他地方没有发现使用偕老，说明它的地区性很强，是当地的一个习惯用语。

其次，《卫风氓》《鄘风君子偕老》《郑风女曰鸡鸣》都是没有争议的情爱诗篇，表明偕老一词仅用于夫妻之间，根本不用于战友之间。由此推断，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也不能例外，只能是爱情的强烈表达。其实，《邶风击鼓》里不我以归，忧心有忡，就指出了在外战士想念家人的强烈感情。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则表达天各一方（阔是分离的意思）、无法履行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诺言。

如果写的是战士之间执手相约，以上用词、诗句都无法解释，因为战友就在眼前，何来分离？这些误读、误传，应予更正。这里还要做一点补充，《邶风击鼓》诗句整齐，音韵优美。按照北京大学古汉语专家王力考证，阔说上古同属月部，同韵；手老上古同属幽部，同韵。正因为如此，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才以它的忠贞、优美，精炼、警辟，穿越近3000年时间，在今天仍然广为流传。

除了以上数量最多、影响最为深远的两个方面，《诗经》里还有史诗、祭祖祭神的颂歌、哲理诗、宴饮诗等。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分别是后稷、公刘、公亶父、文王、武王的传，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生民》描写周人始祖后稷诞生、成长及带领周部落进入农耕时代的故事。颇有意味的是，周人只知道后稷的母亲是姜嫄，却无法知道后稷的父亲是谁，只是描写姜嫄从神庙祈求得到了后稷。在它的神秘面纱背后，具有极为真实的民俗色彩，同时也是中国进入父系氏族关键转折点的文学写照，其价值无与伦比。

《周颂天作》歌唱太王、文王带领周人建设岐山下的家园，要他们子孙保之。《小雅鹤鸣》的主题有不同解说，其中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蕴含的意义，后来被荀子借用：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显然也蕴含深沉。由此来看，《鹤鸣》更突出的，或许是哲理的追寻。《小雅鹿鸣》虽是宴饮诗，表达的却是乐至友，求贤才的主题，这个主题后来被曹操在著名的《短歌行》中借用，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感叹之后，表现曹操求贤若渴以实现天下归心的理想。丰富的题材拓展了《诗经》的宽度、广度，多维展示了它的选择与倾向的进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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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的典范意义与影响

《诗经》虽然到汉代才被正式确立为经，其实它发挥经典的影响，却可以上溯到汉代以前。《诗经》的典范意义与现代价值，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

首先，是内涵层面的典范意义。《诗经》表现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约500年间的社会生活面貌，内涵极为丰富。周代诗人们对历史进步的高度敏感，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对丑恶的严厉批判，是非分明的价值判断，从先进的文化层面，夯实了西周和东周共延续近800年的基业。两周成为中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王朝，开创了许多重要典范，为历代推崇和沿用。

《诗经》的征役诗既表达了周人爱好和平、反对穷兵黩武的强烈愿望，同时也表现了他们同仇敌忾、保卫和平的坚强决心，同样具有极强的典范意义。《诗经》表现人民四季劳作、期盼和贫困，显示两周时代诗人关注民生、关注底层的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诗经》中的婚恋题材诗篇，表现了合乎历史进步潮流的新典范，展现了周人的活泼、开放、大胆追求，以及经受挫折的坚韧，也对历代社会基本单元的构建、和谐，产生了深远影响。《诗经》的流传不衰及其经典地位表明，诗歌从来都不只是聚散悲欢的个人抒写，同时也是时代风貌的深情展示，甚至是时代进步的重要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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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之《鸿雁》。

其次，是诗歌艺术的启迪。《诗经》开创了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正是由于对社会、民生的强烈关注与深情且精心的抒写，数千年来，诗歌赢得了社会和读者的推崇及巨大声誉。

《诗经》艺术探索还有两个方面极为宝贵。其一是赋、比、兴的表现手法，使《诗经》避免了单一的平铺直叙而更为丰富多彩，具有极强的表现力、穿透力。初唐时期，陈子昂提出了著名的魏晋风骨兴寄风雅说，力图匡正六朝以来内容狭隘颓靡、表现形式单一、追逐词彩华丽的歧途，为唐诗设计合理的方向和基本的理论标准，这被视为唐诗繁荣的理论保证。

风雅即《诗经》中风诗、雅诗融入广阔社会、民间，并提升其文化内涵的现实主义传统。兴寄即源自《诗经》的比、兴手法，明显针对初唐诗歌表现形式多为平铺直叙的赋法，以致太过单一、贫乏的现状。有唐一代，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等都在他们的诗篇或诗论中推崇风雅比兴。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反观今天的新诗，大致也是平铺直叙为多，运用兴寄进行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创造不足，与初唐时期整体上还比较狭隘、单一乃至浮躁何其相似。就像曾经引领唐诗的繁荣一样，《诗经》的风雅和兴寄，或许也可为现代新诗指明方向。

其二，《诗经》大多为相当整齐的四言诗，整齐使深情、厚重的内涵更为凝练、精粹。我曾指出，整齐是汉语的特质，世界上没有一种语言可以达到汉语的整齐程度。即使现代汉语，随便看宣传语、流行语，整齐、对称的文句比比皆是。汉语的这种特质，在诗歌中最为鲜明。不要说整齐的《诗经》、格律诗，即便是长短不一的宋词，其实里面也有很多整齐、对称的诗句。

由此来看，尽管新诗以自由活泼著称，但若要为汉语与文化发展作出贡献，为汉语和文化注入新鲜血液，仅追求自由而缺乏锤炼、精辟与必要的严谨形式，显然是有限的。新诗也需要在自由活泼的基础上，一方面追求贴近社会的深厚思想感情的抒写，另一方面把其中一些诗句提炼成厚重而精辟的文化因子，让一个时代的风采以更优雅的形式进入文化的深层积累。因为过分散漫的形式不符合信息流通的效率原则，不利于语言、文化的高频传播、高效接受和长期积累。

连唐诗都在模仿它 “诗三百”究竟为何这么经典？

张中宇，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